河东先生柳宗元
黄河流经河套平原后，在河口折向南，至潼关折向东，浩荡奔流至大海。黄河干流自北向南流的这一段，是陕西与山西两省的分界线。山西运城，在黄河之东，故此地又称“河东”，尤其唐代定都关中，与河东之地仅一河之隔，河东文化发达，名人辈出，柳宗元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柳宗元的故乡在今山西运城永济，此地唐属河东，故柳宗元又被称为柳河东、河东先生。他一生留下六百多篇诗文作品，乃“唐宋八大家”之一，可称为一代文豪，但他不仅仅是文学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利民思想，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回望，仍旧熠熠发光。
命不受于天
少年时代的柳宗元曾随父亲柳镇辗转于九江、长沙等地，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十分了解，在二十一岁进士及第踏入仕途后，他便开始热情宣传其“养民利民之术”。
古代君王常以“受命于天”来表达自己具有的无上权威，柳宗元在《贞符》一文中指出，所谓“受命于天”是虚假的、荒谬的，人民才是决定朝代更替的决定性力量。他写道：“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统治者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民，民心、民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祥瑞是不可靠的，只有施行仁政，才能使万民欢欣。
在柳宗元看来，统治者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应当鼓励百姓按照自己的优势与兴趣谋发展、求利益。在《晋问》一文中，柳宗元写道：“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民自利者，即顺人之欲，随人之性，而非让不懂民情的官吏去瞎指挥，如此反而挫伤了百姓的积极性。在柳宗元一篇有名的寓言文章《种树郭橐驼传》中，他批判“好烦其令”的为官之道，临民之官一会儿传达上级命令要求百姓用力耕耘，一会儿督促百姓早日收获，百姓为了接待他们连饭都吃不上，遑论顾及自己的营生呢？为此，柳宗元提出“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观点，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给予适当的指导，激发民众的积极性，不能用力过猛或全不用力，这种“民利观”对于今天我们如何顺应民意、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也有着一定的鉴戒意义。
民不为吏役
柳宗元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三十一岁任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官品级不高，主要职掌百官违纪，和现在的纪检监察干部的职责相当。后来，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生活的十年间，他一腔抱负难以施展，孤独万千却从未消沉，他更广泛地接触大众，对普通民众的艰辛生活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正是因此，成就了柳宗元创作上的高峰。
寓言作品是柳宗元的创作特色。他的寓言作品，多谈为政之道，风格独树一帜，读来意蕴悠长。在《梓人传》中，柳宗元描写了一位高超的“梓人”即木匠，他左手拿尺，右手执杖，工匠们围在他身边，他发号施令，命令工种不同的工匠们在适当的岗位上工作，而对于不能胜任工作的，则予以斥退。这位木匠就是柳宗元心目中优秀的管理者，他的心中有全局又了解具体的细节，手中有规矩制定规则，又有管理下属的威严。这样的人可以“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
对于即将到地方任官的官员，柳宗元往往在临别赠序中对他们敬告忠言。在任监察官员时，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明确提出“夫为吏者，人役也”，反对官吏是役民者的观念。后来柳宗元在永州时，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同样提出“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官员所受的俸禄，都是出自百姓的赋税，不可“受其值，怠其事”，更不可“从而盗之”。
柳宗元对有史以来的官民关系进行了一次重要的“颠倒”，认为民众是官吏的依靠，官吏应该对民众负责，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同时民众有权对那些“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吏进行黜罚。在一千多年前，柳宗元能提出这样的见解，实属难能可贵。
贫不以为忧
唐宪宗元和十年，柳宗元结束十年被贬永州的生涯，奉诏回京城长安，同年，又被贬为柳州刺史，四年后在柳州去世。
纵观柳宗元的人生轨迹，他始终关心民瘼、重视民生，从他的传世著作中，我们也可以深切感受到他用自身的行动践行着传统廉政文化，自然也有时代局限性，但在此之外，也有足令今人深省之处，值得我们在为官做人、干事创业中予以借鉴。
柳宗元体认到官员是为百姓服务的，官员的俸禄都来自百姓辛苦劳作而向国家缴纳的赋役，因此官员岂有不廉洁的道理？
柳宗元认为做官要懂得知耻。知耻责己，为的无非是“清白”二字，不给他人以诟病的口实，这是做官的底线和起点。在《雷塘祷雨文》中，柳宗元自述，自己任官“廉洁自持，忠信是仗”，意思是我以廉洁来要求自己，以忠信作为处事的原则。在《梓人传》中，柳宗元强调“夫绳墨诚陈，规矩诚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规矩一旦定了下来，就不得逾越，须严格遵守。柳宗元的一生坚守清贫，但他却不为此忧愁，而是能安然处之。柳宗元去世后家中没有积蓄，家人无力治丧，灵柩停放在他生前喜爱的罗池西北侧，到了第二年，亲朋好友帮忙筹集了丧葬费用，才将他的灵柩运回老家河东下葬。
清白、清廉、清正、清贫，构成了柳宗元的廉洁观。柳宗元在《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中，提及“嗣家风之清白，绍遗训于儒素”，可见这种清廉为官、清白传家的风尚其来有自，又传承有方。
（杜贞贞 卫佳/文《中国纪检监察报》）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