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汉代“国图”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对《史记》作出的评价。众所周知，祖籍韩城的司马迁，能够写出令后世惊艳的《史记》，与其出身史官门第、聪明睿智、善于调查、意志坚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除此之外，还与天禄阁、石渠阁有很大的关系。
天禄阁，坐落于西汉未央宫西北部的一面高坡上。石渠阁东距天禄阁520米，因其阁下有石砌渠道导水而得名，同样是高台殿阁建筑，但规模要比天禄阁大。天禄、石渠两阁，同处一条直线上，东西相对而立，是我国最早的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
天禄阁、石渠阁能够建立，汉代开国元勋萧何功不可没。公元前206年，刘邦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惟萧何独先入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萧何的做法，不仅使得这些重要的书籍档案幸免于项羽火烧秦都之难，更为日后西汉确立治国方略和律令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为了让这些重要的典籍资料得以保存，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萧何主持督建未央宫时，在前殿的北面、宫殿群的中间位置，主持修建了天禄阁和石渠阁，将自己苦心收集的秦代图籍档案存放于此。由此，石渠阁、天禄阁成为汉代的中央档案库，也成为皇家藏书阁，是群儒校勘经籍从事著述的处所。至汉武帝时，藏于两阁中的书籍已达13200余卷。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接任太史令。太史令是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的官员。根据阁藏史料，结合自己的游历考察，以及父亲收集的材料，司马迁潜心缀集《太史公书》（即《史记》）。出人意料的是，公元前104年，司马迁突然放下手头工作，与众臣提议造汉历。这既是分内工作职责之事，也是使命所在，不仅实现了司马氏“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光耀祖宗，而且还实现了孔子“行夏之时”的理想。
修订完《太初历》后，司马迁终于可以静下心来继续编纂《史记》。他依靠两阁丰富的藏书及档案，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翔实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在长达14年的撰写过程中，如果没有两阁的史料支撑和精神抚慰，不知司马迁的《史记》是否可以完成。只可惜，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未央宫遭遇火烧三日，两阁建筑及藏书也付之一炬，如今只留下两处高大台基，讲述着曾经的辉煌。但幸运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却传留了下来，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秦延安/文《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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