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公薛瑄述评
薛瑄是明朝初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其字德温，号敬轩，谥文清，于1389年出生在当时的河津县南薛里，即今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他33岁中进士，40岁出仕，先后担任过广东道和云南道监察御史、山东提学佥事、北京大理寺左少卿和右丞、南京和北京大理寺卿、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1464年去世，享寿76岁。他一生读书明理，躬身实践，廉洁自守，清明奉公，忠国爱民，依法惩贪，平反冤狱，注重教育，可谓政坛铁腕，学林巨擘。死后又被朝廷下诏，从祀孔庙，是封建时代少有的伟人之一。聪明神童 朴实才子
薛瑄自小资质聪明，勤奋好学。11岁时其父薛贞在四川马湖府担任平夷长官司的吏目，薛瑄随父读书。由于当地文化落后，土司**闻知薛瑄能文，就纷纷送子弟到薛瑄处伴读，还常常争请薛瑄到家教子弟吟诗作文，以小豚为回报之礼。十六七岁时，薛瑄随父到荥阳，父任教谕，瑄仍读书。时有以学问闻名的河南行部参政陈宗问来荥阳视察，瑄父陪陈泛舟河上，陈触景生情，随口吟出一句上联“绿水无忧风皱面”，然对句苦苦难得，向瑄父请教，不料瑄父也无以为对。此时瑄正好在场，遂朗声对道：“青山不老雪白头。”陈宗问惊喜异常，夸奖不已。归来索看薛瑄平日诗赋文章，极为赞叹，欲向朝廷荐其为“神童”，薛瑄忙以年幼学浅而推辞。陈宗问临离荥阳时，专门给薛瑄赠诗道:“知汝晚来成大器，愿修德业赞熙雍。”
薛瑄于此后对科举之学渐失兴趣，而醉心于宋朝理学思想的钻研。他苦读典籍，穷通精义，逐渐养成了清廉自好的情怀。时有姓陈的一位儒学教官给他送来一些青菜，他感激得吟诗道：“秋圃应知雨露多，嘉蔬分送奈情何。书生咬得其根味，绝胜金盘荐紫驼。”（《西州陈广文送菜》）这固然充满了对友情的品味，而另一方面也流露了浓厚的喜素厌奢之风。这种品质在他中了进士后的生活中，更加突显出来。他在中州买了一所简陋的茅屋，后来破漏，无力修补，但他并不厌弃这种清苦的日子，写了首歌行《茅屋漏》唱道：“……却忆唐朝老工部，西蜀草堂几风雨。亦有官居鼎鼐尊，欲起楼台无处所。昔贤穷达还复然，我何愠此沾湿苦。且待天晴饱读书，此屋区区不须数。”其意是以杜甫草堂为秋风所破以及有的古贤也无钱建筑楼台为例而自我安慰，说这屋还算宽敞，何须求全责备。一个在理学精神陶冶下安贫乐道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这种可贵品质，只有具备远大志向而不被纸醉金迷的人才能有。他在《登科后还家省侍》七律中就吐露了自己的豪情壮志：“君亲恩比沧溟大，忠孝深期愿莫违。”把君亲之恩看作大海一般深厚广大，向国家尽忠和对双亲尽孝，是他内心的宏愿。真可说他的一生言行，已于此张本。
廉以律己 严以惩贪
薛瑄出仕后进一步发扬了清正处事的作风，律己甚廉，惩贪又严。
当时沅州银场是制造货币的主要原料基地，国家经济收入的重要支柱。由于管理混乱，白银流失严重，很需要一位正气凛然的清官去整顿。薛瑄早有盛名，皇上就选他为广东道监察御史，监湖广银场。朝内许多**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大捞油水的肥差，纷纷向他祝贺。瑄举古诗“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以自警兼作答谢。他到任后，一些喜欢拍马的地方官和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竞相备礼要去拜见他，目的是为打通关节，求得庇护。薛瑄闻知就写了一首明志诗张贴于府门之上云：“有雪松还劲，无鱼水自清。沅州银似海，岂敢忘清贫！”这就把那些想来巴结的人堵在了门外，他们再也不敢上门了。
1430年薛瑄到辰州巡察，得悉此地五溪山恶虎出没，伤人害命，地方官却不闻不问。瑄立即给朝廷奏表陈情，皇上派将官武士杀死了四只恶虎，捕获了几头豹子，当地百姓方得安居乐业。这时那位不理民事爱拍马屁的县官，写了篇《捕虎颂》，备了厚礼求见薛瑄。薛瑄正色讽刺道：“你送的礼物是否太少了？打虎将士百余人，你该每人送一份才是！”县官尴尬，答说就办。薛瑄又教训他：“打虎将士功比天高，我有什么值得大颂特颂呢？”遂把马屁文章《捕虎颂》扔回他面前。县官浑身发抖，起身要溜，薛瑄又厉言道：“虎豹食人害命，已擒而杀之；而宰尽披着人皮的豺狼虎豹——贪官污吏们，比捕杀山中的虎豹更重要啊，你晓得吗？”把县官说得点头称是，落荒而逃。后来薛瑄赴京向朝廷弹劾了这个贪官，使其受到应有的惩罚。
薛瑄在湖广监察任上这样清廉自守，为民除恶，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敬仰，被称为薛青天。他离任后，老百姓在家中把他的肖像供奉起来，祝他长寿。
高扬傲骨 抗衡权奸
薛瑄居官理政清正廉明的佳话传到京城，朝中不少**向皇上举荐他担任更重要的职务。1441年他由山东督学佥事奉调入京，任大理寺左少卿。在此期间，他傲抗权奸、秉公办案的胆识，更令人肃然起敬。
当时有个宦官王振曾为皇上老师，受宠专权，许多**都怕他、顺他、讨好他。他因与薛瑄是同乡，意欲在瑄初到京城任职之际，施行拉拢，进一步培植个人势力，便派人向薛瑄送礼。瑄洁行自好，予以推却。送礼人说：此乃別人求之不得之事，你怎么能拒绝？这样下去，怕要惹祸。薛瑄充耳不闻，虽然其礼再至，终究固辞不受，更不去王府拜见。学士杨士奇、曹鼐知道后，恐薛瑄获罪于王，曾劝薛瑄道：先生被召为京官，固是我等所荐，而王振素闻君之美誉，在皇上前亦有好言，何不前去拜谢！薛瑄肃然拒之曰：“安有受爵公朝，谢恩私室之理！”后群臣议事于东阁，王振忽至，诸臣皆行跪拜，独瑄屹立不动。王振见状，专到薛瑄面前作揖致意，瑄不为还礼，使振讨了个大大的无趣。
薛瑄在执法任上，对王振操纵锦衣卫制造的十几起大冤案，更是大胆抗衡，平反昭雪，处理贺氏被诬一案，即其突出的一例。当时京城百户指挥刘某之妾卞氏，与王振之侄王山有奸，刘某死后，卞氏欲嫁王山，刘妻贺氏以守夫孝三年之礼阻其再嫁。卞受王山指使，诬告贺氏害死刘某，致贺氏被捕屈招，定为死罪。案报大理寺后，薛瑄发现其情不明，三次驳回重审。原审理此案的八道衙门因其与王振、王山有关，明知有冤，故意不作改判。王振、王山亦多方贿赂薛瑄。瑄置之不理，交由刑部重新审定，终于给贺氏查明冤情，放其出狱。之后，薛瑄紧追不舍，建议皇上将制造贺氏冤案的王振、王山及御史王文定罪。不料遭其反扑，被弹劾为“是古非今，妄辩已成大狱”，判为死刑，投入锦衣卫死牢待秋后问斩。薛瑄从容自若道：“辨冤获咎，死何憾焉！”诵读《周易》不辍。通政史李锡见薛瑄如此烈烈胆气，耿耿丹心，感叹道：“真铁汉公也！”后王文亲自提审薛瑄，薛瑄不仅严词拒绝，反而当庭揭露王文制造冤案事实。王文恼羞成怒，下令提前将薛瑄绑赴刑场杀头。社会舆论，一时哗然，王振贴身老家人亦为不能容贤而痛哭，王振为之心动。加之大臣王伟、李贤等紧急向皇上奏表申冤，薛瑄终被释放。
恤民之苦 解民之危
薛瑄面对朝中权奸的劣行，能如此大胆抗争，而对平民百姓的命运，则一贯关照有加。
1450年春，贵州、云南、四川一带发生苗民叛乱之事，皇上派兵前往征讨。薛瑄亦奉旨前去督办军饷，参赞军机。他深知苗民叛乱固然有少数分裂主义者作祟，而主要原因还是地方官吏横征暴敛，激起民变，曾写诗道：“贪官能致乱，选牧望天朝。”（《有感之五》）当主帅决定将苗民四面包围，全部歼灭时，他出于对受压迫的苗民的同情和促使苗汉两族团结考虑，力谏主帅对苗民恩威并用，以服心为主，晓以大义，能归顺朝廷者，从宽发落，死硬顽抗者，即予严惩。又以诗明理说：“但令疆围静，休慕简编青。”（《闻道之三》）意即只要边境安宁了就好，何必图青史上的武功之名。主帅采纳了他的意见，让他亲自起草了理明义显，情真意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布告，四处张贴。苗民终被感化，纷纷缴械投降，从而避免了一场流血。事后，他又体察民望，怀抱慈悲，回京向朝廷上疏要求减免苗民的贡赋。遗憾的是在一些奸佞蒙蔽下，皇上未予批准。薛瑄大失所望，吟诗寄慨：“钟期去后今千载，谁复人间是赏音！”（《琴》）借用伯牙和子期的故事，为自己在上流社会少有知音，高见忠肠不被理解而发抒苦闷情绪。他甚至焦灼地发泄牢骚：“君子虑兢危，小人尚欺诞。已矣无与言，归去耕吾畔！”（《浩叹》）说正直君子都在为国家而小心谨慎地防止危险，而奸邪小人却总是虚传假报，欺骗视听，和这些人还怎么合谋共事，不如索性回家种我的庄稼！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不过尽管如此，薛瑄仍不放过任何体恤老百姓的机会。1453年他任大理寺卿后，苏淞一带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饥民向富户借粮不得，反挨打骂，被迫出卖儿女和房屋土地，忍无可忍，向富户造反，烧其楼舍，抢其粮食，随后逃海避难。太保王文奉皇命捕获500余人，意欲以谋叛之罪全部论斩。诸臣不敢提出异议，唯薛瑄替民叫苦，据理抗辩，获皇上准许，使仅斩魁首三四人，余皆活命。王文没法，气得说：“这个老家伙比以前更倔了！”
精研性理 通晓化机
如前所说，薛瑄廉明清正，忠国爱民的思想作风，来源于他对宋朝以来性理学说的学习和实践。
他对理学的研习，自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史书载他“慨然以求道为志，一言一动，精思力行，如有与书不合者，终夜反侧不寐”。（《薛瑄行状》）出仕后在沅州一带任监察御史期间，对性理学说更加钟爱。《薛文清公年谱·明宣宗宣德七年》条下云：“先生在沅凡三年余……日夕精研理学，寤寐圣贤，手录《性理大全》，潜心玩诵，夜分乃罢。深冬盛寒，雪飘盈几，唔吚不辍。或时有所得，即起燃灯记之；或通宵不寐，味而出之，有不知手足之舞蹈者，遂积为《读书录》。”他还以诗的语言集中反映他研习理学的心得，认识到“千二年来治乱机，只从理欲辨安危”（《通鑑》），意即从三国到明代一千二百年的治乱原因，出在理欲二字，如能存天理，灭人欲，天下就大治大安，否则就大危大乱。这种治乱观，未触及经济运动和阶级矛盾这种本质原因，无疑有其表面性，但在当时一班士人普遍的认知语境下，也不失为一种正义的表达。他又说：“理在象中元不离，莫于象外用功夫。”（《观太极图之一》），认为万物之理藏于反物之形中，与属于万物本原的元气紧相符合，成了产生天地万物的本质因素。还说：“一理阴阳及五行，乾坤万物各生成”（《观太极图之二》），亦即理的规则作用和阴阳之间的相互对立、消长、依存、统一，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反生、反克这些变化形式的结合，产生了天地万物。随之又讲道:“群生已向无中见，一气还从静处移”（《冬至之二》），指出一切有生命和生机的事物，都在无形中产生，属于万物本原的气，也在冷静中发动，宇宙间总是静中含着动的机制。薛瑄这种对客观事物的来源、发展和转化规律的观察和了解，促使他总能从事物的细微变化中预见其先兆，由微知著，见几而作，从而规范了他一生的基本行事风格。在他退归乡里之后，对性理之学仍悉心精研，笔记心中所得，积为《读书续录》。
薛瑄平生对理学的突出贡献，是理顺了理和气的关系，主张“理只在气中，理和气一时俱有，不可分先后”（《读书续录·卷二》）。这就是说，事物的固有规律总是同时存在于事物之中，欲求其理，必据其物，即所谓实事求是也。这是薛瑄关于理气关系的唯物主义命题，纠正了朱熹的“理气决是二物”，理气之间“先有是理”的唯心主义错误。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成了薛瑄应事处人的理论依据，而且对明代中期罗钦顺、王廷相等人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启迪作用。
热心办学 奋力育才
薛瑄从自己学习和工作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要为国家造就人才必须重视教育事业，狠抓办学育才工作。
他出仕之前即申请从教而未能如愿，常以为憾。后来全国教学质量下降，科举合格者一年年减少，原因是提督学政的**多是外行，不得其人。于是，皇上下令选拔这方面人才。在吏部推荐下，皇上于1436年任命薛瑄担任山东提学佥事。薛瑄深以为幸，欣然道：“此吾事也！”由此开始了他在山东主管教育事业六年的生涯。他到任后首先拜谒了由宋代大学者朱熹立规讲学的儒学圣地白鹿洞，继而创办了新学府济南书院，重金聘请不少名流学者到书院执教。他以“复性”为主旨，认同朱熹的“性即理也”之说，主张性之在天是指“元亨利贞”，讲求根由、发展、适宜、中正；在人是指“仁义礼知”，讲求慈善、诚信、合规、明智。要人们的视、听、言、动均合此天人之理。“复性”者即此性式微时予以恢复。为此，他按“白鹿洞规”制订了从教之目、为学之序、处世之要、接物之则，要求改进学风，做到学以致用，并强调“诲人必因其才器而成就之”，亦即因材施教。或以书典，或以诗赋，或以字画，或以讲诵，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有一学生因家贫废学，屡考不中，要求退学，其师亦许。薛瑄询知该生在祭孔之日，跟着和尚学习击磬，就告其师道：“磬在八音中最为难学，而该生能为，可见其天资还甚聪明。”便不让其退学，并自掏腰包资助。后该生果然三考登第，被擢为进士。诸如此类，薛瑄主持学政六年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有的当了御史，有的当了巡抚，有的当了知府。
后来，薛瑄在政坛的曲折岁月中，目睹朝纲腐败，忠臣无果，遂于1457年6月上书获准，退归田里。但仍担忧皇业后继乏人，便将对现实政治的绝望转化为对新生力量的希求，起而讲学，奋育新人。他设教于河汾，四方从学者日众，至市馆不能容。依然以“复性”为本，提倡躬行实践，并常常写诗鼓励学生。其《新笋》一诗就以笋芽比喻年轻一代，说他们“锐若毛遂颖，森如羽林戈”，真是一派生气，尖锐森罗。“朝玩夕已高，旧竹时复过”，又长得很快，朝夕之间，变化明显，往往超过旧竹。写到这儿，诗人不由得勉励道：“相期保坚节，岁寒心靡他。”希望他们保持坚直的节操，遇到再困难的处境也不动摇。
就这样，薛瑄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知行合一的学者，形成了著称于史的“河东学派”，与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并驾齐驱，世称“南王北薛”。
纵观薛瑄的一生，可谓清廉自守的一生，正气凛然的一生，忠国爱民的一生，研理育人的一生。他不愧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廉吏、法官、思想家、教育家。作为500年前的古贤来说，他的学术思想虽然难免有一些局限性，但其本质的方面还是积极的，正确的，是很值得效法和借鉴的。从伟大祖国的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建设考虑，我们总结薛瑄的成就，批判地继承他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陈振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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