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像中的崔莺莺
顾玄纬刻本《增编会真记》里的陈居中摹本 （资料图）
□吴真/文
崔莺莺有多美？元稹《会真记》正面描写崔莺莺美貌的只有“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等寥寥数语，而张生那一通“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论，更是将莺莺艳色上升到了“倾国倾城”的宏大叙事。北宋元祐年间，赵令畤写了一套《商调蝶恋花鼓子词》，感叹：“虽丹青摹写其形状，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
意态由来画不成，丹青描画真容已非易事，更何况空花水月的小说人物崔莺莺。丹青出于文字，又在文字之外，另有一个崔莺莺作为“画儿里爱宠”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
谍画《唐崔丽人图》
崔张姻缘的发生地，就在山西永济城东十余里外的普救寺。不过这段爱情故事真正成为地方文化名片，却要等到女真统治下的金代大定年间。当时有位姓名已佚、生平无考的董姓文人写出了《西厢记诸宫调》（即董解元《西厢记》），这一套洋洋洒洒五万余字的流行曲传诵一时，充分展现了普救寺所在的蒲州“六街三市通车马，风流人物类京华”的繁盛街景。差不多同时，相当于副市长的蒲州副使王仲通，应邀莅临普救寺并题诗《普救寺莺莺故居》，诗文透露出，当时普救寺在西厢辟出单门别户的“花飞小院”作为莺莺故居，从此，前来凭吊的文人骚客络绎不绝。三十多年后的金泰和四年，管辖普救寺的河东县令王文蔚又把王仲通题诗勒石于普救寺西厢旁。1987年的一场地震，把这块诗碣震了出来，碑上印痕犹存，立石人乃是普救寺“院主僧兴德”。普救寺和尚把地方长官的诗碣立于莺莺故居，说明唐代丽人莺莺已经成为佛寺的一大招牌。
金泰和七年，南宋宫廷画师陈居中曾跟随使团深入金地，随从监督的金朝**是山西忻州出生的武臣赵元（字宜之，号愚轩）。赵元一行路经普救寺，“蒲东普救之僧舍，所谓西厢者，有唐丽人崔氏女遗照在焉”，陈居中遂依普救寺的丽人照，“绘模真像”，题为《唐崔丽人图》，赵元还在图上题了一首五言律诗：“西厢旧红树，曾与月徘徊。”（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陈居中在嘉泰年间担任南宋宫廷画院待诏，千里迢迢跑到敌国腹地去临摹一幅美女画，难道真是因为莺莺美色具备了超越政治的魅力吗？事实上，历次南宋出使金国的使团人员中，都会潜派画家，摹绘敌国山川地形和军事活动。画师陈居中正是因为“专工人物、番马”而被选中出使金国。现藏台北故宫的《文姬归汉图》即为陈居中出使金国期间所绘，今有论者细审图中金国马鞍器械、军马兵号指出，宫廷画师的任务，就是将沿途山川地形、人物风土“默识心记”，俟机描摹写真，以作军情之用。
陈居中出使金国时是1207年，距靖康之变已有80年，当时南宋朝廷的北方故人多已辞世。生于江南的**将士们疏于对北国风土人情和山川地形的了解，频繁被派出的使团，实际上担负着帮助南宋人了解敌金的使命。陈居中描摹的《唐崔丽人图》说明，风靡金国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流行曲，已经令一个佛门净地变成了夸示丽人的世俗场所。
史书上没有记载陈居中何时返回临安，总之他临摹的这幅莺莺像却因此走出山西普救寺，成为后世莺莺像的祖本。元延祐七年春，一位号为“壁水见士”的**至东平路（今山东泰安）公干，“顾市鬻《双鹰图》，观久之，弗见主人而归”。所谓《双鹰图》，就是陈居中《唐崔丽人图》的别名，这位**未能见到卖画人，抱憾而归，晚上就梦见一丽人“绡裳玉质，逡巡而前曰：‘君玩《双鹰图》，虽佳，非君几席间物。妾流落久矣，有双鹰名冠古今，愿托君为重’。”**尚自迷惑不已，第二天，卖画人就登门造访，袖出一小轴，画中人正是昨夜梦中丽人。细看画卷识语：“泰和丁卯，出蒲东普救僧舍，绘唐崔氏莺莺真。”**这才醒悟，昨夜莺莺托梦，是要他好好保存这幅流落已久的《双鹰图》。于是他高价赎之，又将托梦得画的传奇经历记于图上。
又过了三十多年，这幅《唐崔丽人图》现身于陶宗仪的杭州友人家中，陶宗仪感慨道：“虽不知壁水见士为何如人，然二君之风韵可想见矣。”直到清代大学者王士祯到东平采风，这位“壁水见士”才被考定为于钦。元延祐六年，于钦曾奉旨赈恤济南六县，这与画中识语所云“延祐庚申春二月，余传命至东平”是对得上的。于钦自祖父一辈起即世居吴中（今苏州），就是他将这幅莺莺像从山东携至江南。
方信春情属画工
陶宗仪爱慕此画，设法请当时嘉兴身价最高的画工盛懋（子昭）“临写一轴”。由于陶宗仪在朋友圈的大力推荐，这幅经过陈居中临摹、盛子昭再摹的莺莺像，成为流传江南的著名美人画。元末至正年间，江南地区的文人骚客时兴组织雅集结社，由昆山名士顾瑛主办的“玉山雅集”是其中最著名的朋友圈。从至正八年开始的八年时间，从《草堂雅集》《玉山倡和》等现存朋友圈诗文可见，“玉山雅集”的一项余兴项目便是听着《西厢》曲，“把西厢待月，风流话本，留与知音听”，赏题莺莺画像，“玩新图，一段春娇，双文旧事谁省”，借着莺莺画像，“嫩绿池塘，淡黄杨柳，想像当时景”（倪瓒《定风波》）。栩栩如生的莺莺像，令雅集书生徒然感慨：“红妆倾国，人在蒲东谁画得？玉骨成尘，往事流传恐未真。”（邵亨贞《减字木兰花·崔女郎像》）
当时，王实甫新撰《西厢记》杂剧刚刚开始流行，该剧卸去莺莺“红颜祸水”的历史包袱，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呼声。崔莺莺不再是妖女尤物，而是端端正正的相国小姐。“王西厢”影响所及，文人题咏西厢，更像是为杂剧写剧评，元末杨维桢《莺莺诗》云：“谨身素有冰霜操，家法严如虎豹关。月下西厢少枉屈，贞魂千古泪斑斑。”
阅读剧本和欣赏画作，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审美活动。莺莺像给予男性文人的春情绮想，乃是出自人性本能的第一眼观感，自然不同于细品慢嚼“董西厢”“王西厢”之类文字所得出的感想。杨维桢从西厢故事中读出了“贞魂千古泪斑斑”的正统主题，他的弟子张宪的一首《题崔莺莺像》，关心的却是美人春态：“颦蹙远山增妩媚，盼澄秋水斗纤秾。影移红树西厢月，声掩朱门午夜钟。犹似裁诗寄张珙，丽情娇态万千重。”诗人从发髻、眉宇、眼睛延伸到幽会的情态，眼光始终不离莺莺娇态。
“一见魂消，再看肠断，方信春情属画工。元才子，艳词娇传，枉费雕虫。”元末张肯的《沁园春·题莺莺像》认为，画作才是表现莺莺形象的第一媒介，元才子王实甫的文字再传神，也不如丽情娇态给观者带来的视觉震撼。“方信春情属画工”，这句点睛之语，似乎道出了陈居中绘制金国谍画《唐崔丽人图》的一个初衷。（《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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