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敕封与祀典考略
一千多年来，关公之所以能够由一名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成为一个超民族、超信仰、超国籍、超时空的道德偶像；成为一个情感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天下关公；成为一名武圣、一种信仰、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符号，应当源自于历史记载中的关羽、文学艺术中的关公、民间信仰中的关帝和皇家崇祀中的关圣四个阶段的相互作用和推进；应当根基于由人而侯、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四次升华和跨越；应当取决于关公精神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历代王朝以及民间百姓世代褒扬的传承性。我们弘扬关公文化，传承关公精神，应当穿越历史时空，寻访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清封武圣的历史渊源。
一、关公东汉封侯
1.关公生前敕封
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刘备因数战有功，由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县令晋升为平原国相后，封关公为“别部司马”。别部司马为分管军队的官名。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正月，曹操东征刘备，刘备败走投奔袁绍，关公降汉归曹，曹操拜关公为“偏将军”。偏将军是协助、辅佐大将军处理日常事务的副将。同年四月，关公斩颜良，解白马之围，曹操表奏汉献帝封关公为“汉寿亭侯”。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刘备封关公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太守为汉朝设立的一郡中最高行政长官。荡寇将军为统兵出征的杂号将军。
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刘备封关公为“董督荆州事”。董督为统率、监督之意，实为军事管理。此封号相近于荆州最高guan员荆州牧。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刘备自立汉中王后，拜关公为“前将军、假节钺”，“五虎上将”之首。前将军为负责京师兵卫和边防屯警的高级将领。假节钺中的“假”意为“借”，“节”代表皇帝，“钺”是指“斧钺”，一种刑具。“假节钺”代表皇帝出行，凡持节的使臣，可行使皇帝相应的权力，也可直接斩杀自己军中触犯军令的将士。
关公生前的最早官职是别部司马；最后职位是前将军；最高爵位是汉寿亭侯。
2.关公大义归天后谥封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二月，关公在湖北当阳西北临沮（今宜昌市远安县）被孙权部将潘璋、吕蒙虏获杀害后，孙权为嫁祸于人，一方面追赠关公为“忠义侯”；另一方面将关公首级送于洛阳。曹操识破孙权奸计后，配以香木之躯，葬以王侯之礼，亲率文武百官为关公送葬，并在灵柩前大供牺牲（古指为祭祀宰杀的牲畜），又上表汉献帝追赠关公为“荆王”。这种葬礼，对于“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曹操来说，无以复加，可以说是一次庄严而又隆重的“国家祀典”。
蜀汉景耀三年（260年）九月，在关公寿诞100周年之际，后主刘禅追谥关公为“壮缪侯”。追谥中的“壮”是取武德刚毅、武力强盛之意。“缪”在古代和“穆”字意相近，为恭敬、温和之意。“壮缪侯”寓意勇猛无敌，品德优良高尚。
二、关公宋代封王
1.南北朝时期始建关庙
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南朝陈国皇帝陈文帝为了借用关公“忠义”的威名来维护自己的政权，大肆渲染“关公显灵成神”，在湖北当阳玉泉山兴建关庙显烈祠，又称小关庙、天下第一关庙。
2.隋朝时期关公被奉为神祇
隋朝时期，关公显灵护佑百姓的佳话越传越广，关公故里河东运城率先响应，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在其家乡解州兴建关帝庙宇。据《佛祖统记》记载，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十二月，在玉泉山入定的佛教天台宗开山之祖智者大师智顗将关公奉为“伽蓝神”，首次将关公请进佛教殿堂，奉为“神祇”。
名著《三国演义》记述：东汉末期，关公过关斩将来到第三关汜水关时，是汜水关镇国寺长老普净禅师提醒关公此处守将卞喜要下黑手，关公才占据先机杀死卞喜。此后普净禅师为避免麻烦，离开镇国寺，云游天下，随后来到玉泉山结草为庵，修行养身。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关公被害后，英魂不散，在荆州一带飘来飘去。有一天，普净禅师听到有人在玉泉山头大呼,“还我头来，还我头来！”并认出此人是和自己有一面之缘的关公。关公下山来到庵前，再次感谢普净禅师的救命之恩，并希望他再次指点迷津。
普净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论；后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关公听后如梦初醒，大彻大悟，从此稽首皈依佛门，不再四处呐喊，一直在玉泉山显圣护民。老百姓知恩图报，在玉泉山顶为关公建庙祭奠。
这就是说，在关公被害300多年后，天台宗创始者智者大师来到当阳玉泉山当初普净禅师所在的地方安居弘法，将关公崇祀为“神祇”。
3.唐朝时期关公进入官祭
唐朝中期盛世不再，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相继而来，国无宁日，百姓不安，人们信仰出现危机，精神缺少寄托，关公在湖北玉泉寺显圣传说，使得民间关公崇拜悄然复生。尤其是唐贞元十八年（802年），唐代文人董侹写的一篇记述关公帮助智顗禅师修建佛寺显圣神迹碑文《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使得关公“生为英贤，殁为神灵”之俗称，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助推关公崇祀，因而唐德宗李适在增加武圣人姜子牙武庙配祀时，把关公等人纳入其中，使关公在官方礼拜中首次亮相，并纳入皇家祀典行列。
关公民众聚拜，源于唐末五代初期（907年），各地纷纷兴建关庙，民众房舍纷纷悬挂关公神像，清明时节百姓纷纷前往关庙拜扫祭奠，关公信仰社会基础逐渐形成。
五代后汉乾祐元年（948年），关公祭祀由州府确定具体时日，人们从各地蜂拥至关庙，叩头焚香，祭祀朝拜。
4.宋代时期关公封为武安王
宋朝初期，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以关公“并非殉国战死，而为被敌擒杀，功业有瑕”为由，把关公请出武庙配享之列。其实，赵匡胤对关公的偏见和不满，是由于那时后蜀政权依然存在。赵匡胤视后蜀为仇国并欲将其灭亡，是因为史上五代十国时期的孟氏后蜀和三国时期的刘氏蜀汉极其相似，关公作为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开国元勋，虽然已时过境迁，但从心理上来说，还是很难被赵匡胤接受，所以赵匡胤视关公为仇国所禽（禽，古代鸟兽的统称），贬责关公是有其隐情的。
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沉迷于道教的宋真宗赵恒，由于信奉关公，演绎出了“因蚩尤怪作梗，导致堪称大宋‘金库’的山西解州盐池突然干涸，水少盐减，实为灾难。宋真宗赵恒请龙虎山天师道掌门人张天师商讨办法。张天师推荐忠烈之士、死后成神的关公解难。关公大战蚩尤怪，盐池果然恢复产盐”的神话传说。这一传说，使得关公无形中成为了大宋经济的保护神和武财神，同时也为道家增添了神灵色彩。
北宋庆历初年（1041年），宋仁宗赵祯委派最高财政长官三司使包拯，亲临解州关庙疏理四月初八和九月初九春秋两季关公祭拜秩序，从而把关公祭祀推向了高潮。
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宋哲宗赵煦赐关帝玉泉祠额曰“显烈庙”。
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笃信于道教的宋徽宗赵佶，追封关公为“忠惠公”，使其由原来的“侯爵（汉寿亭侯）”晋升为“公爵（忠惠公）”。
崇宁三年（1104年），他以自己年号“崇宁”为封号，以道教的“真君”为神职，再封关公为“崇宁真君”，使其在道教殿堂上有了合法职位。
大观二年（1108年），加封关公为“昭烈武安王”，封关平为“武灵侯”。关公爵位由原来的“公爵（忠惠公）”，再次晋升为“王爵（武安王）”。
宣和五年（1123年），复封关公为“义勇武安王”，关公再次从祀于武成王庙，重新回到了人们尊奉祭祀的庙宇之中。
北宋末期皇帝宋徽宗赵佶，虽有能诗善画之奇才，但无治国安邦之能力。在其21年执政期间，面对辽国和金国不断入侵，宋军士气不振。之所以连续四次谥封关公，是为了鼓舞将士，作战以勇，保家卫国，全力维护其统治地位。
偏安于江南的南宋，由于边患不已，内外交困，需要一个能够庇佑他们精神的“保护伞”。于是，南宋皇帝们也在尽力推崇关公。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宋高宗赵构加封关公为“壮缪义勇武安王”。
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宋孝宗赵昚加封关公为“英济王”。
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又封关公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宋宁宗赵扩封关平为“威显”。
5.元代时期关公“游皇城”祀典
宋朝灭亡后，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元朝统治者为缓解蒙汉矛盾，争取汉民支持，也借助关公的民众信仰力量为其统治地位服务。
中国古典文献《元史·祭祀六》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一统天下后，为顺应汉族民众信仰，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正月十五日，在京城北京举行庄重浩大的关公“游皇城”祀典。
“游皇城”祀典中，以“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升监坛汉关公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周游城内外。”120人护卫鼓手引领，500人抬着关公神像，忽必烈亲位队伍前端开道，从皇宫正殿出发，绕行半个北京城。此后这个仪式成为北京、南京“两京”制度，直至元末乃止。据查证，元世祖忽必烈举办的“军神”关公“游皇城”活动，是目前见到的正史记载关公巡城活动的最早资料。
元文宗图帖睦尔拨专款大修关公庙，并对“刘关张”三人合祭的庙宇，建新庙分开供奉。还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改南宋宋孝宗封号中的“壮缪”为“显灵”，加封关公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皆因“显灵”二字已将关公推为“神”职，因而元朝年间各地已有很多关公祠庙，尤其以燕赵（主指河北）荆楚（主指湖北）之地最多。
三、关公明代封帝
明朝初期，由于明太祖朱元璋猜忌心重，他害怕民间尚武之风容易形成民众结社，组成反叛社会的绿林豪强，影响其统治，又由于过去人们认为，刘备为汉室宗亲，关公追随刘备是为了匡扶汉室，尊奉关公就是宣扬正统，这对于靠农民起义夺得江山的朱元璋来说，心里不悦，因而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撤掉了宋元两代赐给关公的所有封号，让其回到了东汉末期“汉寿亭侯”的最初爵位。同时又因朱元璋对关公封号理解有误，他认为关公是“寿亭侯”，“汉”就是汉朝（也叫汉民族），不知道“汉寿”是地名、“亭侯”为爵位，因而恢复封号时竟少了一个“汉”字，初封为“前将军寿亭侯”，直到163年之后的明嘉靖十年（1531年），才由嘉靖皇帝考正为“汉寿亭侯”。
明太祖朱元璋执政后期，他有感于关公显灵助战，使其在鄱阳湖大胜陈友谅；他也想借用人们尊奉关公的“忠义”精神，来维护其统治地位；也企图采取“神道设教”的教化方式，在精神上统治百姓。关公封号可以撤掉，祭拜仪式可以禁止，刀枪棍棒也可以收缴，但关公在民间深厚而又广泛的影响力却是无法消除的，消除的最好办法就是借助。因而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在都城南京鸡鸣山为关公修建祠庙，组织官祭，列入祀典。
另外，据《明太祖宝训》记载，朱元璋在敕建关公庙之前还做了一件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那就是“罢祀武成王（姜子牙）庙”。至此，自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开始，绵延了六百余年的武成王庙祭祀制度在国家信仰体系中被移除，这也为关公后来“武庙独尊”创立了条件。
明朝建文三年（1401年），朱棣发动武装政变夺得皇位后，宣称他的成功得到了关公显灵保佑，他当皇帝乃为“天意”，便下诏在都城修建关庙，并将祭祀关公的礼仪载入皇家《祀典》，凡国有大事，都要到关公庙上香、焚表、祭告。
明朝成化十七年（1481年），明宪宗朱见深封关公为“崇宁义勇武安王”。明朝正德四年（1509年），明武宗朱厚照赐南京关公祠庙庙额为“忠武”，并将全国所有的关公祠庙统改为“忠武庙”，这是明朝帝王赐封关公祠庙名的开始。
明朝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关公祀典由“从祀”升为“专祀”后，皇帝都要派遣专司礼仪的太常官（古代朝廷掌管宗庙礼仪之官）前往关庙祭祀关帝，祭拜礼品也有严格定数。
《关帝志·祀典》记载：“明嘉靖年间，定京师祀典，每岁五月十三日遇关帝生辰，用牛一、羊一、猪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官行礼。四孟及岁暮，遣官祭，国有大事则告。凡祭，先期题请遣官行礼。”
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明神宗朱翊钧封关公为“协天大帝”；万历十八年（1590年)，加封关公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次追封，我们后世熟知的“关圣帝君”称号，就是这次追封得到的。
关公始封为帝，因有其黎民百姓广泛尊奉和历代王朝不断推崇的历史必然，使得这次敕封盛况空前。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十月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钧委派司礼监太监李恩，恭捧九旒珍珠冠一顶、玉带一根、四蟠龙（青龙位居上古十大神龙第四位）袍服一套、上书“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十六字封号黄金牌一面，至京城（北京）正阳门关帝庙前，颁旨封号，昭告天下，建醮三日，文武庆贺。
这次追封，使得关公不仅得到了帝王称号，成为了武庙之主神，其衣着也改为了帝王装束，忠武庙改为了关帝庙。其亲属部将也随之加封，夫人胡玥随之封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长子关平封为竭忠王，次子关兴封为显忠王，部将周仓封为威灵惠勇公，并赐于关公左丞相陆秀夫、右丞相张世杰。自此，关公“永安帝位，不在将部”，成为皇家亲封的三界伏魔大帝、关圣帝君，享有九五至尊，无上权威。
同时，司礼监太监李恩又到解州府择取圣帝后裔三人，恩赐世袭博士二人，一博士守解州关庙承祀，一博士迁当阳关陵承祀，又赐一世袭奉祀生员，适洛阳关帝冢承祀。
其实，明神宗万历皇帝如此兴师动众地“高调”拜封关帝，事出有因。因为明万历四十二年前后，我国曾发生一系列天灾人祸，如地震、兵变等，再加上外在威胁，以及guan员辞职所带来的政权内部空虚，致使大明王朝政权岌岌可危，这应当是困顿之中的万历皇帝敕封关公为伏魔大帝的主要原因。
明代《燕都游览志》又载，由于万历皇帝此次对关公加封太过仓促，旨意没有经过礼部，况且这个封号与赐封仪式都过于道教化，不符合赐谥、祀典等规制，所以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在太常寺官国家祀典中，关公称号依然是“汉前将军”。直到10年之后的天启四年（1624年）礼部奏请之后，官方祭祀中才正式称其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关公称帝敕封之地——北京正阳门，俗称大前门，它是明清两朝时期北京内城南北中轴线上的正南门。老北京曾有“九门十庙”之说，正阳门门洞两侧，上世纪六十年代前东有观音庙，西有关帝庙。正阳门关帝庙始建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年），原称忠武庙，是老北京规模最大、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每次皇帝去天坛或先农坛祭祀回来，必来此庙上香。
如今在博物馆内，还可以看到有仿造旧时关帝庙的关帝像，其牌位上写着明神宗朱翊钧谥封关公的封号“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
尽管史上明神宗朱翊钧执政后期罢朝近30年，不算一个合格称职的皇帝，但其还有一丝真知灼见，那就是利用关公的民间影响力，三次下旨加封关公，使得关公从“汉寿亭侯”，升为“关圣帝君”；“侯爵”升为“帝爵”；“真君”升为“帝君”。
四、关公清代封圣
我国在唐朝以前，圣人只有一个，就是文圣人孔子。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称帝后，册封商末周初时期姜太公（姜子牙）为“武圣”，也称“兵家鼻祖”。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李隆基在长安城（陕西省西安市）为武圣人姜子牙修建庙宇。唐上元元年（674年），唐肃宗李亨依孔子尊称“文宣王”，封姜子牙为“武成王”，并将姜子牙庙宇更名为武成王庙，简称武庙。唐建中三年（782年），唐德宗李适在增加武庙配享时，把关公等人纳入其中，使关公在官方礼拜中首次亮相。但宋朝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在调整武庙配享时，却将关公挤出庙外。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赵佶相当崇拜关公，他不仅为关公四次加官进爵，敕封关公为“义勇武安王”的同时，又将关公等人重新纳入武庙配祀之中。
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把姜子牙送进历代帝王庙供奉后，将武庙全部废除，武庙中的名将也就不再祭祀了。到了明万历年间，明神宗朱翊钧如同宋徽宗赵佶一样，极力推崇关公，他在敕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的同时，重修武庙，请关公进入新武庙，并奉为主祭，周仓、关平为陪祀。因而讲，从明万历年间关公封为“关圣帝君”开始，关公既封为“帝”，又尊为“圣”。只是人们在膜拜朝圣时，把道教爵位中称“帝”的封号叫得多一些，而对儒家爵位中封“圣”的称谓提及不多，影响也不大，才使得关公成“圣”祀典，兴盛于清代，但关公取代姜子牙被奉为武庙之圣主，是在明代。
清朝是由女真族（今称满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他们推崇关公，既有融合汉民族的祈望，又有借用关公“忠义”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需求，因而清兵入关以前，已经开始推崇关公。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1615年），就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内城南门大兴土木，修建关帝庙。努尔哈赤喜读《三国演义》，就将此书译成满文，作为兵书战策，供将领们学习运用。其后在每次重大战役结束之后，都要带着将领们到关帝庙祭祀膜拜。崇德八年（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在京城沈阳敕建关庙，亲赐匾额“义高千古”。
1.顺治年间
进入清代，关公祀典不仅完整地沿袭了明代的崇祀制度，而且更为隆重。清朝顺治九年（1652年）四月，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也认为明代万历年间敕封关公的“协天大帝”及“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等称号，太过宗教化，不合乎国礼规制，奉敕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这是以儒法治国的国家信仰体系中的正式封号。并将北京地安门西白马关帝庙定为国家祀典庙宇，恢复了明宪宗成化年间所制定的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制度，实行“岁以五月十三日致祭，由太常寺先期题请，即遣本寺堂官行礼”仪规。
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帝为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关帝庙亲书《皇帝御制重建忠义庙碑记》碑文。
2.康熙年间
清朝康熙四年（1665年），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尊关公为“关夫子”，与孔夫子并称。
清朝康熙五年（1666年），康熙帝敕封洛阳关帝冢“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林”，并派遣太常寺正卿、内翰林国史院庶吉士董笃行为洛阳关林撰写通高4.73米、宽1.03米、4000余字的《敕封碑记》。
清朝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在河南许昌当年关公离开此地千里寻兄，曹操率众将赠袍饯行的地方，兴建霸陵桥关帝庙。
清朝康熙年间，康熙帝下诏祭关帝用太牢祀。太牢是古代天子祭祀的规格，牛、羊、豕三牲全备为“太牢”。一般祭祀所用的牺牲在行祭前要先饲养于牢，故这类牺牲称为牢；又根据牺牲搭配的种类不同而有太牢、少牢之分。只有羊、豕，没有牛的为少牢。由于祭祀者和祭祀对象的不同，所用牺牲的规格也有区别，天子祭祀用太牢，诸侯祭祀用少牢。
清朝康熙帝曾钦定五月十三关公单刀赴会日为关帝庙的“庙会日”。自此每年五月十三日，各地祭祀关公的庙会都办得非常隆重，成了举国祭祀的重要节日。
《解州志》记载：“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五月十二日，恭遇皇上御书‘义炳乾坤’匾额，特遣大臣躬赍（亲自、亲身送达之意）致奠。”
《解州志》又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二关帝庙惨遭回禄。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西巡幸临解州时，有关公后裔关居斌进奏“请建关庙疏”文，康熙恩准，调拨帑金一千两作为修庙资金。十年后才得以恢复。
《清圣祖实录》是记载康熙帝日常起居、言行、礼仪、行程活动的历史文献。该文献自康熙元年（1662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中，每年的五月十三这一天，都记载有当日的“干支”和“遣官祭关圣帝君”九个字。这就是说，从康熙帝八岁登基到他六十九岁退宫，他都把祀典关公作为治国兴邦的头等大事来做。
3.雍正年间
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颁定直隶各省祭祀关帝制度，京师（北京）增加春秋二祭，变原来的一年一大祭为一年三大祭（即五月十三日和春秋二仲月庚日），祭品用太牢。越一年，由太常寺（古代朝廷里掌管国家礼乐的最高机构）奏定，朝廷颁布祀仪。五月十三日祭品用牛、羊、猪各一头，果五盘、帛一匹；春秋二季的祭品同文庙祭祀孔子一样，牛、羊、猪各一头，豆类十种，帛一匹。在古代祭祀中，牛、羊、猪三牲全备为太牢，太牢之礼是最为隆重的。此为关公正式晋升为国家主神的开始。
同年，雍正帝还颁诏比隆（同等兴盛之意）孔子仪典。“追封关帝三代俱为公爵，牌位止书追封爵号，不著名氏。于京师白马关帝庙后殿供奉，遣官告祭。其山西解州、河南洛阳冢庙，并各省府州县择庙宇之大者，置主供奉后殿，春秋二次致祭”。具体为敕封关公曾祖父为光昭公、祖父为裕昌公、父亲为成忠公。在关公祖辈牌位上“汉书爵号，不著名氏”，在北京地安门西白马关帝庙后殿供奉祀典。同时在明神宗万历皇帝敕封关公后裔“世袭博士”的基础上，授河南洛阳关公后裔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
当年，雍正帝还加封关公为“山西关夫子”，与孔夫子同尊。皇帝敕封举国响应，使得清代雍乾时期“关夫子”称谓，最为昌盛和流行。
其后于雍正四年（1726年），授山西解州关公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雍正十年（1732年），授湖北当阳关公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为国家祀典关帝而重修京城地安门西白马关帝庙时，雍正帝还亲笔御书匾额“忠贯天人”，御制《收建关帝庙后殿崇祀三代碑文》，并专门制定了五月十三日关帝前殿祭品用太牢；三代后殿用少牢，行三跪九叩礼等祭典规制。
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又制定直隶各省祭祀关帝每年三祭，即五月十三和春秋仲月，祭品用太牢。这是自两宋以来，首次由政府规定地方按时祭祀关帝。
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帝尊孔崇儒，正式追封关公为“武圣”。文武二圣，同等礼祭，每岁三祀，“文拜孔子，武拜关公”的皇家祀典格局完整形成，以关公为主祀的武庙祭祀系统基本确立。解州关帝庙被称“武庙”，洛阳关帝陵亦称“关林”。
雍正帝在位时间虽然不算长，但却是清代最为勤奋、甚有作为的皇帝。他对于“康乾盛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决定性作用。《清宫档案》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雍正十二年（1734年）二月，雍正帝传旨要制作一尊“关夫子骑马像”。他在近两个月时间里，先后五次传旨过问，无论从人物的面相、姿态、衣饰，还是马腿的粗细、马鬃的多少，都要亲自指点，不厌其烦，反复挑剔，精益求精，不仅反映出雍正帝对关公的尊奉程度，而且也让人感到雍正帝勤奋认真的可敬可爱。
4.乾隆年间
清朝乾隆五年（1740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颁旨，祭祀关帝庙的祭品和仪注要与雍正五年（1727年）相似，如庙祀洁扫殿宇；太常寺官具祝版，备器，陈礼品；承祭官入庙，迎神上香，奠献，作辞，行三跪九叩礼；奉祝，读祝辞；送神，视燎等。
乾隆帝还额外规定直隶、地方祭祀关帝庙的制度：承祭官祭拜前一日要吃斋，不理司法政务，照常办理民事。另外，还由朝廷颁定了一系列祭文、祝文，从此祭祀关帝的制度更加完备。
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年）九月，乾隆帝巡幸洛阳时，他首先拜谒关林，亲制祭文，亲书匾联，其匾为“声灵于铄”，其联为“翌汉表神功龙门并峻，扶纲伸浩气伊水同流”，匾联今仍高悬于洛阳关林庙拜殿中。
清朝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乾隆帝奉赐关帝龙袍一领，玉带一围，铜圭一件，敬献于洛阳关林。清朝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三月，乾隆帝在顺治皇帝敕封的“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基础上，加谥“灵佑”二字，封号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清朝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乾隆帝加封关公“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的同时，亲自主持修订关帝祀典规制。《顺天府志》还记载，乾隆帝曾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御书正阳门关帝庙楹联“浩气丹心，万古忠诚昭日月；佑民福国，千秋俎豆永山河”。
清朝乾隆帝还颁布特谕，修改史书《三国志》，可见其对关公的尊崇，甚至到了要篡改历史的地步。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诏“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
清朝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面谕军机大臣，关圣大帝神牌书写的“敕封”二字，殊非敬神之道，嗣后俱改缮“供奉”二字，颁行天下并抄录。
清朝乾隆帝之所以对关公如此重视，还和他引以为傲的“十全武功”（是指乾隆在位期间对边疆地区和外国发动的十次重大战争的简称）不无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战争的胜利与大清“战神”“三军元帅关圣帝君”的精神感召分不开，所以大清帝国的将领们，在每次战争胜利之后，都会在当地创建或重建关帝庙，以示庆贺。
5.嘉庆年间
清朝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河南天理教教徒进攻北京紫禁城后，被清军数月消灭，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认为这是关公显灵所致，遂于次年嘉庆十九年（1814年），加封关公封号“仁勇”二字，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
6.道光年间
清朝道光六年（1826年），在英国殖民者的怂恿支持下，我国新疆爆发了张格尔叛乱，清军督兵迎战。次年收复失地，叛将张格尔被俘。清政府的上谕（古时皇帝以诏书形式发布的命令和告示）中明载，这是关帝的神灵护佑。
清朝道光八年（1828年），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加封关公封号“威显”二字，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14个字。
7.咸丰年间
清朝咸丰二年（1852年），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加封关公封号“护国”二字，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关圣大帝”16个字。
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咸丰帝加封关公封号“保民”二字，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关圣大帝”18个字。同年，咸丰皇帝推奉关公为大清主神，敕令皇宫内供奉关帝神位，把关公祀典由“群祀”升为“中祀”，享有与历代帝王相同的祭祀礼遇。同时朝廷还制定了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礼仪制度，相关的祭品、祭器、祝文、祭礼、乐舞等一系列配套的礼仪制度也相继制定。
清朝咸丰四年（1854年），咸丰帝在关帝祀典中要行三跪九叩之礼。同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咸丰帝还到关帝庙依“中祀”礼仪，行三跪九叩之礼。
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两广总督叶名琛奏称关帝显灵广东，护佑城垣，请加封号。礼部奏请咸丰帝加封关公封号“精诚”二字，后又加封关公封号“绥靖”二字，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关圣大帝”22个字。同时加封关公三代祖辈为王爵：曾祖父光昭王，祖父裕昌王，父亲成忠王。
清代咸丰帝和北宋徽宗帝分别对关公的4次加封，以及明代万历帝对关公的3次加封，在中国历史上皆是开先河的创举，它对关公敕封与祀典走向巅峰，起到了极大作用。
8.同治年间
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加封关公封号“翊赞”二字，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关圣大帝”24个字。
9.光绪年间
清朝光绪五年（1879年），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加封关公封号“宣德”二字，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26个字，这在历朝历代所有古今名将的追谥中，绝无仅有，可谓尊奉之至，无以复加了。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九月十九日，光绪帝、慈禧太后莅临洛阳关林瞻礼拈香。光绪帝题匾“光照日月”；慈禧太后题匾“威扬六合、气壮嵩高”。
《清德宗实录》还记载，光绪帝在位34年，参拜正阳门关帝庙多达64次，平均每年2次。
在我国历史上，先后有16位皇帝23次为关公褒封加冕，加官进爵，且一个比一个高。其中在清朝入关后的10位皇帝中，先后有8位皇帝13次对关公御旨加封。对于关公尊奉，南北朝至唐朝是形成期，宋元两朝是发展期，明朝是盛行期，清朝是鼎盛期。
纵观我国历史，尽管社会制度与信仰千姿百态，但关公崇祀依然如故步步飙升，关公精神代代相传。在去年召开的2022年山西省第八次旅游发展大会暨第33届关公文化旅游节上，知名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对关羽、关公与关公文化作了全面解读。在他看来，关公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信仰。在中国的历史上，关公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神”。关公是一个历史人物，他身上展现出很多优良品格，引发了中华儿女内心的共鸣。
关新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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