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笔下的关公生前身后事（下）
功败垂成的建安二十四年转眼时间就来到了于关公而言非常重要也非常悲壮的建安二十四年（219）。
先是七月，刘备设坛场于沔阳，以部属一百二十人给汉献帝上表的形式，请依旧典自封汉中王。这部属所列第六位，就是“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尽管此时他独当一面于荆州。
等刘备回到成都，即“以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余皆进位有差”。随即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赴荆州拜授关羽印绶，假节钺。司马光特别记录了关羽对自己与黄忠同列前后左右四将军行列的愤怒情绪：“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然后就有了费诗的一番推心置腹的劝慰之词：
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 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至；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谓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
而在《三国志·蜀书·黄忠传》中，就黄忠的任命还有一个插曲：
是岁，先主为汉中王，欲用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
读费诗以汉高祖刘邦班列功臣座次的故事，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规劝，就能令关公“大感悟，遽即受拜”，可知乃刘备所授意也。关公这段故事虽非出自《关羽传》，但让笔者联想到该传中所记的另一个故事：
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两个故事，三段文字，栩栩如生地为后人再现了关公喜怒皆形于色的率直耿介性情，其并非城府心计之人。刘备了解，诸葛亮也了解，故无伤大碍。可是这样的直率性格如果表现在不合适的人身上，后果就会很严重。恐怕正是这样不加掩饰、心口一致的性情，在随后痛失荆州的变故当中，导致了难以估量的致命恶果。
也是在七月，当孙权率军攻打合肥，吸引过去曹操诸州兵力的时候，关公恰如扬州刺史温恢所预料的那样，命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己亲率精锐乘虚对驻守樊城却没有充分军事防御举措的曹仁发起了巨大攻势。以下就是关羽八月份战胜曹仁两员据守樊城北门成掎角之势的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的战绩：
八月，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数丈，于禁等七军皆没。禁与诸将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穷迫，遂降。庞德在隄上，被甲持弓，箭不虚发，自平旦力战，至日过中，羽攻益急；矢尽，短兵接，德战益怒，气愈壮，而水浸盛，吏士尽降。德乘小船欲还仁营，水盛船覆，失弓矢，独抱船覆水中，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谓曰：“卿兄在汉中，我欲以卿为将，不早降何为！”德骂羽曰：“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羽杀之。
关羽加紧攻打樊城，率大军乘船将几乎被大水淹没的樊城围困数重，同时还派兵把曹营将军吕常围困在襄阳，势在必得，荆州刺史胡脩、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关羽。陆浑人孙狼等也借势起事，杀县主簿，依附关羽。关羽授其印绶，支援兵力，使其自许昌以南，与荆州遥相呼应，关羽的声势一时威震华夏，也就是中原一带。因为襄阳是拱卫许都、洛阳的屏障，所以面对这样的严峻局面，曹操感到非常不安，竟提议挟汉献帝迁离许都，以避关公的锋芒。
但是头脑清醒的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西曹属蒋济阻止了曹操这一草率胆怯的打算，并献上解围樊城的计谋，那就是离间孙、刘联盟，让孙权认识到关羽攻取樊城、襄阳进取中原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他能在背后捅上关羽一刀，既可以除掉这颗眼中钉，又可以夺回荆州，这不正是他所期许的吗？而且曹操还许诺事成之后，可以把整个江南都封给他。这一招，真的让樊城围困战的有利局势急转直下。
在这里，司马光具体交代了孙权轻易被曹操离间成功的两个重要内因：一个是鲁肃去世后，接任的吕蒙以关公“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与刘备“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为由，力劝孙权改变鲁肃“以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的联合策略，并通过令孙皎守南郡、潘璋守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他亲自率兵据守襄阳的军力重新部署，力求摆脱对刘备、关羽力量的依赖，也无惧曹操的威胁。由此让孙权放弃先攻取徐州的既定策略，同意吕蒙“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的优先战略。另一个原因，则再次关涉到关公耿直狷介的性格：
权尝为其子求昏（婚）于羽，羽骂其使，不许昏（婚）。权由是怒。
这一骂，无异于当面羞辱，成了令孙权耿耿于怀、伺机报复泄私愤的情绪动力。所以后世学人多有诘难关公这一冲动的不应该，可这就是缺乏政客诡诈心计的关公呀！
既然已与曹操达成见不得人的交易，孙权自然就要全力以赴在关羽背后下狠手了。吕蒙让孙权放出他返回建业治病的烟幕弹，好让放松警惕的关羽把留在南郡防御他的兵力悉数调往樊城、襄阳前线，造成南郡空虚有机可乘的机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吕蒙又推荐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已经看出自己计谋的陆逊接任他的职务，拜偏将军、右部督，继续麻痹关羽。而心领神会的陆逊赴任陆口后，“为书与羽，称其功美，深自谦抑，为尽忠自托之意”，继续给关羽灌迷魂汤，终于让其不以无名之辈陆逊为虑，解除后顾之忧，促成他继续增调部分守兵前往樊城、襄阳的错误决策。吕蒙和陆逊的计谋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因为他们摸准了关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如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的性情特点。
至此，一明一暗两支毒箭都瞄准了关公。对于关公而言，曹操自正面射来的明箭不好对付，孙权从背后射出的暗箭更是要命的！
先表明箭。
面对曹仁被关羽重重围困的危情，曹操派出平寇将军、河东老乡徐晃屯兵宛城以援助曹仁。待于禁兵败被俘后，徐晃率军逼至阳陵陂。关羽派兵占据偃城以阻拒徐晃，徐晃却命令将士朝着关羽屯军的背后挖掘堑壕，结果守军惧怕被断了退路，竟然烧掉屯所防御工事撤回了樊城。
不战而得偃城的徐晃，继续连营推进。面对诸将领的请战呼声，鉴于其他救兵尚未到来，自己所率兵力又不足以解樊城之围，头脑冷静的徐晃和以议郎参曹仁军事的赵俨说服大家，先抵近围城的敌军据守待援，同时与城内的曹仁弓箭传书，以激励士气，等援军赶到后，“表里俱发，破贼必矣”。当时徐晃兵将“距羽围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飞书与仁，消息数通”。徐晃不只是可以与城内的曹仁取得联系，还可以和关公对话聊家常，打心理战，诚如《关羽传》中转录《蜀记》所述：
羽与晃宿相爱，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须臾，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
身居洛阳的曹操，眼见已经十月份了，樊城之围迟迟难解，便要率军南下亲解曹仁之困。侍中桓阶予以劝阻，说他按六军不动产生的威慑力，远比亲自出兵的效果好。这样，曹操率军进驻摩陂的同时，前后增派殷署、朱盖等十二营援军源源不断地增强徐晃解救樊城的兵力。关公面临的局势，愈发危难了。
再说暗箭。
关公因俘获于禁人马数万，军粮不支，不得不收取湘关吴地的米粮以补给军需救急。但是孙权得报后，便以此作为挑起事端的借口，任命吕蒙为大都督，发兵袭击江陵。而且孙权在行动前，还特意通牒曹操知晓，并乞请不要向关羽走漏风声，使其有所防备，阴谋就很难得逞了。但曹营谋士董昭则以为：
宜应权以密，而内露之。羽闻权上，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敝。祕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傥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
比孙权更阴险狡诈的曹操，遂命徐晃在给曹仁传书通报消息的同时，也故意把箭书射落在关羽阵前。关公果然自信有糜芳、傅士仁守卫江陵、公安，非孙权旦夕可拔；更何况借洪水围困的樊城，势在必破，故不忍心舍弃前功，果然是“犹豫不能去”。
但是面对兵力不断增强的徐晃，关公已经独木难支了，所以在徐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的声东击西战术的进攻当中，十重鹿角围堑很快被破，傅方、胡脩皆战死，关羽不得不解除樊城之围，率军退至沔水。
被围困数月的曹仁，非常想出一口恶气，提议应该乘胜追击，一举擒获关羽，一雪前耻。但是赵俨反对，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等于帮助孙权消灭了一个威胁，对我们没有好处；况且看到关羽已经不能构成威胁，反而会让孙权意识到，真正的威胁还是曹军，那可就糟了。他们随即收到曹操阻止他们追击的敕书，果如赵俨的判断。
就在这时，吕蒙这支暗箭，也射向了江陵。他伏兵船中，让划船者装扮成白衣商人模样，昼夜兼行，沿江尽收缚关公安置的哨兵，阻断消息，进而顺利降服了傅士仁和糜芳两名守将，公安、江陵不攻自破，收归囊中。细究两名被关公委以重任的守将轻易背叛的缘由，司马光不得不再次归咎于关公不加掩饰的耿直性格：
麋芳、士仁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惧。
本来就觉得被轻视，现在还面临追究罪责可能被杀头的危险，这样的将领如何可以忠诚于守城之责呢？于是乎，吕蒙令时无官衔的故骑都尉虞翻一封劝降书，就拿下了傅士仁；而吕蒙让傅士仁往江陵城下一站，糜芳就开城出降了。更可怕的是，吕蒙还懂得以怀柔骗取守军家属好口碑的手段。他进入江陵后，处罚抢掠者，封存府库，秋毫不犯；尤其是善待关公及众将帅的家眷子弟，“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致使关羽派遣的信使返回禀报城中情形之后，反成了瓦解军心的破坏力量：
关羽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鬬心。
没有斗志的军队，离散便是必然，也让撤围南归的关公，失去了所在，一步步走向人生的绝境：
关羽自知孤穷，乃西保麦城。孙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才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斩之，遂定荆州。
功过名望身后事
司马光在记述完关公之死后，隔一段就记述了算计关公的吕蒙之死，既没有像有的学人推测的那样，言说是孙权害死的，罪其不听命令把关公杀了；也没有像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当中写的那样，是被关羽冤魂索命而死的；只不过是正常的病重不治而亡，孙权非常悲痛。但是司马光却记述了关公像羞死于禁的故事。
当时已是曹丕称帝后的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刘备闻知曹丕篡汉建魏后，于四月称帝建立蜀汉政权，随即决定于七月发兵讨伐孙权，为关公报仇。无论是赵云一干朝臣，还是孙权麾下南郡太守、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都劝不住。但是魏朝多数臣僚则认为：“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唯有侍中刘晔理解刘备此举的良苦用心：
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矣。
八月，孙权向曹丕称臣，并送还吕蒙从江陵牢狱里面解救出来的于禁。这一举动，自然又被刘晔看破图谋：
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刘备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往乘其衅，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耳。
且不说刘备出兵复仇孙权的冲动之举，不但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进而使得诸葛亮独木难支，加上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刘禅，让蜀汉国祚二世而止，单说得以回到故国新朝的于禁，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曹丕竟然预先安排，让画工在安葬曹操的高陵祭堂墙壁上绘制出“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伏之状”的连环画面，特意让于禁观看。这一幅幅已故关公的画像，竟把于禁羞愧心寒到发病而死。就连司马光也认为曹丕这样羞辱人的做法“斯为不君矣！”其实于禁之死，早在他屈降关公后，就注定会是这样的下场。当时曹操闻知后，曾经非常失望地喟叹道：“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及庞德邪！”这样的差评，曹丕自然不会忘记，自然也就不会饶过了。
关公就这样带着遗憾走了，功过是非，唯有后世评说了。
如果说关公生前就有评价者，以文字记载为证，应该首推曹操，即前文述及的“壮羽为人”“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再就是诸葛亮，亦如前所述，当时关公书信咨询诸葛亮、马超的才能武功，诸葛亮在回信中说出了那句让关公“大悦”的赞誉之词：“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
由于脆弱而又互相猜忌的联盟关系，东吴将帅对关羽也多有褒贬之评。诸如周瑜曾上疏孙权，语“关羽、张飞熊虎之将”。接任鲁肃的吕蒙曾对鲁肃这样评议关公：“斯人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吕蒙后又曾言“羽素骁雄”，语陆逊“羽素勇猛”。后起之秀陆逊也曾与吕蒙这样研判道：“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如有大功，意骄志逸……”
另外，曹操的谋士董昭也认为“羽为人强梁”。虽说这些有幸与关公相处、交往或者对阵过的人物，各自处于不同的利益集团角度，评议也不见得就完全客观，但毕竟是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至少可以丰富我们对历史上真实关公的了解与认知。
而作为身后评价关羽的第一人，应该首推撰写《三国志》的陈寿。这些评论，见于他为关公和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作的合传当中。首先是在张飞传部分以对比的笔法述及关公：
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随后在五人传末总评当中，又再次以对比的态度这样论及关公与张飞：
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这两段评价，都被司马光在张飞为部将所杀之后，引述于评议当中，只是前一段对张飞的评价一句略有改动：“飞爱礼君子而不恤军人。”
每每回味其樊城解围之战，就觉得心痛，为关羽，也为不同阵营的同为河东老乡的徐晃。只是，生前的胜者徐晃，早已成为不为几人记得的过眼烟云，飘散在历史天幕的深处，而悲壮殒命的关羽，却仍然不时会被后世君臣说起。且以司马光这部皇皇巨著为例，至少还有两处提及关公。
南北朝江南刘宋文帝刘义隆，知道兄弟刘义恭因为早年被父皇宠爱，虽对文学有所涉猎，但骄纵奢侈而没有节制，所以于元嘉六年（429）命其出朝镇守地方时，特意给这个异母兄弟写信予以告诫。信中先后举汉将卫青、战国时期魏西门豹、春秋时期晋国正卿赵鞅心腹家臣董安于以及关羽、张飞为例，规劝刘义恭克服“性褊激”的缺点。文中不难看出，关羽、张飞是以其“任偏同弊”的性情作为负面典型的。
及至元嘉十三年（436），病重的宋文帝忌惮功勋卓著的忠臣檀道济在他死后会谋反，就编造借口杀了他父子十一口，随后还把他的两个得力下属薛彤、高进之也杀掉了。理由就是“二人皆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人比之关、张”。很显然，刘备、关羽、张飞情同兄弟手足的义气名声，已经成为后世美谈，被当作一种褒扬的典范。
回顾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六十至六十九当中，以由简略提及到详细描写的笔墨，为后世重现的“河东关羽”自追随刘备直至被俘牺牲的戎马生涯，以及对身后人事的影响；再对比《三国志》中关涉到的各篇传记作品相对应的记述内容，还有诸多注释文本所丰富进去的与关公相关的事迹内容，虽然都各有详略，却为我们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一位最接近历史人物真实形象的关公。他有别于至今仍以“关圣帝君”神位广泛享受信众香火祀奉的神化了的关老爷，亦有别于《三国演义》当中被广大读者普遍认可的文学形象化的关羽关云长，更有别于活跃于戏剧舞台上的艺术夸张脸谱化了的红脸关公，所以才倍感亲切，也倍感心痛。
故此，当整理完这篇稿子，作为隔世老乡，笔者禁不住起身肃立，朝着窗外位于西南方向四十里开外的常平家庙和关帝祖庙，还有南山之巅那尊顶天立地的高大铜像，深深地弯腰，鞠躬，致敬！
李云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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