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关公文化的核心内涵

历史上的关羽之所以经历由人到神的擢拔跃升，既有身居庙堂的高官显贵出于维护统治利益需要而大力提倡使然，也有遥远山村的草根小民为摆渡迷茫心灵而需要渡船所致，但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关公的道德品行和人格气质满足了不同时代价值信仰重构的精神需求。质言之，在关公身上蕴含着历史上的中华民族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的历史文脉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那么这种核心内容是什么？主张刚、毅、直、俭者有之，认为孝、悌、忠、信者有之，可谓众说纷纭，未归一是。笔者在此删繁就简，将关公文化道德意蕴的核心内涵归纳为：忠、义、仁、智、勇。

忠：忠在中国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曾参对孔子思想作过概括：“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孔子自己谈到君臣相处之道时也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宋代大儒朱熹将“忠恕”二字释为：“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而在历代皇帝给关羽的谥号中，忠字一直占据核心位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上的关羽以“兴复汉室”“志存一统”作为人生的基本信念，以“春秋大义”“尊刘贬曹”作为自己的正统史观，以“宁死不屈”“忠节相尚”作为自己的人格追求。当时刘备兵败投靠袁绍，关羽被迫降曹仍旧维持对刘备的忠心。此后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之所以极力推崇关公，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忠君守义、武艺高强的关公来激励自己的文臣武将们能像关公一样，尽忠心于君王，献勇武于社稷。

义：作为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范畴，义包含主体的道德人格、处理主体间利益关系的伦理准则等多重含义。首先，孔子把义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所谓“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义很多时候还被延伸为人外在仪表的端庄合宜，如《说文》曰：“义，己之威仪也。”又云：“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其次，义被用来指涉处理主体间利益关系的伦理准则，如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等，《孟子·告子上》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在关公身上，义是仅次于忠的重要道德品格，同时也是关公为人处世的基本伦理准则。就其“义士”品格而言，在正史《三国志》以及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关公都保持“守信重义”的义士形象，忠义、节义、恩义、情义、仁义都与关公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关公的义士形象也体现在后人作品对其仪容仪貌的描绘上面，很多小说将关公美化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的仪态轩昂、正气凛然的英雄形象。除此之外，关公文化中包含的众多民间传说，也反映了关公处理义利关系时所遵循的“先义后利”原则，如湖北荆州是历史上关公事业巅峰和功败垂成之地，当地就流行着一种传说，当年关公镇守荆州，曾有一些地痞流氓侵害当地商家利益，关公秉公办案，在制裁各种不法行为的同时，鼓励商家要“重诺守信”“童叟无欺”，于是，当地众多商家悬挂关公画像于店中，既是要借关公威名自我保护，也是要彰显本店秉持关公倡导的“以义获利”的商业伦理原则，以此吸引更多顾客。由之，使关公逐步演变成了“武财神”，并进而传遍全国各地。

仁：儒家的仁爱发端于家庭血缘亲情之中，孔子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说“仁者爱人”。孟子认为可以将仁爱推己及人，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仁爱在儒家美德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各种美德赖以生成的内在根基，并渗透到其他各种德目之中。这种仁爱反映到关公身上，就是以仁德行政，仁爱广土众民，亦即同情人、尊重人、理解人、善待人、帮助人。在历史上关于关公的民间故事中，关公特别关怀下层部属和普通士兵，他镇守荆州多年，深得百姓爱戴。在河北省涿州市的楼桑庙村，有一座纪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三义馆，在专门讲述关羽故事的展厅内，记录着一则“簪打姚斌”的民间故事。据说姚斌是一位独行大盗，经常劫富济贫，深得人心。姚斌母亲病重时，郎中告知，只能用一匹上好战马的心脏才能救治，当时人人皆知关公的赤兔马是最好的战马，姚斌救母心切，就乔装打扮成关公的样子来偷马。结果，被营中官兵识破，姚斌被抓起来准备问斩。关公得知姚斌是为了治疗母亲疾病来偷马时，有感于他的孝心，免其死罪，只是让手下将领用簪子象征性地对其加以敲打。

智：这里的“智”等同于“知”，儒家《大学》把“格物致知”视作君子学以成人的前提条件。“格物”就是通过不断钻研去掉虚伪不真的杂质，“致知”就是要穷究根本、沿波讨源、找到事物最内在的发展规律。此外，儒家文化所探讨的“智”除了强调通过学习来提高君子的“智识”外，还高度重视君子对所学“智识”的贯彻执行，故在《中庸》中孔子讲：“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而历史上关公信仰中的关羽，恰恰通过自己的“格物致知”和“力行不怠”，走向了古代君子修己以安人的至高境界。在世界各地的关公庙中，几乎都有关公“手着长髯，夜读《春秋》”的座像，山西运城解州的关帝祖庙还专门建有“春秋楼”，旁书楹联：“青灯观青史，着眼春秋二字；赤面表赤心，满腔存鼎三分。”关于关羽读《春秋》，很多人认为《春秋》所记皆是“道义”，强调的是关公要从中汲取“道义”的力量。而我认为，孔子晚年编纂《春秋》一书，集其终生智慧于其中，内涉政治、经济、社会、天文、地理等诸多知识门类。古人强调关公读《春秋》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后人看到一个文韬武略、智勇双全的关公形象，这个信仰之中的关公既能格物致知、好学深思，又能身体力行、带兵打仗。在关公民间故事中，反映其智谋的案例众多，如关公在荆州任上，修整工事、囤积粮草、训练兵士，军容军纪焕然一新，为荆州防御和日后北伐做好了充分准备，表现出高度智慧的统帅之才。他更熟悉地理、洞察天时，利用秋季暴涨的河水，水淹七军，取得辉煌战果。

勇：勇毅力行是中华民族在践履道德方面所具有的一种行为品质，也是在道德意志层面所体现的一种崇高美德。孔子把“智、仁、勇”视为君子的三达德，其中仁是核心，智的本质就是知仁，而勇就是行仁，三者共同构成一个知、情、意的完整德性体系。孟子更是认为，要使一个人的道德信念不被利益得失所动摇，达至“不动心”的境界，就必须有勇的顽强品格。孟子还区分了血气之勇、义气之勇和恪守道德信念的“大勇”。其中，在利害当前时，能够择善固执，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敢于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正所谓：“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可杀而不可辱”。上述品格在关公信仰中的历史叙述中得到了完美诠释。比如，《三国演义》中就专门加工创作了关公“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以及脍炙人口的“过五关斩六将”“刮骨疗毒”等经典故事，这些流传多年的故事，正诠释了中华民族对“忠诚”与“勇毅”的深刻含义。

综合以上论述，我认为在关公的忠、义、仁、智、勇五种德性之中，忠、义集中反映了关公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时呈现出来的道德风貌，仁则是忠、义行为赖以生成的价值根基，智、勇则是关公以仁为基础，逐步生成的个人杰出才能的集中体现。在这五者之间，仁是联结关公德与才综合素质的核心和枢纽，正是忠、义、仁、智、勇之间的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共同塑造出历史上关公信仰中那个德才兼备、“精忠贯日月，大义薄云天”关公形象。

（靳凤林/文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