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春天(散文)——赵光华

小时候，我怕父亲，而现在，父亲怕我。

过去我怕父亲，因为他是一家之长，是老师，是校长。现在父亲怕我什么呢，我也不明白。父亲跟我进城以来，和我说话总是磕磕巴巴的，像一个没有完成作业的小学生。

我的小家留给父亲的卧室只有十平方米，还不如老家的厕所大。我很惭愧，把父亲从老家宽敞的大院子囚进京城这个小笼子，父亲蹑手蹑脚，好像手里永远捧着一个易碎的玻璃鱼缸。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父亲和我们交集却很少，等我们吃完饭他才回来吃，他从不看电视也不玩手机，偶尔戴上耳机听听家乡戏。他的目光总是粘在小区花池内一簇一簇的绿植上。我顺着他的眼光望去，黑绿的冬青树中间，竟然夹杂着几棵偷跑到城里落户的狗尾巴草。

父亲师范毕业后分配工作，主动要求去偏远学校，一般周六下午才骑自行车赶几十里路回家。母亲是农民，家里还有十多亩田，春种秋收，一个人忙不过来，便想让我请假帮她。父亲不同意，说再苦再累不能耽误孩子功课，他与别人调课之后挪出一天回家帮忙。父亲总是阴着脸，很少有笑容，就算过年也不例外。

父亲忙了一周工作，星期天想歇歇，母亲总是留一些体力活给他，比如磨面、担茅粪等。我家饲养不起牲口，重活就得靠人干，送农家肥到田里，把庄稼收回来都得靠人力驮运。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捡一些残破的盆盆罐罐，用来移栽田野里的花花草草。

我上学后，学习成绩一直靠前，这和父亲有很大关系，不是他多么用心辅导我功课，而是他的威严就是无形的教鞭，他的目光像一把利剑悬着，我不敢懈怠，只有考出好成绩，父亲的脸色才不至于更难看。父亲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们，就连一个慈祥的目光也吝啬。父亲说，老师的孩子就应该学习好。我和妹妹一路走来，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还算顺利。

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父亲却从不惯妹妹，父亲周末在家，妹妹总是猫在母亲身后。其他时间，妹妹嚣张得像个梅花鹿，经常对我呵五呵六的，母亲说我是哥哥，是男人，应该让着妹妹。家里的“珍馐”大部分都让妹妹吃了，我总是打扫战场。上初中后，妹妹开始住校，脱离了父母管束，活像脱缰的野马，几次逃学都被逮住。老师不敢告诉父亲，母亲帮着妹妹瞒天过海，后来真相大白，父亲愤怒地摔碎了屋内所有的花盆，残枝败叶在地上打滚，屋子内一片狼藉。初冬，屋内已经生了炉火，妹妹被罚站在门外。母亲想去求父亲宽恕，但看到父亲喷着怒火的眼睛，便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妹妹说，那次以后，她幡然悔悟，痛改前非，走上了正道。

我和妹妹考上大学，父亲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小学校长，他说我们考上名牌大学，就是他的尚方宝剑，让他在学校八面威风，老师都自觉服从父亲的领导，说他能培养出两个大学生，就一定能把学校管好。他对好学生印象不深，对调皮捣蛋的学生却特别关注，现在经常有学生来看他，他一直认错人，把学生的名字张冠李戴。

父亲好像来北京后才开始怕我们。媳妇问，是不是她的原因？媳妇是南方人，是我大学同学，我家基本上是她说了算。她在一家外企工作，性格泼辣，雷厉风行。尽管我们身居陋室，尽管南北方生活和饮食有差异，但是她明事理，处处尊敬父亲，我也理解她的难处。

母亲去世后，我就开始劝父亲跟我一起生活。任凭我磨破嘴皮，他就是不愿意离开老家，最后是媳妇出面做工作，才有所松动。我想他大概是抹不开儿媳妇的面子。父亲70岁以后，孑然一人，孤苦伶仃。妹妹首先看不下去了，父亲越来越苍老的身影让她放心不下，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一辈子良心受谴责。妹妹在电话里哭了，她说，哥，如果你有困难，我接咱爸来深圳跟着我生活！媳妇说，赡养父母，儿子责无旁贷。就这样，我抢在妹妹前头把爸爸接到身边。

母亲在世时喜欢种树，两棵槐树看守着大门，前院的两棵泡桐绿荫如巨伞，后院的三株蛤蟆枣树一字排开，墙角还有一棵矮石榴树，果实成熟挂满枝头。巷里孩子们欢呼雀跃，我和妹妹成了孩子王。后院还有母亲开垦出的两畦菜地。碧绿的菠菜、红彤彤的西红柿、紫色的茄子，春夏两季不用花钱买菜，我家的小饭桌总是被母亲调配得五颜六色、清香四溢。

父亲喜欢绿植。那时候没有多余的钱去买花草，父亲就在盆里点几粒玉米、小麦。暖暖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内，不几日，满屋都生长得绿盈盈的，好像春天的田野。

一个周末，父亲放假回来，解开捆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的绳子，小心翼翼地拿起一个纸袋子，好像双手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他顾不上吃饭，找出一个废旧塑料桶，栽植、培土、浇水。他说，吊兰随便插一枝就能成活。我们这才知道此种像稻谷叶子的绿色植物叫吊兰。吊兰的繁殖能力极强，没有几年就占领我家屋子的大部分空间，简陋的房屋里外挂满了绿色。

父亲退休后，把侍弄花草当正事，这里移栽一棵，那里种上一盆，父母的房间，我住的大炕周围和妹妹的闺房，都被父母绿化了。参加工作后，我和妹妹住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只要我们回家住，父母就会提前几天清扫房间，蓬勃旺盛、水盈盈的吊兰就摆在显眼的位置，偶尔还有一些廉价的绣球、绿萝、月季点缀其间。

父亲刚来北京，我们怕他不适应，尽量分散他的注意力。我陪他逛遍京城的大小景点，带他去吃北京烤鸭。媳妇工作忙，但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父亲在家里找不到活干，就去小区转悠。他不善言谈，融不到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头老太太中间，总是一个人坐在花池旁发呆。我们早上起床，父亲早已出去晨练，不到吃饭时间不回来，晚上遛弯回来就钻进他的小房。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媳妇说，她一次也没有碰到过尴尬——父亲可能憋着大小便，等我们睡觉后才用卫生间。父亲上卫生间不发出一点点声响，甚至还把使用卫生间的痕迹清除得干干净净。

这样下去怎么行啊！我忧心忡忡。

村里人都说老校长含辛茹苦把儿女培养成才，现在两个孩子争着养父亲，是村里后生们学习的榜样。现在他跟着儿子去北京真是享福喽！听到这样的话，我面红耳赤，羞于应答。

高层住宅里，空气都是凝固的，名贵花草也长不出父亲眼里的春天。

快要过年了，父亲显得闷闷不乐，我估摸他是想家了，媳妇过年要回南方娘家，我要值班，我不知道该怎么安置父亲，老家的冬天要靠生炉火取暖，父亲一个人住，更让我担心。

过了腊月二十六，一脚就踏进了年的门槛，父亲终于憋不住了，他神情黯然地小声嘀咕，那些花草没有人浇水，大概都渴死了。

我打电话给堂弟，让他过年这几天一定替我照顾好父亲。父亲得知回家的票已经订好，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头天晚上他一夜没睡，不知道在房间里鼓捣什么。我提前把买好的烤鸭和果脯装进旅行箱，让他带回去，他不习惯用拉杆箱，把所有的东西倒腾到一个蛇皮袋里。我说，现在谁还用这布袋啊，这样回去不是丢你儿子的脸吗？父亲看我有点生气，又把行李装回行李箱。

过了正月初七，我催父亲返京，父亲说，等过了元宵节吧，家里的亲戚还没有走完。那些枯萎的吊兰浇了水，又活过来了，屋里生了钢炭炉子，这些花草还要缓歇一段时间。

父亲磨磨蹭蹭，一直不肯返京。我在电话里说：爸，你不敢给儿子添乱啊，你知道我有多忙吗？每天还得操心你。父亲说这些花草让他放心不下，他得安顿好这些生命，虽然天气暖和了，但是不给它们定期浇水、见阳光，迟早会死的。

我只好请假飞回去接父亲，他无奈之下，开始收拾他那些破烂，从早上一直到午后，还没有妥当。我说，再晚，就赶不上飞机了。他一直盯着这些花草，进进出出里屋外屋，我不知道他在寻找什么。他让我把所有花草都集中搬放到门房厦子下，他拿出一个相框放到花草中间，然后小心地擦去相框上的灰尘，母亲的面容渐渐清晰起来。他说，我们都走了，你妈在家孤苦伶仃，让这些花草陪着，她就不会寂寞了，她侍弄这些生命几十年，对它们有感情了。

我瞬间泪奔，转过头，点燃一根烟，快速地吞吐。烟雾在花草间痴痴缠缠，迟迟不肯升空，似乎也留恋着什么。

回到北京，已是二月末了，后海边上的柳枝泛绿，白白的杨絮飘落如雪。父亲依旧安安静静地和我们一起生活。他还是经常对着小区花池内的冬青树发呆，他一定在挂念那些花草，还有几十年相濡以沫的母亲。

我委托堂弟帮我照看父亲种的那些花草，要他定期浇水、施肥，并且隔几天发一段视频给我。今天的视频里，门房厦子下所有的花草都吐出了新绿，母亲在绿盈盈的花草中朝我们微笑。父亲也笑了，而且是开怀大笑，这是他开天辟地头一次。

京城的春天到了，父亲的春天也开始蓬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