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济老干部常泉给朱德总司令牵过马

青年时代的常泉

尚前秀 李玉锁

在永济，提起老干部常泉，上了年纪的干部群众都会说：“知道、知道，这个人给朱德总司令牵过马，老干部，老八路，好样的！”

其实，常泉原籍并不是永济，而是晋东南长子县，他本名也不叫常泉，叫常全喜。1938年他13岁时，就参加了八路军，在一一五师当司号员，后跟随朱总司令到延安，给朱老总当勤务员。他勤快、机灵，深得首长喜爱，康克清同志还特意帮他将姓名改作常泉。康克清对他说：“小鬼，你年龄还小，要多学点文化，干革命没有文化不行！”在首长们的关爱下，他先后在太行中学、晋西北鲁艺分校、延安行政学院、延安鲁艺、中央政法干校学习。

1947年，随着解放区迅速扩大以及土改的展开，组织上安排常泉和一部分同志回山西开展工作。临离开延安时，康克清同志叮嘱他说：“土改是关系农民翻身的大事，你到农村后，一要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二要掌握好政策，一定要把事情办好。我在延安等着你工作中的好消息。”

常泉带着首长的嘱托和期望来到永济，被派到常旗营村搞土改。在这一时期，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安了家。土改结束后，组织派他去虹光剧团当政治指导员。此后，根据工作的需要，他先后担任过闻喜、解虞、永济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检察长，栲栳公社党委书记，县林业局长，县农政副部长、统战部部长，最后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子上退了下来。

1965年，全国畜牧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永济是畜牧工作先进单位，常泉作为县委常委和农工部长，代表永济参加会议，会上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会后，他特意去看望了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康听说他在基层工作搞得很好，入了党，当了领导，很高兴，鼓励他继续努力，扎根基层，把农村的事情办好。

从北京回来以后，一些好心人就劝他：“你有这样好的关系，何不请他们出面，把你调回北京工作？”常泉一听就说：“那怎么行！我在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人民服务，干一辈子革命。首长也嘱托过，要把农村的事情办好。现在怎么能违背誓言，辜负首长的嘱托呢？共产党人如果都去北京当官，农村的事谁办？农民的问题谁解决？”

在北京开会时，在一次分组会上他说：“多年的基层工作使我体会到，在咱们国家，把农村的事办好了，国家就好了；农民富足了，国家就富了。做好农村基层工作，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组织部门认为，常泉同志党性强、工作能力强，所以哪里有“硬茬”，就派他去哪里。常泉说：“什么是党性？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党性，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就是党性。”常泉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誓言，未辜负首长的嘱托。

1948年，虹光剧团成立不久，因受旧习气影响，一些老艺人身上存在不少坏毛病，剧团纪律松弛，人心涣散。组织知道常泉曾在十八集团军总部宣传队干过，就派常泉去当政治指导员。常泉到了团里，尊重老艺人，团结同志，以身作则，关怀演员们的衣食住行。下乡演出车少人多，他让老演员坐车，自己徒步而行。为了蒲剧后继有人，他东奔西走，为剧团挑选和培养了王天明等十几位演员，为蒲剧的振兴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团里团外的人都说，没想到，这小伙子，还真有两下子，不愧是延安来的！更有人称他是“年轻的老八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检法部门急需加强力量，党派常泉去，他欣然前往。他在工作中一边学一边干，坚持原则，秉公办案，深受群众欢迎。1958年，县里要在虞乡建立大公社，因为所辖地域大，情况复杂，有诸多难题，党派他去担任党委书记，他去了。他和同志们一个村一个村跑，做村干部工作，订方案，制条例，经过一段努力，“东风人民公社”率先建立起来。

这个出生于太行山区并在首长身边成长锻炼过的汉子，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心中扎了根。首长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他，使得他始终保持着关心和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保持着困难面前勇于拼搏不服输的性格。只要人民需要，调令一下，他就会不计职位高低、不论条件好坏，在第一时间奔赴新的岗位。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无论常泉到了哪个单位，用不了多久，这个单位的工作就会有大的起色。

常泉之所以能把基层工作做得这般出色，并不是他有什么神药妙方，而是因为他亲民为民、善于发动群众，很得老百姓敬重。他在常旗营搞土改时，和农民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炕，朴素随和，平易近人。群众有问题爱找他谈，他也乐于为群众解决问题。同时，他还非常爱护干部和群众。那时运城尚未解放，附近又驻扎着匪军，他担心敌人搞突袭，所以黑夜睡觉从不脱衣服，睡一会就起来到村里村外转一圈，看有无动静。

常泉下乡，不爱开会，爱串门走户，好在大树下、大庙前同乡亲们闲聊。通过闲聊，他就了解了村里存在的许多问题，然后才和村干部研究，一个一个解决。石桥村王安家说：“有一次常泉到我村下乡，村干部给他安排了住处，但直到半夜都找不到他。第二天才知道，那天晚上，他就睡在放羊老汉那间小屋里，两人聊了半夜，把他所要调查的事情摸得一清二楚。”他在闲聊时，如果了解谁家有困难，日子过不下去，就会解囊相助，有时甚至把自己搞得腰包空空，连饭钱也拿不出。

常泉的儿子常万忠说：“老爸的农民朋友很多。20世纪70年代时，土改已过去二三十年了，常旗营一个叫李泽荣的大爷到县医院看病，老爸知道了，但正在开会，脱不开身，便派我把钱和粮票送去。”人们都知道，常泉也有妻子儿女，生活并不富裕，但他就是这样，心里时刻装着老百姓，宁愿自己勒紧裤带苦一点，也不愿老百姓受苦。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人们怎能不敬重呢？

1962年，上级纠正“大跃进”中的“五风”时，常泉受到了批评和处分，领导担心他接受不了。没想到经过几天学习，常泉诚恳地接受了批评和处分，愿意离职到生产队劳动锻炼。在生产队，他和社员一起修渠、送肥、推水车，光着膀子说说笑笑，乐观豁达，令人敬佩。后来，上级为他平反，说“五风”的根子在上头，你是满腔热情地做工作啊！常泉说：“我作为基层领导，当时头脑也有些发热，给生产队造成损失，我也有一定责任。”

2000年7月，常泉同志因病逝世，追悼会在常营他的家中举行。县委所致悼词，对常泉同志牢记入党誓言、扎根基层一辈子的革命精神给了高度评价，称他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群众的贴心人。这天，一院的花圈中有许多是本村和外村的农民朋友自发送的，抬棺扶柩送葬队伍中，也有许多的村干部和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