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一代蒲剧名伶董银午先生

著名蒲剧老艺人董银午，又名重山，芮城县风陵渡镇西柏台村人，原黄河蒲剧团业务副团长兼导演，工须生。在半个多世纪的舞台生涯中，他辛勤耕耘，矢志不移，以心血与汗水浇灌梨园之花，将毕生精力献给了蒲剧事业，在广大戏迷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献身梨园志不移

董银午，1901年生于梨园世家，其祖父为清咸丰、同治年间著名须生，其父茂生为蒲剧名丑。他幼年随父入班学戏，恰好与其舅曹福海（后为杨老六手下著名小生）同班，这给了两人切磋技艺、互相提携的良好机遇。旧时的技艺传授，大多是师徒间“口对口、手把手”式的死记硬背，其父常教授二人被称为伶人开蒙启齿之“对对戏”，如《神亭岭》《黄鹤楼》等。这里面虽有“照葫芦画瓢”痕迹，但也让初涉艺坛者受益匪浅。

董银午14岁时，来到风陵渡赵村，向艺人李秉森学小生戏。他先以《铁兽图》《玉虎坠》和《教子》中娃娃生戏为长，后攻《长坂坡》《游龟山》《蝴蝶杯》等剧中的小生正路戏，基本上沿袭了“先易后难，以动带静”的戏路。董银午天资聪颖、悟性好、能吃苦，加之扮相英俊，嗓音甜润厚实，不久便在蒲坛崭露头角。

董银午1916年入杨老六“云生班”，后转西安“晋风社”从艺。其间，他又熟练地掌握了武功要领。他的《翠屏山·提刀》远近闻名，曾有“董银午《翠屏山》真刀来耍，明磁朗快如风厉害怕怕”之美传。他的《出五关》《古城会》《水淹七军》等关公戏更是令人百听不厌、百看不烦，在黄河三角洲地域久演不衰。

以邻为友强功底

董银午加入杨老六“云升班”第二年，赴西安参加了山西会馆和华晋舞台演出，有机会与享誉华北、西北的刘奎官京剧名班同台献艺。在与京师同行接触过程中，他摸索掌握了京剧武打程式，如《八蜡庙》《白水滩》《塔子沟》《铁公鸡》等剧中的角色定位、格式转换，以及生旦之间的动作要领、音频格调等。

在杨老六指导下，董银午结合自身特点，大胆改进了蒲剧武戏的某些陈规，如《翠屏山·提刀》中，在动作连贯、手脚并用的基础上，融入京剧沉稳潇洒、豪迈大气的表演套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一代文豪景梅九先生对家乡蒲剧情有独钟，多次夸奖《提刀》这出戏底功扎实，“朝天蹬”顶天立地，“橡皮腿”刚柔并用，带出了我们民族特有的“精气神”。景先生还建议董银午与秦腔名流开展艺术交流，进一步提高演艺水平。

1929年，山陕大旱，民不聊生，董银午的演艺事业也陷入了低谷。无奈之下，他南渡伏牛山区搭永宁（今洛宁）王海潮蒲剧班，后又东去渑池搭义马煤矿平老四蒲剧班。在此期间，董银午领略了落难中的世态炎凉，曾在饭店食人剩余，遭野狗四处追逐，进山沟与野兽为伴……他曾苦笑着将这段经历喻为“路没少跑，钱没多挣，缩了腰围，练了胆识”。不久后，董银午北上搭汾城（今襄汾）小董村福盛班（小蛋班），执着地在艺坛继续打拼。

1935年春，当红艺人杨老六知董银午演戏用功、德才兼备，着顶门徒弟段连杰（筱月来）将其唤回“云生班”。翌年，董银午再次随班赴陕演出。“西安事变”后，面对国难当头、民心沸腾的抗战氛围，董银午坚持要求演抗战戏。曾任陕西督军府副官主任的社会名流李逸僧先生，为他编写了一出表现明末史可法抗敌殉国的蒲剧《梅花岭》。在杨氏主持下，董银午很快将其搬上了舞台。当时，艺人生活极为艰辛，每天除了演戏，还要做苦工维持生计，董银午坚持为市民和士兵义演，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此举在西安深得人心，有人撵着给戏班送水端饭，杨虎城将军闻讯后连连夸赞，还赠送了“艺为民生、根植华夏”的墨宝。

1938年，董银午在杨老六所带领的“晋风社”边演戏，边授徒。后来，他应河南灵宝**王鸿业之邀，创办了蒲剧“娃娃班”（后称“灵宝班”），学员最多时达二百余人，在当地红极一时。

谦虚谨慎多奉献

1947年，晋南地区大部分解放，董银午应邀返乡参加了永乐县火星剧团。1949年春，他转入芮城蒲剧团（后为黄河蒲剧团），历任业务副团长兼导演，曾被选为省、县人民代表和省文联委员。1954年春，董银午随团赴太原会演，以《状元媒》一剧获导演、表演双奖。1956年冬，他参加了山西省蒲州梆子传统剧目鉴定演出，获专家学者“知识广袤、戏德敦厚”的积极评价。

1958年，董银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这位孩童时代就迷恋于戏剧的七尺男儿，比谁都明白一个道理：旧时代艺人不入流，被称为“吃开口饭的”，新社会演员层次高，大多是“有文化的人”。亲身的经历，新旧之对比，更加夯实了董银午“作为一名新文艺工作者，决心为党献出一切”的坚定信念。

上世纪60年代初，董银午迈入了花甲之年，但他退而不休，坚决要求随团演出。芮城黄河蒲剧团赴西安演出时，得到晋籍人士和古都观众的热诚欢迎，西安文化局、秦腔剧社为剧团举办了晚会，赠送了花篮。在此期间，董银午专门探望了昔日风雨与共的同行们，秦腔名伶雒秉华之子雒荣先生感慨地说：“董银午是陕西人的朋友，更是山西人的骄傲！”

上世纪60年代末，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传统剧被禁演，老艺人一时间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文革”高潮时期，黄河蒲剧团遭解散，董银午莫名其妙地被遣送回家。

纵观董银午的艺术成就，专家们多用“博、大、精”三个字来概括。在戏路上，他属西路把式，所有的生、旦、净、丑，都能滴水不漏地“提包袱”。对于南路戏，他也能“吃倒活”，无论做、唱、念、打，均有自身个性特点。曾效力于黄河蒲剧团的著名艺术家张保说：“董老师是继杨老六之后，向兄弟剧种学习、革新蒲剧艺术的大家之一。他吸收京剧‘红净戏’之精华，改革化妆、服装、道具及做派表演，使人耳目一新。他将京剧著名花脸刘奎官的《白马坡》搬上蒲剧舞台，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另外，董银午还以别具一格的丑角戏《高三上坟》，获得了“无所不通，演啥像啥”的积极评价。他在新编历史、现代剧《卧薪尝胆》《正气图》《白沟河》《杜鹃山》《夺印》《掩护》中，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董银午为人诚笃，生活俭朴，从不搞特殊。为了宣传年轻演员，他多次要求在戏报上尽量少提“当代蒲剧名家”“舞台活关公”等称谓。有一次，剧团到河南渑池县演出，大家的住地都安排好了，却在导演宿舍里找不到他。细问起来，方知董银午主动将房间让给一对夫妇，他自己搬到城外牧羊人临时栖息的窑洞里。

董银午做戏认真，顾全大局，每逢出台，他总是提早化妆，静坐默思。他说：“干啥就要谋啥，演员出场前想要领，下台来听回声，观众跑路花钱来看戏，要给人家留下不虚此行的印象。”不论扮演大小角色，他从不丢戏误场，敷衍了事。有一回乡下看戏，一位老祖母见小孙子闹着要跑，便哄他说：“快……董银午出来了！”话音刚落，只见一个小喽啰持刀在前台绕了一圈，做了个简单动作便匆匆下场了，后来听说是有人突然患病，董银午临时出来救场。

承前启后凝定力

董银午从艺半个多世纪，其门下徒弟众多，从者如流，其中更有文武双全、出类拔萃者。如常振都（武生）、牛小顺（小旦）、车计娃（须生）、杜宽宽（艺名“人参娃子”）、梁天平（花脸）、段金声（正旦改须生）、王过兵（小生）、杨文增（花脸）、刘庚子（花脸），其子巨虎（武生）、秦虎（武净），义女玉兰（小旦）等。他们刻苦钻研，各有所长，为蒲剧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70年5月10日，一代名伶董银午怀着对蒲剧事业深深的眷恋，走完了七十载的人生之路。临终前，他对身边的亲人说：“要记住‘以戏养人’的道理，千万别丢了咱董家四代遗产，把蒲剧好好传下去！”

董银午的长子董巨虎牢记父亲遗嘱，决心为蒲剧奉献一切。他勤学苦练，以武功见长。在《翠屏山·提刀》剧中，他飞身腾空如蛟龙出世，左砍右劈似倒海翻江，特别是那接连空翻加三百六十度旋转落地大亮相，至今少有人及。

1986年春，黄河蒲剧团在运城演出期间，笔者曾问董巨虎：“从一位演员的角度讲，你想给观众说些什么？”他回答说：“观众是演员赖以生存的土壤，演好戏、做好人就是对大家最好的报答……其实做演员、演好戏也是不容易的，希望尊重演员的劳动，多给些鼓励和帮助，充分体谅他们的过错与失误。”

董银午次子董勤虎沉稳老练，以喜剧（丑角）赢人。由他主演的《囊哉》诙谐幽默，给人酣畅淋漓、轻松愉快之感；他饰演《玉堂春》里的崇公道，恩威并举、善解人意，当今舞台并不多见。在运城演出间隙，笔者借机转达了观众对老一代艺术家的敬佩与怀念，董勤虎先生很是感动：“父亲的功绩在于把蒲剧事业接过来，传下去。我们这一代人遇上蒲剧复兴的大好时光，更应该牢记老人家的叮嘱，鞠躬尽瘁，刻苦努力，为蒲剧的发展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如今，董巨虎、勤虎兄弟均已离世，董银午先生几代人不懈奋斗的蒲剧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不久前，笔者从业内人士处得知，董家有后人在县城办起了“黄河文工团”，积极培养各种专业人才，作为戏剧世家，这无疑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举措！

姚俊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