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邑话读音演变有源头，听后不懂就对了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音。”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各地的语言千差万别，丰富多彩。拿汉语来说，大而化之地分就有十大方言区：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粤语、闽语、客家话、晋语、平话、徽语。拿山西话来说，它是学界公认的北方最为复杂难懂的方言之一，不仅有入声的晋语和没有入声的河东方言（北方官话汾河片）有很大差别，就是同属河东方言区的临汾、运城两市各县、区之间，方言口语也有明显的差别。甚至于在一个县、区范围内部，各乡镇之间人们的口语词汇、语言习惯也不完全一样。

笔者家在盐湖区，历史上是老安邑县。老安邑县方圆不过百十里，然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城里到乡下，人们的口语习惯、词汇、语音也有不少差异。只是它还没有达到影响相互交流的程度，所以人们习焉不察，感觉不很明显。

笔者村子在县东，舅家在县西，两村直线距离不过三十里。小时候逢年过节走舅家，言谈之中发现舅家的人对“舅”字的读音就和我们不同。今天北京话“舅”字读作“jiù”，是个去声字。县东话和北京话差不多，只是把不送气声母j变作送气的q（这是河东方言一个共同特点），仍读去声“qiù”。但是舅家人则不一样，他们将“舅”字读作了上声“qiǔ”。譬如我们呼作“大舅qiù”“三舅qiù”，他们则呼作“大舅qiǔ”“三舅qiǔ”。当时很觉诧异，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读了音韵方面的书，才知道“舅”字读作上声“qiǔ”，保留的是汉语更早的读音。原来，在《广韵》中“舅”是个群纽有韵上声字，注音作“其九切”，反切下字“九”是上声。按照反切的一般规律，“上字定声，下字定韵和调”，“舅”应当读作上声“qiǔ”。但它的反切上字“其”为群母字，属全浊声母。到了北宋以下河东、河南、关中语音发生了“浊上变去”的变化，根据这一语音规则，只要反切上字是全浊声母，被切的字就一律由上声改读作去声。因此，北方话中“舅”字后来就不再读上声，而变作了去声，而“浊上变去”也就成为汉语语音演变的一个重要规律。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读的“qiù”，是宋元以下的读音，而舅家人所读“qiǔ”则是保留了宋元以前的古音。

有一个表禁止的词，县东和县西也有明显差别。我们县东人说“不要”，县西人则多说“包baō”，好像是把“不要”两个字拼读在了一起。如我们说“不要走”“不要哭”“不要笑”；县西人则多说“包走”“包哭”“包笑”（关中人也这样说）等等。后来我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这才发现，所谓“包”其实就是古汉语中表禁止的副词“莫mō”，“包走”就是“莫走”，“包哭”就是“莫哭”，“包笑”就是“莫笑”。而“包baō”这个音是由“莫”字的古读音演变而来的，现在的厦门话仍然这样念。至于为什么，那是由于“莫”在上古是个明部铎韵入声字。但明母并不是单一的鼻音m，而是带有同部位的塞音b，读作mb，因此“莫”字上古音读mbak。后来mb分化成m、b两个声母，入声消失，韵母a也发生变化，于是“莫”字就有了mo和bao两个读音。再后来人们弄不清“bao”的本字，便创造了合体字“嫑”来表示它，如同“不用”写作“甭”一样。但这是个俗字，仅是部分人的“约定俗成”（有辞书将它注音为biao），它的本字其实还是“莫”。因此，安邑县西人和陕西人口语中的“包bao”，是保留了“莫”字的古音，至于口语词“不要”，作为双音节词则是后来才出现的。

再譬如，我的祖母娘家在县城附近，属于县南；二祖母的娘家则是在县北的坡上，两村相距也不到三十里地。但在两位老先后（妯娌）的口语中，有些字读音也不一样。记得小时候听见她们常常用“闻早”这个词。如说“你闻早不要去，去了也见不到人”等等。“闻早”是“趁早”的意思，这个词今天北京话里没有，而元明杂剧中却有大量使用。奇怪的是，祖母口语中的“闻早”呼作“vén早”，二祖母口语中的“闻早”却是“mén早”。虽然这并不妨碍她们之间的交流，但为什么同一个“闻”字，一人读“vén”，一人读“mén”呢？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口语保留的也是不同历史时期“闻”字的读音。“闻”字本是个明母文韵平声字，在唐五代以前，明母都读重唇音m，故“闻”读如“mén”。大约到了北宋以后，从重唇音中又析出了轻唇音v，所以“闻”又读作“vén”。到了明清以下由于受阿尔泰语影响，在一些北方话中v又演化成零声母，于是“闻”字又读wén，这就是今天北京话的读音。1956年以后全国推行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将轻唇音v合并为零声母，于是“闻wén”就成为标准读音。所以，二祖母的“闻mén”，是保留了唐宋以前的读音，祖母的“闻vén”则是唐宋以下的读音，它们都是现在北京话“闻wén”之前的古读音。

笔者的姨妈家在运城郊区，算是安邑县的西部。小时候常常觉得表哥说话发音和我们县东人不一样。最令我难以理解的是，他把“儿”字念作“日rí”，如说“老鼠孵（读蒲pú）儿（日rí）来——一窝不胜一窝”。我们安邑人是把“日头（太阳）”唤作“儿（èr）头”的，但对为什么能倒过来把“儿”字读作“日rí”，我仍不理解。后来才发现这个读音有讲究，是古音，并且是于典有据的。《广韵》“儿”属日部支韵平声字，往上溯“日母归泥”，所以“儿”字上古音读如“倪ní”音，至今江浙语仍呼“儿子”为“倪子”。到了中古音时代，《广韵》“儿，汝移切”，反切上字是“汝”，声母为“日r”，故“儿”读作“日rí”。《元杂剧注·释音》：“蕤，儿追切”，“蕤”读rǔi，“儿”的声母仍然读r。这说明金元以前，“儿”字是读作“日rí”的。只是到了明清以下，“儿”才有了ér的读音。所以，我们县东人的读音和官话一致，而表哥的口语音，保留的应该是隋唐至宋元时期的读音。

运城城里人说话和四乡人也有不同。最明显的差别是他们常常把zh、ch、sh念作z、c、s；把“是不是”说成“寺不寺”，把“火车站”说成“火车赞”，等等。这种差别往往还会变成“语言歧视”。

记得读中学时候，有乡下学生学城里人说“寺不寺”“火车赞”，家长就说他“撇洋腔”；而听到乡下学生把“我们”说成“我底”，把“你们”说成“你底”，把“他们”说成“他底”，城里同学就又会笑话他“土气”“和日本人一样”。当然这也只是玩笑而已。


1986年，著名语言学家侯精一先生和澳大利亚学者合作搞汉语方言地图，专程来运城考察方言。由于此前我在他主编的《中国语文》上发过两篇小文章，算是与先生有过交集，得到消息我赶去看望他。先生问我：“运城话‘桌子’怎么念？”我说：“侯先生，您是不是在问运城话名词有没有‘子尾’？”先生回答：“是。”我说：“地道的运城话，名词后面一般不带子尾，只是把韵母拖长，桌子念bfo:，椅子念ni:，果子念guo:，瞎子念ha:，凳子念deng:，等等。”侯先生说：“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我问过这里（招待所）的几位老年人，他们都是说桌子是念‘bfo子’，椅子是念‘ni子’，后面都加‘子尾’的。”我说：“运城城里五方杂处，不少人是从河南、山东迁移过来的，他们说的已经不是地道的运城话了。我是乡里人，乡里人说话是不带‘子尾’的。”侯先生高兴地说：“幸好我们见了面，不然还真要搞错了的。”当然，城里人口语中名词加“子尾”的也不是全部，而在乡村人口语中名词不加“子尾”则几乎是百分之百。不加“子尾”保留的是古汉语词单音节的特点。这也是安邑话城乡之间的细微差别。

此外，安邑人对一些古词语的使用似乎还有地域的分工。譬如表示“给予”义，县西和县东人除了都用“给gèi”外，还各自使用不一样的古词语，差别很明显。县西人喜欢用“与yū”“归gùi”，县东人则喜欢用“贻yī”。“与”在古汉语里是“给与”的意思。如《论语·雍也》：“与之粟九百，辞。”《孟子·离娄下》：“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县西人也这样用，如说“大姑与他说了个媳妇”“姨妈与过她一个银项圈”，等等。“归”的本字是“馈kùi”，“馈”的本义是“进食于人”。《周礼·天官·膳人》注：“进物于尊者曰馈”，后引申为“馈送”“馈赠（礼物）”。《论语·阳货》：“归孔子豚。”《经典释文》：“（归）郑本作馈，鲁读为归。”县西人呼“馈”为“归”和鲁国人一样，但意义更接近于一般的“给”。

如说“把东西归了人家事情就了了”“那天他归了我十块钱”。县东人几乎不用“与”和“归”，他们常用的是“贻yī”，也很古老。《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就有这个字；成语“贻笑大方”“贻人口实”用的也是这个字。县东人口语“这闺女从小就贻了人，姓的是干爹的姓”“你把那张字据贻我，我找他去说”，等等。“与”“馈”和“贻”都是“给”的同义词，也都是十分古老的先秦词语。这些词语，都保留在安邑人口语中，并且在方圆不到百里的范围内，使用时好像还有“分工”，这几乎是个奇迹！

还有，与县东、县西、县北的人不同，池南（盐池南岸，靠近中条山）的人，口语有一个特殊的副词“相xiàng”，常常加在形容词和副词前面，用来强化赞美或贬斥（人或事物）的力度，大体相当于我们县东人口语中的“可”。如县东人说“可好着来”“可美来”“可脏着来”等等，池南人则说“相好着哩”，“相美着哩”，“相日脏着来”（毗邻的平陆县也这样说）等等。尤其是他们在说话时，故意把“相”字声调拉得很长，听起来颇有一点“吟诵”的味道。关于它的本字我没有仔细考证，猜想它大概就是“相”字，或许就是“相当”（表示程度高）一词的早期说法，只是读音作去声“相xiàng”，与“相xiāng当”又小有不同。

老安邑话内部细微的差别还有很多。造成差别的原因，与各方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及社会开放、经济发展程度都有关系。一般来说，运城、安邑两城交通发达，人口密集，五方杂处，来往频繁，人们口语受官话和外地方言影响较大，保留古语的成分相对较少。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人员流动不多，受外来语言的冲击较少，故保留古语的成分较多。

上面举的例子，都是笔者小时候所听到的。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年来，教育得到了极大普及，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传媒又是空前的发达，人们从小受的是正规普通话的熏陶。


所以到了今天，许多40岁以下的安邑人可能已不会说、甚至听不懂很地道的老安邑话了，我们做方言研究，多少也带有点“考古”的味道了。


当然，“考古”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保护我们民族优秀的语言文化遗产，为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借鉴。兹事体大，非三言五语可以说清，在此就不展开论述了。（王雪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