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乐园里的繁花与冷雨——薛会兵散文

独乐园里的繁花与冷雨

薛会兵

北宋帝国星汉灿烂、气象万千，已然处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之一，然而繁华背后，内忧外患、国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并且积重难返。于是，一场冀求破旧立新的变革就应运而生了。

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的除夕夜，汴京城的缤纷焰火在漆黑的星空砰地炸裂，如流星雨一般飘然散落。又是新桃换旧符，北宋王朝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在“变与如何变”的庙堂纷争中，继续向前推进。江湖风波起，仕途有劫难。朝廷其实也算江湖。多少人在朝中飞黄腾达，又有多少人在朝中郁郁寡欢，就像那历史深处的潮涨潮落、涟漪水波。

主持变法运动的王安石，壮志勃发、指点江山，高歌猛进、骄矜挞伐，欲挽狂澜于既倒，使大宋天威重布于滨海。时年52岁的司马光，由于政治上失意，于是借编纂《资治通鉴》之名，辞官归隐洛阳，抱道守穷以独善其身，韬光养晦待时而动，在国子监尊贤坊北关购买二十亩荒地，辟之为“独乐园”。

司马光以极简姿态立于山川林野之间，以苦度长夜的智慧和坚韧，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中找寻历史选择的偶然与必然、主观与客观，用十五年的孤灯清影，为喧嚣世界立起一座巍峨的文史路标——《资治通鉴》。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携崤渑之险阻，控秦陇之襟喉，通赵魏之枢纽，交通畅达、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北宋时期，一些冗散的官吏和致仕的老臣于此兴园林、造别墅。

据南宋李格非（李清照之父）《洛阳名园记》记载，富弼以下共十九所，未载者数倍于此。这些园林建筑，依山傍水，各抱地势，极尽人间精巧，令人目不暇接。司马光的独乐园，因其在“洛中诸园最简素”，可以概括为简远、疏朗、雅致、天然，为后人广为传颂，成为中国园林史上的文人园林代表。

司马光初到洛阳，心情抑郁消沉。他回顾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人生遭际，一面是寒窗苦读一朝出仕的建业之心，一面是心之所向的山林之乐。“鄙性苦迂僻，有园名独乐。满城争种花，治地惟种药。

栽培亲荷锸，购买屡倾橐。纵横百余区，所识恨不博。身病尚未攻，何论聊民瘼？”自嘲的无奈与气愤溢于言表，既然无法“聊民瘼”、与众乐，那就“尽其分而安之”，独乐当下吧。在这片园林中，他暂时恢复“自然人”的身份，于是，“社会人”的沉重负担便暂搁脑后，阴郁渐消。当心平气静时，他再次手执笔墨，规划着自己心中牵挂的社稷伟业。

所谓构园必题名，司马光给园子取名“独乐”，体现了其政治抱负、价值取向、鲜明态度。《独乐园记》开篇写道：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者所及也。孔子曰“饭蔬（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此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乐也。

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命名是语言之令，能让某些隐在的、被遮蔽的含义得以解蔽和澄明。司马光是宋代著名的“非孟论”代表人物。自中唐韩愈推崇孟子开始，孟子在唐宋间产生了一次“孟子升格运动”，到了宋代尤为甚之，被扶上神坛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有人批孟子，自然就有人捧孟子。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正是司马光一生的好友兼政敌王安石。变法需要理论支撑。王安石主持新政，便以承续孟子以来的道统自居而借势推行变革。

就在朝廷尊孟基调一步步拔高的政治语境下，司马光虽远离庙堂，但仍兼怀天下，以“独乐”为名，表面是针对孟子的“众乐乐”之意提出的反命题，实则是以儒修身、处穷有定，抱着“道高于势”的价值原则，与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展开潜在斗争和积极对抗。

闲居洛阳的司马光，对这种有官无责又未能全身隐退的身份甚感尴尬。他的满腔愤慨和不平是透出纸面的，英雄迟暮不遇之感油然而生。迂叟始家洛，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关，以为园。其中为堂，聚书出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中央为沼，方深各三尺。

疏水为五派，注沼中，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阶，悬注庭中，若象鼻；自是分而为二渠，绕庭四隅，会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轩。堂北为沼，中央有岛，岛上植竹，圆若玉玦，围三丈，揽结其杪，如渔人之庐，命之曰钓鱼庵。沼北横屋六楹，厚其墉茨，以御烈日。开户东出，南北轩牖，以延凉飔，前后多植美竹，为清暑之所，命之曰种竹斋。

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杂莳草药，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若棋局，径一丈，屈其杪，交桐掩以为屋。植竹于其前，夹道如步廊，皆以蔓药覆之，四周植木药为藩援，命之曰采药圃。圃南为六栏，芍药、牡丹、杂花，各居其二，每种止植两本，识其名状而已，不求多也。栏北为亭，命之曰浇花亭。洛城距山不远，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见，乃于园中筑台，构屋其上，以望万安、车睘辕，至于太室，命之曰见山台。

这种抱道守独、适性自足的精神追求也表现在其《独乐园七题》中。该园呈南北走势，地势南高北低，依次有“弄水轩”“读书堂”“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等七处场所或景致。

弄水轩

吾爱杜牧之，气调本高逸。

结亭侵水际，挥弄消永日。

洗砚可抄诗，泛觞宜促膝。

莫取濯冠缨，区尘污清质。

读书堂

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

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

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

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钓鱼庵

吾爱严子陵，羊裘钓石濑。

万乘虽故友，访求失所在。

三公岂非贵，不足易其介。

奈何夸毗子，斗禄穷百态。

种竹斋

吾爱王子猷，借宅亦种竹。

一日不可无，潇洒常在目。

雪霜徒自白，柯叶不改绿。

殊胜石季伦，珊瑚满金谷。

采药圃

吾爱韩伯休，采药卖都市。

有心安可欺，所以价不二。

如何彼女子，已复知姓字。

惊逃入穷山，深畏名为累。

浇花亭

吾爱白乐天，退身家履道。

酿酒酒初熟，浇花花正好。

作诗邀宾朋，栏边长醉倒。

至今传画图，风流称九老。

见山台

吾爱陶渊明，拂衣遂长往。

手辞梁主命，牺牛惮金鞅。

爱君心岂忘，居山神可养。

轻举向千龄，高风犹尚想。

《独乐园七题》是组诗，咏“独乐园”七景，但与一般题咏诗咏物不同。它的思想艺术缘起于晚唐皮日休的《七爱诗》，接连用了“吾爱……”起句，开篇点明对某历史人物的追慕和各景点的题属意图，与其说是咏物，不如说是抒怀。

从诗歌所表达的情志看，“独乐”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主题贯穿这组诗，没有“独”，“乐”将失去特点和价值；没有“乐”，“独”也找不到归宿。其中，《读书堂》《钓鱼庵》《采药圃》《见山台》四首分别吟咏董仲舒、严子陵、韩伯休和陶渊明，反映了“抱道守独”的主题；《弄水轩》《种竹斋》和《浇花亭》三首依次吟咏杜牧之、王子猷和白乐天，是“闲居自乐”的主题。家国与个人，均有运数；功名与事业，更赖际会。

难能可贵的是司马光安达处穷均不改其变的兼善天下的理想抱负。温公之意不在独乐也，然在乎众乐也！正如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云：“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吗？

最好的园林当属这样：深处在其中，却不知晓道法自然随处可见、心与心早已在那里品茗畅谈：“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框，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本是一方园林，却毁于金元战乱烽火。

幸亏有大明“吴门四家”的著名画家仇英，早在神往之中，品读《独乐园记》，由凝思进入幻境，以博观约取、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用青山绿水的妙笔、柳暗花明的曲笔、旁逸斜出的神笔，于丈五长卷上，以“分段式空间”的构图突破了时空的局限，以七段连续的画面构成一幅人物画长卷，将一座园林转译成艺术的双向建构，留给今人一个通往人文圣地的诱惑向往。

“黄面霜须细瘦身，从来未识漫相亲。居然不可市朝往，骨相天生林野人”，这是司马光的初心，也是仇英的匠心。《独乐园图》中的那位文人或许就是仇英本人，他借司马光的《独乐园记》，将自己置于理想中的七处景致中，弄水、读书、钓鱼、种竹、采药、浇花和见山，悠然自得、信马由缰。

当他完成这幅宏伟巨作时，盖上一方印，也许是因为书法不够好，也许是因为不够自信，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他落下一个极小的“仇英实父制”（仇英，字实父），放在角落里，将自己“藏”好，就像十几岁离开故乡的少年，一生的光阴都留在了丹青里，自得其乐，从未改变。

今日名园虽无存，但有名画在，独乐园依然是斯人独乐、青山秀媚、绿水潺潺、雅致天然。以匠心，致初心，抚慰那颗来自大宋的“独乐”之心，沿着洛水之滨、万安山下铺排开来。乐与不乐，独乐与众乐，你可否认真思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