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学记（散文）_杨星让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七·二三”布告下达后，“复课闹革命”一声令下，于是我们又坐到教室里了。

　　人坐在教室里了，心却收不回来了。停课前大辩论、大串连、闹派性、打派仗，十六七岁的少年，心早野了。

　　那时能代课的老师都是出身好根红苗正的人才有资格，那些牛鬼蛇神都还老老实实地在校农场劳动改造哩。重新站在讲台上的老师，面对这些曾将他们打翻在地的“革命小将”，仍然战战兢兢，心有余悸，根本不敢说，更不敢管。

　　于是便出现这样场景：上课了，老师准时登台讲课，教室里三三两两散坐着一些学生。期间学生进进出出，课桌便发出很响亮的砰砰声——我们的课桌是掀盖的，掀起，盖上，“砰”一声，很响亮，那是故意的，谁怕谁呀！

　　班主任姓杨，高高个头，清清瘦瘦，是山大中文系六三届毕业生，知识渊博，但是性格绵软。

　　那天是语文课，杨老师站在讲台上只管讲他的，课堂里嘈嘈杂杂嗡嗡声象一窝蜂，远远盖住了老师的声音。

　　杨老师讲了句什么，转过身正要往黑板上书写，虎祥同学突然叫着杨老师的名字喊：不许放毒！杨老师愣了一下，转过身来，有强同学早已抓起墨水瓶扔了上去，杨老师一躲，墨水瓶在黑板上爆炸了，杨老师背上立刻开了一朵墨菊花。

　　“这课不能上了！”坐在最后一排独自占一张课桌的刘中华，他个头最高身体魁梧，穿一身黄军装。他将桌盖掀起，又狠狠砸下，“砰”一声，冲出教室。

　　“不上了！”教室里砰砰声此起彼伏，同学们一哄而散。

　　我最后走出教室。出门前，我回头往讲台上望了一眼：杨老师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眼里含着一泡泪水。

　　多年后，我们几个同学相聚。虎祥已是一家大企业的宣传部长，有强在县里担任局级领导，我们天南海北地神聊。

　　虎祥突然说：真想对杨老师说声对不起。

　　有强说：那时，我们真是太幼稚了



作者：杨星让，笔名杨柳。山西省万荣县人，中共党员，1953年生。1969年毕业于阎景中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临汾工作，1984年调入《运城日报》任副刊编辑，2013年退休。山西省作协会员，运城市作协原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