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故里_河津人文
司马迁故里龙门是史圣司马迁的故里。在河津市西辛封村，现居住着二十余户百余众司马迁后裔。旧时这里的司马家族享有不纳皇粮的特殊待遇，司马家族与其他姓氏对簿公堂时不必下跪。另外，司马姓氏盖房时，脊兽的兽头是张开嘴的，而一般人家只能用合嘴兽头。这个历史流传下来的规矩，都是因为司马家族出过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太史公，他俩都能坚持真理，敢于直谏。家乡人们为之而骄傲自豪，感到无尚光荣，于是利用新房厦脊非常显眼、高高在上的位置，把兽头做成张口的，祈愿先祖客观公正的言论能永远向世人诉说。
墓祠：河津古县志记载：“汉太史公祠在县西”、“汉太史公墓在县西”、“司马迁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汉阳太守殷济奏请皇帝为河津的司马迁墓建石室，立碑树垣。明代嘉靖二十六年（1547），时任河津知县的陕西临洮人雍焯，在河津县治东面创建了三贤祠，供奉卜子夏、司马迁、王通三位河津古贤。后因黄河泛滥，司马迁墓祠被埋没。此后，人们又在原址西辛封村东树起了“汉太史公司马迁故里”碑，此碑民国时期重修过几次，现存抗战期间一位日本学者曾拍摄的“汉太史公司马迁故里”碑的照片。
文物：如今，西辛封村司马家族后裔仍保存着祖宗传下来的布牌神符和太史公司马迁的笏板。布牌上面有始祖司马谈夫妇的画像和上祖司马迁及其子司马观、司马临以下十一代子孙的爵名。每逢祭事，司马家族的人都要将神符悬挂于中堂，顶礼膜拜。现在，布牌上排列的家谱已到62代了，族中最小的已排到了65代。太史公司马迁的笏板，于1955年3月16日，由族人司马恭捐献给当时的河津县文物保管委员会，作为汉代文物珍藏于县文史馆，当年上交文物时，族人曾折留了一小断笏板，现在当年的收据和部分残余笏板尚存。
2006年2月，笔者与同仁在固镇村发掘的元代碑《创修上生院记》明确记述：“河津，古龙门县，大禹疏凿经之地，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往往间出。”（标点为笔者加）这段记载表明，在元代，司马迁是河津人，已成官方与社会共识。
诗联：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撰写的《史记》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的才学和品格为后世所崇敬，因而历代学者文豪前往河津瞻仰膜拜、赋诗书联者不胜枚举。明代理学家薛瑄写有《河汾五贤咏·太史公》诗，载于明、清《河津县志》，在《秋日家山杂咏》诗中有：“龙门献策文中子，麟趾成书太史公”“子安诗在名犹盛，太史书成志已劳”之句。
清代贡生张汾宿在他的《咏河津》联中写道：“莫谓人弗杰：周卜子，汉马迁，隋传仲淹，明表敬轩，那几家硕士高贤，洵足接千秋道统；漫言地不灵：东虎冈，西龙门，南来飞凤，北迎卧麟，这一带山清水秀，亦堪壮三晋观瞻”。
抗战前，山西大学文学院内曾悬挂这样一副楹联：“史学冠中华，汉宋以来双司马；经传昭万世，商周而上两尚书”，撰联者是当时文学院的院长张贯三先生，“双司马”指的是著《史记》的司马迁和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两位史学家，都是山西人。著名教育家谢觉哉先生在1960年5月视察河津时，曾赋《禹门》诗一首，诗中说：“公社发扬后稷业，人民胜过史迁才。”
近年来，河津文化研究会对司马迁文化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并编辑出版了《司马迁故里考辨》一书，目的就是通过研究，进一步挖掘黄河文化底蕴，挖掘龙门文化的特色；进一步搜集整理河津的人文精神，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恢复与历史名人有关的亭台楼阁等文物古迹，着力打造河津文化名片。在打造司马迁故里这一特色文化名片中，除恢复司马迁祠庙、故里碑，创建纪念厅外，要重点恢弘司马迁秉笔直书的高尚精神，宣传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史记》的巨大贡献，弘扬他的伟大人格、浩然正气、勤奋精神和高风亮节，在建设文化强市中，激励我们传承和光大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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