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崇拜与《春秋》大义
王崇任/文经过历代学者的阐发，《春秋》逐渐包含了一套内涵丰富、严密的“《春秋》大义”。宋代著名学者朱熹认为：“《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沈玉成认为：“所谓的《春秋》大义，一直为中国封建的统治阶层视为‘经世之大法’。”这一套政治原则、道德规范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元代以后人们在宣扬关公崇拜时，潜移默化地将春秋大义的内涵融入其中。随着关公崇拜的流行，《春秋》大义也逐渐深入人心。元代以后的关公崇拜，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大一统”“讨贼”和“君臣之义”等政治理念。
一
元明以后的关公崇拜，首先体现了人们对《春秋》大义中的“大一统”观念的高度认同。“大一统”一词，始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代学者董仲舒解释这一政治理念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大一统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等学者身处动乱之世，深知分裂纷争之苦，所以都希望国家能实现一统。孔子所主张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所主张的“定于一”，都是“大一统”观念的雏形。董仲舒主张的“大一统”，就是强调国家应该建立统一的政治制度，有统一的法制号令、思想观念。秦统一六国，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之后，历代统治者也都十分重视宣扬“大一统”理念。
明清以后的学者、文人也都将忠于大汉、匡扶汉室的关公，树立为《春秋》维护“大一统”理念的典型代表。如明胡汝励《汉寿亭侯碑记》认为：“侯平生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大一统，诛乱贼，敦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从昭烈者，为汉社稷也。厥后献帝竟被废弑，而昭烈成鼎足之形一延汉祀，此又明验也。”又如明孟鍠《弘治重修庙记》：“予惟炎祚既微，三国各私所事，抑孰知正统所在邪？惟王夫子于孔明、张飞同心夹辅先主，誓欲恢复中原，可谓能明大义者矣。”又如无名氏关庙对联：“王业不偏安，拒操和权，诸葛非知己；《春秋》大一统，帝蜀寇魏，紫阳乃许同心。”在明清学者看来，虽然蜀汉只是一个割据政权，关公北伐中原也以失败告终，但他对大汉政权的高度忠诚及他为恢复汉室所作的种种努力，使得他成为捍卫“大一统”制度的杰出代表。
二
元明以后的关公崇拜，还寄托着《春秋》大义中“讨伐乱臣贼子”的政治理念。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许多儒家学者认为，孔子作《春秋》时秉笔直书、一字寓褒贬，使得乱臣贼子十分畏惧。《公羊传》发挥了这一思想，认为臣子应该竭尽全力讨伐乱臣贼子。如《公羊传·隐公十一年》：“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又如《公羊传·宣公十一年》：“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讨贼”与“尊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尊王”就是尊奉天子，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讨贼”则是要讨伐危害王权、危害国家的乱臣贼子。元明以后，关公被塑造成忠于大汉、立志讨贼的英雄。元杂剧《关云长单刀劈四寇》中关公斩杀了祸国殃民的李傕、郭汜等四个奸贼，受到汉献帝的封赏。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着力将曹操塑造为篡汉的奸贼，他不但杀害了董承、吉平、耿纪、韦晃等大汉忠臣，还勒死了怀有身孕的董贵妃，杖杀伏皇后，并欺凌汉献帝。蜀汉的刘备、诸葛亮、关羽等都被塑造为讨伐奸贼的忠臣烈士。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提出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主张。元代学者程巨夫认为：“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而万世君臣之法定。曹操篡窃，群雄并起而争之，《春秋》几废。先主揭大义，发大号，再造刘氏。侯首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间关百折，期复汉祚。《春秋》之义，焕然复明。至今三尺之童，犹知贼曹而帝汉者，侯之功也。”他认为诸葛亮所提出的“汉贼不两立”正契合于《春秋》大义。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关公更是被塑造成勇于讨伐奸贼曹操的英雄。早在建安三年曹操邀请汉献帝、刘备和关羽狩猎时，关公看到曹操欺凌天子，已经有意斩杀曹操。后来建安二十四年，他率军北上进攻襄阳、樊城，威震华夏，也是为了讨伐奸贼，恢复中原。元人胡琦认为：“尝谓汉自中平已后，天下大乱，曹操迁天子于许都，孙权擅土地于江表，二人用心可知矣。是时群材并出，从而附之者，莫非汉臣，汉危不扶，而佐魏、吴倾覆之，述其所为，遗臭天下后世。孰若云长大勇愤发，心不忘义，事汉昭烈，誓同生死，守荆州九年，贼畏之如虎，讨樊之举，鼓忠义之气，破奸雄之胆，可不谓壮哉！”
在明清的学者、文人看来，关公身处乱世，却能忠于汉室，坚持以讨贼为己任，虽然最终功败身死，但其忠义精神却万古长存。正如清人张鹏翮《谒荆州庙》中所说：“汉季扶真主，高明万古崇。忠贞垂宇宙，浩气贯苍穹。”
三
元明以后的关公形象，还体现了学者、文人对《春秋》大义中“君臣之义”的大力推重。“君臣之义”就是君主与臣子之间相处时应当遵循的伦理原则。儒家的孔子、孟子都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认为：“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君臣之义”在《春秋》大义中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戎将侵曹，曹羁谏曰：‘戎众以无以，君请勿自敌也。’曹伯曰‘不可。’三谏不从，遂去之，故君子以为得君臣之义也。”这里举出的事例说明，当君主犯错时，臣子要全力劝阻，尽到臣子的本分。如果君主仍然不听，臣子是可以离他而去的。这样的做法就是符合“君臣之义”。在儒家学者看来，“君臣之义”是极为重要的道德规范。何休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中说：“君臣之义正则天下定矣。”《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则认为：“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
元明以后，学者、文人所塑造的刘备、关羽形象很好地体现了儒家的“君臣之义”理念。刘备作为君主，对关公一直高度信任、关爱有加。关公对刘备则始终忠心耿耿、至死不渝。汉末大乱，群雄并起，与袁绍、曹操、孙权等相比，刘备实力十分弱小。但关公却一直忠于大汉，坚定地追随汉室宗亲刘备。在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关公为保全刘备家小，曾暂时投降曹操。曹操以高官厚禄收买他，他却不为所动。最终关公斩颜良、诛文丑以报答曹操之后，离开曹营追寻刘备。这一事迹充分表现了关公作为臣子的忠贞，使他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赞誉。元代文人王纬在《泰定修庙记》中说：“按三国史，汉末英雄割据时，则有关公审去就之机，明君臣之分，大义凛然著于当时，信于后世，庙食千载。”明人缪天成认为：“且昭烈鼓仁鬯义，开诚布公，联属人心，深固根本。而操之奸，孙之褊，绍无断而寡谋，术刚愎而自用，又孰与昭烈较哉？惟公独秉大智，蚤见及此，故舍强盛，就孤穷，逐草窃，扶正统，爵禄不能縻，冶丽不能惑，金币不能留，危难不能夺其操，死亡不能回其志。幸而扫除僭伪，廓清海宇，辟乾坤于再造，揭日月以重光，以绵汉家如蒂如发之祀。其心固尽，而汉之功臣。即不幸而历数有定，景命难谌，帝业蔑期，捐躯报主，获与汉九庙君臣，同游于地下，其心亦尽，而不失为汉之纯臣。”缪天成称赞关公为功臣、纯臣，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运城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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