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流行的篆刻“换印”是怎么回事
自古以来书画艺术领域，流传着很多交换佳话，历史上羲之书换白鹅、东坡书换羊肉等故事脍炙人口。宋代欧阳修《归田录》中记，他请蔡襄书写《集古录》自序，即以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团茶和惠山泉等物作为润笔，可谓历史上以实物为“润笔”互相交换的先例。在篆刻领域，明清时期篆刻家“金石置换”现象更是屡见。这种“换印”的形式，即便在明代中后期篆刻商品化，甚至到了篆刻艺术市场化相当普遍的清代，依然盛行，并为篆刻家所接受、所采用。“换印”不单单是文人间的情谊往还，实际上还具有了隐性“商品”的性质，甚至被赋予了其它更多的功用。1、文人间情谊往还。
文人雅士之间，诗书酬答、书画往还，自古被视为无尚雅事，翻览史籍，比比皆是。文人介入篆刻之后，书画之外无疑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媒介，成为文人间沟通的新桥梁。清初画家石涛有诗《凤冈高世兄以印章见赠书谢博笑》记其书诗答谢高凤冈刻印之事。“杜茶村曾应千秋命为钿阁（韩约素）题小照，钿阁以一章报之。”很少刻印的韩约素，以一印换得大名鼎鼎的杜茶村的题词，可谓“公平交换”。丁敬记录以印酬答之事尤多，如《世里》印款：“荔惟解得老夫篆刻无法之法，以诗来谢，相应之速，且要次韵并刻印石，亦佳话也，因如其请。”如《两峰十二桥人》印款：“尚山社友以筇竹杖来赠老夫，并赋六字断句见示，既依韵答之，复刻此印奉酬雅意。”如《竹町老人》印款：“丁丑正月，竹町大兄省墓归杭，出金石三例，邗江雅二书见贻，几上偶有旧石，乃刻此印，用答良友慰藉之情。”而在《洗句亭》一印款中直言: “曹子茎九，以诗来乞余篆刻，即应其请。因并来诗附刻此印之上，用托一时清兴云。”“托清兴”一语道出其用意所在。高凤翰“访卯君兄弟。留廿四日，卯君（张在乙）为凤翰治印三十方，凤翰赋诗答谢。”钱松曾为同是印人的胡震刻印70余方，窥见文人间交往之一斑。何元锡观跋黃易刻《金石癖》印云：“黃小松…尝作金石癖印分赠同好，予得大小二印，吴兴陈君抱之笃嗜金石，以龙泓所刻徐袖东名印來易其一，遂以大者归之。”则系文人之间以自藏印章相换一例。
2、艺人间的互通有无。
王世贞见到一祝枝山书法，极爱，便“以京兆他书数纸、文太史书一纸、画一张易之。”〔是文人之间的藏品交换。印章的社会需求量，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书画家。其中，书画家持润求刻占相当比例，也有许多是用作品交换得来，实例举不胜举。徐纪南以所制印泥赠丁敬，丁为刻《徐堂印信》并记到：“纪南以所制相贻，求余篆刻”。“卯君弟张直安（在乙）为凤翰治印，换凤翰画笔。”高凤翰曾为郑板桥刻“七品官耳”印，板桥则刻“凤”字印回报。多家印人为罗聘治印，如：丁敬刻“扬州罗聘”印；黄易刻“画梅乞米”印；奚冈刻“香雪”印；邓石如刻“写真不貌寻常人”等数印。作为画家的罗聘则为丁敬作《丁敬身先生像》、为黄易作《兰竹图》等交换回报。邓石如《完白山人诗存》中记：“余与两峰遇于京师，两峰为作《登岱图》，因作篆（“写真不貌寻常人”印）以报之。”
3、应礼求而为之。
明代文嘉致项子京札云：“兼以果饼及润笔五星，俱已登领。四扇如命写去……诗、石亦在此际完奉耳。”大收藏家项子京请文嘉刻印、书画，也是银、礼兼施。清代郑板桥润格云：“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凡送礼、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道出当时民间多有以“实物”为“润笔”换取艺术家作品的习俗。丁敬《赵氏岳均》款记“岳均世讲，精庖鼎肉，馈于老夫，作此答其敬老之诚。”周亮工评张鹤千云：“有欲得其手制者，伺其食阙，则携糗粮谋之，亦遂肯为人作。”
4、作为“介质”金石置换。
当时篆刻家或索印者已将印章视为有价值的“物品”，互相之间交换时，内心具有一定的衡量标准。丁敬《金石契》印款云：“剑夫世好以龙尾金星砚见饷，老夫作此答其敬老之诚。”一次，赵功千于市上得一汉印文曰“刘章”，丁敬十分喜爱，刻印换得，此事丁敬记在为赵所刻“贤者而后乐此”一印款中。丁敬《密盦祕赏》印款“密庵方君自扬来舍，以宋搨九成宮见示，并赠唐墨一枚，太古之色，扑人眉宇，固老夫所梦想欲得而不可得者，一旦方君得之，慨焉来赠，绸缪慰藉，吾喜可知，炙砚烧灯，辄为篆此。”以印换墨。丁敬《且随缘》印款“恒开士以龙泓小集图见赠于余，笔墨高远，颇契予怀，作此奉酬，并志一时雅事。”诸如此类在丁敬印款中举不胜举。黄易“梦华馆印”边款记：“年来懒作印，有惠以铭心绝品则欣然奏刀。梦华居士许我南田便面，可谓投其所好，挥汗作此，不自知其苦也。”一把恽南田的书画扇，方换得挥汗奏刀，黄易声名远播，交换条件自然不低。黄易曾为武亿篆刻三印，嘱其为拓河南登封一带的刻石相换。钱松“范禾印信”款记：“稚禾以太和间《始平公造像》贻余……割爱见贻，余实深感其德。”于是刻印以报。邓石如“意与古会”印有一长款曰：“此印为南郡毕兰泉作，兰泉颇豪爽，工诗文善画竹，江南北人皆啧啧称之。去冬与余遇于邗上，见余篆石，欲之，余吝不与，乃怏怏而去。焦山突兀南郡江中，华阳真逸正书《瘗鹤铭》冠古今之杰。余游山时睇视良久，恨未获其拓本乃怏怏而返。秋初，兰泉过邗访余，余微露其意，遂以家所藏旧拓赠，余爰急作此印谢之，兰泉之喜可知，而余之喜亦可知也。向之徘徊其下摩挲而不得者，今在几案间也；向之心悦而神慕者，今绂若若而绶累累在襟袖间也。云胡不喜？向之互相怏怏，今俱欣欣，不可没也，故志之石云。”由“互相怏怏”到“俱欣欣”，此一换换出了一段佳话，也成为以印为介“金石置换”的最好诠释。
5、作为“技能”、“礼物”进行交换。
其时，篆刻家们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印章本身是一种很好的“资源”，是安身立命的“技能”。他们籍此或持印作礼、或“挟技”游于公卿商贾间，以换取衣食和名声、地位。周亮工《印人传》中记载，“谼中（汪道昆）乃索其石满百去，半以属公，半浼公落墨，而倩何主臣镌之。”何震刻完印章，汪道昆“意甚得，曰无以报，数函聊作金仆姑。”〔极力介绍何震给当时的权贵友朋刻印。何震给汪道昆刻印，估计是免费的，他用自己的“技能”作礼，博得了汪的欣赏，换得竭力举荐，何震换来的是名利双收。“于是主臣尽交蒯侯，遍历诸边塞，大将军而下，皆以得一印为荣，橐金且满。”李维桢在《集何主臣印跋》中也说：“甲申仲冬，余艤舟白下，何主臣顾余舟中，饮之酒，欢甚，为余刻私印三。”李维桢曾任礼部尚书，为他刻印，何震恐怕不无所求吧。吴晋《宝砚斋印谱》序中记述：“今天下藏印之多，无如栋园周司农矣。当司农盛时，四方操是艺来者履常满。”给周亮工刻印的人踏破门槛，“四方操是艺以登其门者，往往待先生一裁，别以成名。”印人奉献印章来换取周亮工的首肯，以博得社会的承认。清徐康《前尘梦影录》记，陈鸿寿为官溧阳，因官帑缓解，被弹劾。上司胡某莅临追责时，知陈擅刻，以五色青田石嘱其刻印，见印后胡某大喜，拨资填解了欠款。陈鸿寿以一印换得“免责”，躲过一劫，实在划算！
“游幕”也是明清篆刻家换取衣食生存、换取名声的主要形式之一。“予独叹承平之日，何主臣、吴午叔、朱修能诸君以此技奔走天下，士大夫皆以上宾事之。”当时，许多官宦富商延请篆刻家到府中，以金石收藏供其研习，出具衣食或金钱，请他们刻印，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篆刻家举荐扬名。“幕主”们满足了自己的喜好，篆刻家们也换得了生活保障和研习资源，赢得了名声和发展机会。丁敬曾应邀为汪启淑《飞鸿堂印谱》刻《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印，款曰：“（汪启淑）不惜重聘延至家园……海内高手大半皆出其门，诚所谓广厦千间，使寒士欢颜，古今艺林中一大观也。”据查为《飞鸿堂印谱》刻印者有358人，数百篆刻家寄食汪府盛况空前。李继烈任县令时延请吴熙住在府中两年为其刻印600余方，辑为《金石红文》印谱行世。黄之隽《澄怀堂印谱》序：“（苏州叶锦）闻吾乡王子名，延而致之澄怀堂，出所蓄大小佳石，选古诗文名句，授而刻之，积一千余方。”
篆刻家还将印章作为“礼品”赠予知己，吴让之《赵撝叔印谱》序云：“撝叔赵君，自浙中避贼闽海……见视所刻印稿二册，中有自刻姓名印，且题其侧曰：‘今日能此者，唯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见重若此，愧无以酬知，仅刻两方呈削正。”而赵之谦见到吴让之寄来的印稿也说：“吴氏印稿一一祗领，大扩见闻，感谢不次。属刻两印，仅刻以赠金石交。唯心高手硬为愧耳。”则是互相交换酬答知己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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