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关于“家”的文化建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挖掘和整理家训、家书文化，用优良的家风家教培育青少年。”历史上一些名门望族历经几百年、上千年而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风家训传承在家族延续中发挥的规范和制约作用非常突出。孙中山曾讲过：“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想，不止如此，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组织都是这样，积极运用历史上“家”文化的智慧，对于今天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比如儒家的《大学》经典，从格物致知到平治天下的“八目”或者说八个阶段，实际上反映了“内圣外王”这样一个整体的文化内涵与结构。包括修身在内的前五个阶段是“内修”，从齐家开始则是外用的逐步展开。当然，传统的“家”是“大家”，对如此大家庭的治理与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社会和国家治理具有某种同构性。可以说，家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从对党员特别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更高标准来说，我们强调比如“共产党人的心学”即自身严格的内在修养，至于涉及做官做事等方面的规范性内容尤为丰富。如果依照这样一个严密的体系，进行次第的实证、实践，由于“平台”更加多样、“舞台”更为广阔，“修”好了，共产党人的修养超迈“圣贤人格”并非没有可能。不过，即使从事“天大”的千秋事业，仍要从个人的修身齐家这个基点做起。根基不牢，小则后院失火，大则地动山摇，除赔上身家性命、家庭家族跟着蒙羞外，对社会、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更无法估量。看来，关于家风家训等“家”的文化，在文化建设有机系统中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家风家训中体现的家道，在古代可以转化为对国之忠，现代转化为企业的管理之道、对社会和国家的深切感情，也是可能的。

　　为什么像裴氏家风、颜氏家训等文化至今还能发挥历久弥新的作用？我想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从表面看都是关于家的文化，但其实容纳广阔，不光有家庭成员立身修德、勤学好进等内容，还有如何处理好家庭成员、邻里乃至于社会和国家层面之间的关系；二是在传承过程中家风已牢牢刻印在子子孙孙头脑中，成了家族一脉的“集体无意识”，称之为“家经”亦未尝不可，自然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出价值威力和鉴戒功能；三是配合家文化的古训名言，还有一些甚至是不成文的家规、家戒。比如裴氏家风对教育极为重视，子孙考不中秀才者是无法踏进家族祠堂的。

　　裴氏家风孕育出来的“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的文武高端人才，显然是充满德性正能量的家风陶冶出来。现代家庭乃至于社会、学都校对才智的培养企望值非常高，但也会忽略了对人才德行的培育而导致“血本无归”。荀子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管子也讲“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得”。他们都认为只有大的德性才能育出大的智慧。我们在教育上倡导“立德树人”的目标，对干部有“以德为先”的选才标准。但若把“德”虚化了，小聪明、小才干也许能育出，可流弊亦多。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一生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家庭中受教于上代先辈，又传教于子孙后代。那些历经岁月实证的家训文化具有一定的普世性。裴氏家风凝练出来的家训就是这样的文化——既有典型代表性，又有广泛适用性。从一定意义上讲，与其说它不是为“一家一族”所有，毋宁说它已融入整个中华文化的结晶中。

　　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两个文件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这个两个文件的说明都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它们可不只是我们有些领导干部认为的“私生活”，而是关乎党的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首先要从营造领导干部风清气正的家庭、家教、家风做起。

　　裴氏家风家训，就是面极好的镜子。

　　（本文为“齐家治国 传承致远 从裴氏家族看家风家训的当代社会价值”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