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廉吏曹于汴的故事

曹于汴，解州安邑（今运城市盐湖区）人，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生于安邑胡家巷，字自梁，号真予。

曹于汴自幼聪颖，潜心求学，知识渊博，尤长理学，因家事寒微，曾任西席教师十年有余；明万历十九年应乡试，考取举人第一名；第二年赴北京应壬辰科殿试，经过奉天殿（今太和殿）唱名，钦点《进士及第》。初授江苏淮安府推官，上任之后，夙夜惟寅，案无积牍，明察秋毫，执法如山，屡受山东按察司嘉奖；万历二十五年外察优等，被提拔进京任给事中，任人唯贤，直言敢谏。崇祯初，拜左都御使，振顿宪规。他平生志行高洁，风节凛然。著有《仰节堂集》与《共发编》，均选入《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王志英 刘学基 武安亭

淮安善政

万历二十一年五月，曹于汴辗转来到淮安府。当时的淮安，风气颓废，治理混乱，超乎曹于汴的想象。曹于汴便夙兴夜寐，重新审理案件。

平反冤假错案。如山阳县章某娶清河县邹氏为妻。一日，邹氏回娘家探亲后，托人捎信要返回。章某因有事让其弟前去迎接。叔嫂乘船过河上岸后，行至距家二三里时，邹氏歇息，小叔子抱着侄儿先行回家。一个时辰后，家人仍不见邹氏归来。章某便与弟弟沿路寻找，发现邹氏被杀死在河边树林中，只存尸身，不见头颅。邹氏父亲怀疑是章弟企图强奸嫂子不成，故意杀人，便将章弟扭送至山阳县衙。山阳县令严讯章弟。经三拷六问，章弟忍受不住，只好承认是他杀了嫂嫂。县令又命令办案捕役寻找凶刀与尸头。不久，捕役交上一把凶刀，一颗人头，案件审定，章弟被处死。

翌年，章某邻居有事前往应天府（今南京市），在沿途客栈发现了邹氏。得知邹氏那日在路边休息时，被一个担着笼子路过的大胡子男子拔刀逼着脱下衣服与鞋。大胡子男子又从笼中揪出一妇人，让其穿上然后杀死，砍下脑袋放在笼中，将尸身扔到林里，又把邹氏塞入笼，辗转来此。随后，章某邻居叫了几个人，等大胡子返回时，将其扭送到官府问罪。章某得知消息后，便到山阳县衙喊冤。县令心中有鬼，一直压住案子不审。案子拖了两年，犹如石沉大海。

曹于汴仔细复核此案。经层层审问，逐一查证，全案来龙去脉清清楚楚。于是审报刑部，圣旨传下，大胡子依律处死，原山阳县令被免去职务，邻人捕拿凶犯有功给予奖赏，邹氏还归其夫。原办案捕役，为应付查找尸头的差事，竟然偷掘他人坟墓，砍下新死不久的女人尸头用以复命。按照当时的法律，捕役也被处决。

再如山阳县谢氏，生得姿容秀美，十九岁时嫁给生员孔椿，仅半年，孔椿因病而亡。谢氏生下遗腹子孔金后，孝敬翁婆，下抚孤子，正节淑仪，受人欢迎。淮安有一盐商，名叫杜言，为人狡黠贪婪，浪荡无形，闻知谢氏貌美，便要强纳为妾，谢氏不从，被逼投河而死。孔金长成后曾到山阳县衙为母亲申冤。但因杜言花银子上下打点，使案子久拖不决。曹于汴到任后，重新审理此案，当即判斩杜言。后来，曹于汴以推官署理淮安府事，特地为谢氏立祠，并作文记事。曹于汴为表孔金孝行，还特聘他为乡饮大宾。

除蠹安民。淮安府中，有三个恶吏，一个叫乔打狗，一个叫路尧民，他们 “牙爪多端，机械百出，指公门而出盅，设娼馆以迷人”。还有一个姓庞的门子，“罔上行私乘媚；招弄短长，凭其灸手妖样，立能转移，既悖主恩，随殒躯命”。曹于汴便发布《申饬差扰檄》，申明：“衙蠹肆害，法所必诛。本官总持风纪，首以除蠹安民为事，岂容狐辈假威，公行无忌。本官法行，自近将以尽除大小各刑房之蠹，岂可令本官刑房养蠹不除？”然后将乔打狗、路尧民及庞姓门子等几个违法衙蠹斩杀。

曹于汴除掉“衙蠹”，整饬吏治。半年之后，淮安府衙风吏风为之一新，他也因此被淮安百姓呼为“曹青天”。贪官污吏听到曹于汴的名字胆破心寒，就连盗贼也为之避匿。

曹于汴在淮安府任职七年，曾经五次代理淮安知府。作为一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衣着十分简朴，每天仅吃一盂糙米、一匙粥糜、一碟青菜，终年不知肉味。僚属深感曹于汴生活过得太清苦，请其略微改善生活水准。曹于汴笑道：“吾生来无他，唯嗜好布衣蔬食。衣食者免饥寒足矣。”又有人问他为何不收人钱财，他回答：“吾不知天下有享受之事，亦不知馈赠交际有甚用？吾计俸禄则自给有余，要钱有何用哉？”

曹于汴还特别重视文化教育。淮安在明朝中叶前，教化不兴，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士”的风气。曹于汴从“致天下之治”出发，常常步行到郊野或市井学馆，周济穷困学生，鼓励学生苦读。夜间巡行若见书馆三更之后尚有秉灯而诵读者，或入馆座谈，或于次日召至府院，鼓励学生矢志不移，学德学文，德才并进。曹于汴还动员乡绅官吏集资修建书院，聘请当地知名学者到书院讲学。

曹于汴在淮安期间，正值倭寇横行，努尔哈赤崛起于辽东之时。为防患于未然，他除编置保甲，建立乡勇，在老城和新城各添敌台四座，加强城防之外，还专门设立了鹰扬武会，建起了淮安卫武学校和大河卫武学校，每日演习弓马，各营总兵官、堂官每月各派一员督查。而他本人每天一早必亲临指导，讲习韬略。“虽盛寒暑极冗不辍。”自是而后，淮安“武科不乏隽矣”。

曹于汴在淮安期间，还兴济水利，改良农业生产；创“平仓”“义仓”储粮，以备荒年赈灾；修涧疏河以防水患。万历二十七年七月，曹于汴以卓异擢升吏科给事中。离开淮安时，曹于汴除了仆人曹宁相伴之外，随身行李只有一簏（装书竹箱）、一幞（衣服包袱）。临行那天，淮安数万百姓顶香泣送，至清河舟前叩别。

整饬吏治

万历二十七年至万历三十九年，曹于汴历任吏科给事中、刑科右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等职务。他恪尽职守，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弹劾贪官污吏。

万历三十四年四月，辽东镇守总兵李成梁放弃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强驱六万余户居民迁入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向朝廷邀赏。《明史》载为：“辽左有警，朝议增兵。”曹于汴首先上书：“国家三岁遣使者阅边，盛奖边臣功伐，蟒衣金币之赐，官秩之增，未尝或靳。今废防至此，宜重加按问。边道超擢，当于秩满时阅实其绩，毋徒循资俸，坐取建牙开府。”认为此时朝廷不仅是增兵与否的问题，对镇守辽东失败的有关将领官员均应给予严厉处分，最终使得李成梁等遭弹劾罢免。

曹于汴考察官员，凡是违法乱纪者、不称职不合格者，无论多么权高位显，一律上奏皇上处置。

兵部尚书田乐、邢阶及云南巡抚陈用宾自恃位高权重，横行乡里，作恶一方。曹于汴访察清楚后，修成《贪横荫臣殃民疏》，斥责田乐、邢玠、陈用宾欺压百姓，作威作福，应予罢免治罪。三人俱被罢官，陈用宾更被下狱治罪。

万历三十七年七月，曹于汴升为吏科都给事中，奉旨考察地方官吏，宽严并济，不徇私情，对于整肃地方官吏、痛祛积习，起到积极作用。万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期间，曹于汴掌典京察时，又汰除了国子监祭酒汤宾尹、监察御史刘国缙等一批在京官员，并以年例不称职者将太常少卿王绍徽等官员驱逐出京，一时小人敛迹，正人扬眉。

星陨安邑

曹于汴没有私蓄，刚回到故乡时，为了生计，这位已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竟磨起豆腐，挑担沿街叫卖。后来，他又干起了老本行，以给学生授课为生。

他当时经济上的窘况可以从《归来无所栖》诗中看出：“向若官为家，生计了不植。归来无所栖，南邻聊以即。半间昼延宾，半间夜燕息……”即便如此，曹于汴除了给弟子们授课外，潜心钻研理学，还“考记载于群书，访遗踪于耆老，听评驳于舆论”，精心编撰了《安邑县志》。

崇祯六年中秋过后，曹于汴因染病之后复得怔忡之症，每到午夜，心胸惊悸，辄不能寐。焦思愈集则精神愈疲，精神既竭则事物糊涂。崇祯七年正月十八日，曹于汴情知大限已至，唤家人于身前，交代后事，叮咛家人，丧事必须从简，不得收礼，还想再叮嘱其他善后之事时，已口僵不能言。

正月十九日子时，曹于汴正襟危坐而逝，享年七十七岁。孤灯茕茕，犹然在案。周身之具，床头唯绨袍一件，布被一床而已。据《安邑县志》记载：“是夕，东北有大星陨光之异。”

崇祯得知曹于汴病逝，“十分震悼”。当即下旨追赠他为太子太保，追封其祖父曹司民、父亲曹希舜为左都御史，其长子荫袭工部侍郎，抚恤优厚，御赐銮驾半副，用于祭祀，并亲撰敕文，特派鸿胪寺少卿到安邑主持祭奠。

《明史》评价曹于汴：“笃志正学，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崇奖名教，有古大臣风。”

曹于汴逝世后，乡人仰慕其德操，特制“大德望曹”匾额，悬挂在曹家大门上，以昭后人。他的学生们为了纪念他，特将宏运书院改作纪念先生的祠堂，由曹家后人轮值组织“春秋二祭”，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因战乱而终止。

曹于汴一生博览群书，勤于著述，著有《共发编》四卷、《仰节堂集》十四卷、《自渡语》一卷。《共发编》为语录体，记录了他为政、讲学、做人等各方面的哲理性言论，是研究其思想的重要史料。《仰节堂集》包括诗歌、序、传、碑铭等，是研究明末政治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