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龙门设教”

  在王通“白牛溪设教”之后，到明代河津地域又出现了薛瑄的“龙门设教”热潮，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河东学派”。

    薛瑄，是明初的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的缔造者，“关中之学”的奠基者。他对朱熹理学进行了务实的总结，在朴素唯物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的思想基础上，确立了系统的“实学”理论和学风，对明代“实学思潮”的兴起起了直接的先导作用。

    薛瑄出身于教育世家。他的祖父薛仲义，生于元末，由于战乱，不愿去做官，终生在乡里从事教育工作。他的父亲薛贞，做儒学教谕宫40余年，河汾门下，桃李芬芳。受其祖父和父亲熏陶，他始终把投身教育作为自己毕生的最高志向。他第一次受命到京后，即向朝廷请求：“愿就教职，以卒所学。”事实上，从他40岁登上仕途到76岁终老的36年中，直接从事教育的时间就有20年。

    出任山东提督学政佥事，是薛瑄从教生涯的第一步。在提督山东学政5年半左右的时间里，他虽然是以朱熹的教育思想指导自己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以《白鹿洞学规》规定的所谓“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世之要”、“接物之要”等一整套儒家学说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但却十分强调“致知而力行，居敬以穷理，由经以求道”的教育宗旨。他巡视学校，考察生员，“必先询其力行，而后及于文艺”。把“力行”放在首位，这是他坚持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的具体实践和运用。他还坚持因材施教，强调“诲人必随其才器成就之”，取其所长，不求全责备。他的首重力行、因材施教的方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以致“诸生感慕不已，至今谈及，辄皆下泣。无论老少贤愚，皆以‘道学薛夫子’目之”。

    薛瑄53岁（1441）时，被朝廷召回京师，先后升任大理寺左少卿、大理寺右寺丞、南京大理寺卿。大理寺是明王朝的中央审判机构。在这期间，他清廉奉公，忠于职守，为履行大理寺职责，敢于抗击权贵，伸张正义，为民请命，平反冤狱，乃至遭受杀身之祸而泰然处之。

    宦官专权是明王朝一大祸患。奸宦王振，凭借其玩弄权术的本领和曾侍奉皇太子读书的条件，很快升为司礼太监。他广植私党，独揽大权，诬陷贤臣，横施刑法，朝野内外皆惧其淫威而趋炎附势，甚至有大臣呼其为“翁父”。

    薛瑄到京后，有的大臣以时势所在为由，规劝他到王振府上去“谢其门”。他正色拒之曰：“安有受爵公朝，谢恩私室，我不为耶！”他既不拜会王振，又毫不留情面地退回王振为拉拢他而送的礼品。更重要的是他接连纠正了王振的党羽们所制造的冤狱大案10多起。王振怀恨在心，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向朝廷诬告薛瑄。

    薛瑄55岁时（1443），朝廷下诏处薛瑄死罪，关进大牢。薛瑄在狱中“神色自若”，“手持《周易》，诵读不辍”。通正史李锡感慨地赞叹：“真铁汉也！”四川布政使司右参政许赞也赞叹薛瑄：“权势利达无以动其心，死生利害无以移其志。”

    王振阴谋杀害薛瑄，遭到朝野上下的不满，慑于公论民心，朝廷不得不免除死罪，“削籍放归田里”。

    薛瑄罢官回乡后，忍受着巨大的个人不幸，效法卜子夏、文中子诸先贤，“乐意不忘寻简帙”，“坐向空宅阅圣经”，发扬“河汾遗风”，设教龙门，讲学著述，一待就是6年多，这是他从教生涯的第二个阶段。在此阶段，他由《小学》以及《大学》，由“洒扫应对”到“精义入神”，逐步深入，循序渐进，把儒学思想发展到了更高更深的层次。他倡导的“不事言语文字，而必责诸躬行之实”，是对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的进一步贯彻和实施。他采取的“问科举之学，则默然不对”的态度，表明了他厌恶科举辞章之学的一贯思想。在此期间，“秦楚吴越间来求学者以百数”，造诣颇高的阎禹锡也徒步由洛阳前来拜师求教，以致出现了“从教门外尘如海”的盛况。

    薛瑄61岁时（1449），又被朝廷召回京师，任大理寺右寺丞。67岁时（1455），他进阶通议大夫，为通议大夫大理寺卿。69岁春正月（1457），他又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直文渊阁预机务。夏五月，又迁任礼部左侍郎。

    在这期间，接连发生了“夺门之变”、“杀害于谦”、“曹、石乱国”等重大事件，明王朝政局急剧颓变。在这种情势下，薛瑄抱着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决心，于1457年6月，连续三次上疏，决意告退还乡。当接旨获准后，他三日内即离开京城返回故里，并喜语人曰：“读书事今日才了！”

    就是说，他40岁时表示的“愿就教职，一卒所学”，矢志从事教育事业的夙愿完全实现了。从此一直到终老，8年多的时间，他度过了从教生涯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段时光。

    薛瑄在河津县城南街路西原有一所住宅，他便在此进行设教活动，当时称作“南书院”，其后改称为“文清书院”或“文清正学书院”。其时，四方从学者日众，以致旅店市馆都容纳不下。这一时期他的教育特点是“拳拳以‘复性’教人”，并认为这是“程朱吃紧为人处”，即是说“复性”是程朱理学最重要的思想内容。这表明随着薛瑄晚年理学思想的高度成熟化，他的教育理论也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他已经全面形成了“复性说”的理论体系。正如他自己临终前赋诗所言：“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

    薛瑄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对程朱理学十分尊崇，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理学思潮到明代发生了急剧转折，朱熹理学由极盛走向衰微，进而分化解体。这是明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明代朱学转变的历史特点。薛瑄根据形势的需要，对朱熹理学进行了务实的总结和必要的改造或修正。他指出朱熹所谓“理在气先”和“理气决是二物”的理气观是错误的，明确提出“天地间只一气”，“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的观点，在明代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薛瑄的理学思想中，最具有价值和代表性的，是他在朴素唯物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实学”理论。实学的“实”，是相对于“空”和“无”而言的。实学的对立面，就是空幻、虚无之学。实学的实质是经世致用，其学说不主“空”而主“实”，不贵“无”而贵“有”。

    薛瑄实学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务实致用，反对空谈。他一贯强调，“千言万语只在实”，“人而不实，无一而可”，“为学不实，无可据之地”，故“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他在《读书续录》中更明确地指出：“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以为口耳文辞之资，非实学也。”“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能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不然，书自书，何以有实用哉？”他的这种“实学”思想特色，被人们誉为“笃实践履之学”，他也以“学贵践履”的“实践之儒”而见称于史。薛瑄的“实学”理论，对明代“实学思潮”的兴起起了直接的先导作用。

    薛瑄不仅创建了“实学”理论，而且身体力行，以“实学”学风教授学生，创建学派。他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按照自己的实学思想和学风，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学者，创建了“河东学派”。“河东学派”经过数代相传，进而形成了包括“王恕别立一宗”的“三原支派”或“别派”在内的明代“关中学派”。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李元庆说：“河东学派，就是由薛瑄所创建，是以薛瑄思想学说为纽带而结成的明代理学派别。”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河东学案》中记载了薛瑄的二传、三传直至六传弟子，其时间跨越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等七代君王，历时123年之久，足见“河东学派”源远流长。

    薛瑄一生的著作颇丰，主要有《文集》、《读书录》、《读书续录》，另有《理学粹言》、《从政名言》以及《策问》等。其中“读书二录”集中反映了薛瑄毕生矢志求道的思想进程，是其作为理学大师最重要的学术成就。

    天顺八年（1464）薛瑄病卒，享年76岁，朝廷诏赠礼部尚书，谥文清，遣宫谕祭，命有司治葬，隆庆五年（1571）入祀孔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