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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汾门下说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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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20 09:37: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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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首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热播,“河汾门下”一时成了热词,引发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思考,晋人尤为关注。因为这一词语就发生于汾河汇入黄河处的河津,其本意是指“名师门下人才盛出”,名师实指在此处设教授徒的“文中子”王通。


    河津为黄河汾水的交汇处,境西北有龙门山。从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到宋宣和二年(1120)的674年间,河津都称作龙门县,其间还曾作为龙门郡治49年。龙门,在河津龙门山下的禹门口,即夏禹凿山治水的地方。《尚书·禹贡》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龙门,是黄河冲出秦晋峡谷的山门,是中华民族史上第一次有意识、大规模与自然抗争的伟大壮举的佐证,是华夏文明第一门。黄河由此奔泻而出,浩浩荡荡,绵亘万里。这水之灵,地之气,孕育了深厚的龙门文化,使龙门大地名门迭出,名士群起。由龙门而衍生的“鲤鱼跳龙门”传说,是一个美丽动人、催人奋进的经典成语。“鲤鱼跳龙门”的精髓,不在结果而在过程。有没有鲤鱼跃过了龙门无关紧要,龙门子孙为中华文明前赴后继、孜孜不倦的追求,则是这个传说的活化。1995年邮政部发行的“小鲤鱼跳龙门”特种邮票,成为人们争相购买的精品。1937年山西银行发行的拾元券纸币,背面印制的就是龙门东西禹庙全图,龙门渡口能够走进货币史册,足见其声名之重。

    当年,在河津老城 “学宫”之内的明伦堂曾挂有一幅楹联:

    莫谓人弗杰,周卜子,汉马迁,隋传仲淹,明表敬轩,那几家硕士高贤,洵足接千秋道统;

    漫言地不灵,东虎岗,西龙门,南来飞凤,北仰卧麟,这一带山清水秀,亦堪壮三晋观瞻。

    上联是讲这一地域所孕育的硕士高贤,其中的“周卜子”是指东周末年的孔门高足卜子夏,“汉马迁”是指被世人尊为“史圣”的西汉中期的司马迁,“隋传仲淹”是指隋末的大儒王通,“明表敬
轩”是指明代的理学大师薛瑄,当然还有未能写进的“初唐四杰”之首王勃以及一代保唐名将薛仁贵等。这些人物个个都是大牌明星,全国顶尖级别的文魁武将、诗擘鸿儒。就文化含量讲,他们
都是河汾地域最为璀璨、最为厚重的风景。这其中,卜子夏的“西河设教”、王通的“白牛溪设教”及薛瑄的“河汾设教”尤其引人注目。而这三次设教讲学热潮各有各的特点,即西河设教的“一门
出多家”、白牛溪设教的“门罗将相”、河汾设教形成的“河东学派”,则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

    “五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三字经》中所说的“五子”,是指荀子、杨子、文中子、老子和庄子。其中的“文中子”,就是王通。把王通与老庄并列,足见王通学术思想地位之重
要。

    王通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幼好学,深受儒学的熏陶。加之天生聪明,勤奋有加,在父亲的直接教育下,学贯天人,出类拔萃。18岁时,遵父命负笈求学,走访海内名贤。受《书》于东海李
育,学《诗》于会稽(今绍兴)夏典,问《礼》于河东关于明(即关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王仲华。这期间,他拜见了许多高贤、学者,受到了很大的教益。求学期
间,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不解衣者六年之久”,系统研究了《书》、《诗》、《礼》、《乐》、《易》和《元经》等经典名著,并有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仁寿三年(603),他西游长安,曾被隋文帝在太极殿召见。在金銮宝殿上,面对满朝文武,他口吐经纬,道出了广为传颂的治国、安邦、富民的《太平十二策》。当文帝询问治国之道
时,他答曰:“推行仁义之策,兴礼乐之治。”当文帝问到具体方略时,他回答:“得人才者得天下,道德为轴帝天下,施仁政者安天下,顺民心者定天下,公而忘私昌天下,刚柔相济顺乎自然
治天下,田不荒废民不缺具货不堵塞富天下,邦交睦邻强天下,选贤任能合天下,贤臣当政民富国强稳天下,功过分明赏罚严明统天下,精兵简政居安思危康天下。”他的回答,首尊王道,纵
横捭阖,稽古验今,使文帝心中大悦。然而,因公卿嫉贤,主张不为所用,王通遂作《东征之歌》:“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
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

    他离开京师,退归乡里,开始设教讲学,著书立说,教化士民。

    王通在河汾设教讲学的地址,主要在黄颊山的“白牛溪”。黄颊山位于吕梁山南端,在今河津市城区东北17.5公里的该市与稷山县相交处,“白牛溪”在黄颊山的深处。这里有一天然山洞,洞
深3.5米,高约2.5米,洞门砌石为墙。门额上刻有“飞云洞”三字,左边刻有“紫金山王文中子隐居处”,右边小字刻“明万历三十年闰七月吉日修”,后人称此洞为“文中子读书处”。洞内原有一“发
云洞”,深不可测,文中子隐居此处后,经常出现云雾腾腾,一发云就下雨,促使禾苗茁壮成长,“飞云洞”就此而得名。这“飞云洞”坐北向南,天然合龛,北面背靠大山,东西山峰对峙,成簸
箕形、圈椅式,周围峰峦四合,松柏环抱,实在是一处风霜高洁,远离尘埃,山水交融,藏风聚气,隐身潜心读书著述的好去处。洞前有一片开阔的地方,约二三亩。散落在蓬草深处的残垣
断壁,古砖老瓦,让人遥想到当年王通在这里聚徒讲学的盛况。据乡民们讲,“文中子洞”东边山谷还有个“王绩读书洞”,又名“老君洞”,那里过去还有三宫庙、三清庙、玉皇殿等,景色亦很幽
美。

    当年,王通隐居此处10年有余,专心致志,著书授徒。他在这里写出了《礼论》25篇,《乐论》20篇,《续书》150篇,《续诗》360篇,《元经》50篇(一说31篇),《赞易》70篇。这
些珍贵的著述,大都因世乱而湮没,至唐贞观年间,已有十分之六有条无篇,至唐末仅存《中说》一书。

    《中说》是王通授徒讲学期间,师生们的对答之作。由门人薛收和姚义汇集,并写了序言。之后,王凝、王福畤、王勃均尽力补修。北宋时期,崇文尚儒,天圣年间,阮逸说:“当时世间流
行的《中说》本‘文多残缺’,逸家藏古编尤为精备,遂列十卷刊行于世。”可以说,《中说》成书于唐,刊行于宋。现在流传的《中说》一书,系阮逸注本《中说》10卷。清人杜本洛曾就《中
说》一书赋诗曰:“太平策兮今不传,续六经兮悉失编。惟有《中说》兮行于世,条理详明兮接前贤。”

    在著述的同时,王通倾注心力,聚徒授经。由于他的教育思想是面对现实以明王道,培养王佐人才,志在研讨兴国富民、天下太平之大道,因而名声日隆,有志报国的四方学子前来投师求
学者日盛,由数十人而数百人,极盛时多达千人。最著名的有魏征、薛收、陈叔达、杜淹、房玄龄、李靖等。《文中子世家》记载曰:“河南董恒、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钜鹿魏
征、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这些人中,不少后来成为唐初的开国重臣,其中有几位直接参与了名传千古的“贞观之治”,使王通的“河汾之学”得以传播和延
续,使王通的治国理念和方略在他门下弟子们的手中得到了实施。正如后人撰联所说:“河汾六经论道贯李唐三百载;将相八鼎力主宰贞观数十年。”

    谁能想到,龙门这块土地,在历史上曾一度成为培养治国贤才的基地!这是河津历史上极为光彩照人的一页,也是河津发展史上值得研究的重要历史现象。

    当年,王通讲学的地方并不止黄颊山一处,在今河津市汾水南岸吴村与原村之间,有座疏属山,旧时为河津八景之一,名“疏属晴岚”。疏属山北临汾水,山上有汾亭,亭中有琴台,是王通
当年又一处讲学、论经、抚琴、悟道的地方。

    王通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中说》一书中。《中说》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郎篇。在《中说·王道》篇中,王通多次强调,汉
武以来,帝王之道暗而不明。王通认为自己处于乱世,是“在下”的圣人,所以“明王道”就成了他的政治理想。王通的“王道”,也就是周、孔之道。他认为周公创造的“经制”,又经孔子的“述
作”而“大明”,自己只能继承孔子之业,“有所折中”而已。“王道”的核心思想就是行仁政,也就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翻版。王通还主张政恩、法缓、狱简、少敛、息役等。执守“中道”是为政
的基本原则,这是王通“中”的哲学在政治思想中的贯彻。

    王通的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他在《中说·天地》篇中对“天人感应论”、谶纬迷信及封建帝王的封神等活动进行了批判,在处理天、地、人的关系时,把天解释为客观自然,既
主张人应顺应自然,又在《中说·立命》篇中否认命定论,认为修人事,“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王通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认识也是比较先进的。他在《中说·周公》篇中认为社会是发展变化
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对立的事物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

    王通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教可一”的观点上。所谓“理学”,实际是一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而又兼容佛、道二教的新儒学。面对儒学衰微,佛、道二教愈演愈烈的情势,王
通在《中说·周公》篇中提出,对于佛、道二教,既然“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那就应当“共言九流”、“共叙九畴”,互相融通,取长补短,从而得出了“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结论。王通的
这一观点对宋儒的启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王通还从《尚书·大禹谟》讲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中,抽绎出“人心”与“道心”这一对概念,提出要“存道心,防人
心”,又进而指出,人的“性通制情”是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这显然是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观点的最早说法。此外,王通还提出“正心”、“诚静”、“义利”、“德功”等道德修养的范畴,这都为理
学范畴体系的建立做了直接的思想准备。

    王通虽为隋末“大儒”,但由于种种原因,《隋书》中却没有记载。后来的《旧唐书》辑录了《中说》,到唐末,文学家皮日休和司空图都撰写了《文中子碑》,称扬王通其人。到宋以后,
推崇王通与《中说》的人越来越多,著名学者司马光、朱熹等都肯定了王通的思想贡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了王通的生平事迹,撰写了《文中子补传》,并申明是以补《隋书》之
缺。王通与《中说》之所以受到宋儒的重视,当然是因为王通是隋唐儒家变革的发端者,也是理学思潮的先驱者。

    王通是个很有骨气的人,退归还乡后,几次谢绝隋文帝与隋炀帝的诏请,就是不肯出来做官。据《文中子世家》载:“仁寿三年(603)……文帝闻而伤之,再征之,不至。大业元年(605)
(隋炀帝)又征,又不至……大业十年(614),尚书召署蜀都司户,不就。大业十一年(615),以著作佐郎、国子博士征,并不至。”朝廷四召,执意不赴,足见王通“志在道而不在位”的意
志之坚定和精神之高尚。

    隋大业十三年(617),王通由于日夜操劳,心力交瘁,染病卧床,七日病逝。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过早地与世长辞,留下了深深的悲痛和不尽的遗憾!王通病逝的消
息,震动了京都,震动了全国,他的门人弟子,乡里友好,缌麻设位,哀以葬之。门人们依据《易经》中“黄裳元吉,文在其中”的论述,私谥其恩师为“文中子”。

    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王通入祀孔庙,列东庑先儒位,这是朝廷对王通学术思想地位的进一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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