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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窝古镇_河津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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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3 12:14: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晋陕峡谷黄金水道,船窝镇无疑是一个最大的码头

吴晓征/文

      康熙三年上任的乡宁知县张联箕巡视船窝后写道:“船窝一镇,异贾游民,四方辐辏,春秋走利如鹜。”当时的船窝码头生意红火,人杂且多,民情彪悍,辐射广阔。
      从龙门溯水上行十余里,临河有个小村子,便是船窝。如今,这里只是下化乡上岭村的一个自然村。全村四百多口人,多数已迁移山下,日常住在村里的只有四五十人。五月的河水尚且温柔,不时地轻拍沙滩,让人心里暖洋洋的。河边,几只采沙船正在作业,灰黄的泥沙从管子口喷出,沙堆便不住地往上长。穿过沙滩中的小树林,几十孔砖窑散落在山角,很难看到当年辉煌的景象。

    船窝码头兴建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明朝中叶走向兴盛。每年二至五月和九至十一月,是黄河行船的理想季节,每当此时,各地木船云集而来。从上游河套、吴堡、保德、河曲、吉县等地下来的木船,满载着皮货、红枣、瓷器、粮食和草料等,在船窝码头歇息后,顺流直下至清涧湾和苍头镇。上行的木船到船窝后,从黄土洼开始,直至李家碛的十窑窝,依次排列,等着装煤转货。最多时,每天有千余只船,河面上到处是桅杆,船窝也成为名副其实的船的窝了。

     船窝码头的兴起与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有关。下化一带的采煤业出现很早,春秋战国时即有。据《三海经》记载,“孟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多金;其下多垩,多涅石”。涅石即是煤的古
称。唐朝时只是简单的人工开采,从山间露煤的地方,挖个直筒小洞,洞口三四尺高,人能爬着进出就行。挖出的块炭装在筐子里,人再拉着筐子出来。当时的煤炭产量可想而知。这些块炭
虽然不多,但由于燃点低、燃烧值高,无味,杂质少而成为贡品。窑工采出来后,将块炭用纸包好,用船经黄河转渭河运抵长安,成为皇宫用品。宋以后,人们逐渐掌握了烧兰炭技术,将碎
煤装窑燃烧炼成兰炭,再进行外运,有的直接供给了炼铁炉用。

     明朝中叶,当地的挖煤技术日臻成熟,从人窑到牛窑,再到井窑,煤炭产量大大提升。黄河船运日渐繁忙,船窝码头也开始慢慢兴起。民国版《乡宁县志》中录有张联箕的《船窝镇》一
诗:“迷津舸舰似云堆,水势山形聚此村。石磴千盘通鸟道,河流一线走龙门。五方错处商民杂,万众环观令长尊。禹庙巍峨下马拜,洪荒遗迹溯昆仑。”可见,明末清初,船窝镇已形成一定
的规模了。清道光年间,船窝发展为运销煤焦专用码头,当时有300余户以运煤劳务为生。

     据当地九十岁的曹群珠老人回忆,民国时期,船窝码头共有南北两条大街,大小字号二十五家,大杂货铺五家。名气较大的字号有积天昌、替天昌、益昌裕、林盛源、万盛祥、蒋博铺
等。这些字号多数由南方人开办,本地船行一般只负责运输。当时大的炭窑主要集中在薛虎沟、小沟、谭庄沟、莫回沟等。每条沟有一二十座井窑,窑口安装一个木轱辘,五六人一班,轮流
往上吊煤。每次一个大缆筐,能吊一吨左右。炭出井口,再由人担畜驮至船窝炭园,路程有四五里或七八里不等。一驮240斤,大的有360斤。码头装船由把头负责,一个把头手下有百余号
人,用筐将炭园的炭挑到船上,每装一船需要一个多小时。船窝码头大的把头共有十个,其中八个在船窝,两个在相邻的李家碛。每船可装煤十四五吨,遇到水势好时,大船可装二十吨左
右。据《乡宁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九年,船窝年航运煤7万吨。

     船窝最大的窑户和船户当数“四蛤蟆”。“四蛤蟆”本姓贺,名德升,生于乾隆33年(1769年),因在家排行老四,故名。据新出版的《贺氏族谱》记载,贺氏最早在乡宁县枣岭乡寨上村,
后迁居船窝。到贺德升辈(第五代)时,人丁兴旺,其本家兄弟8人,族兄弟共16人,其中监生8人,痒生2人。其下一代,排行29人,共有进士1人,廪生1人,痒生1人,监生18人。道光二十
五年,第六代贺庄高中进士,任陕西岚皋知县,其弟贺荃任乡宁议叙盐知事,相当于八品官。贺德升监生出身,曾任布政司理问。据《清史稿·职官志三》,“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省各一
人,从三品……理问所理问,从六品,掌管赋税,钱粮,户籍,以及发布各类中央政策通告等,是中央直属高等**。”贺氏一族发家与其从政背景分不开。乾隆、道光至民国,船窝码头的炭
窑和船运多控制在贺家手中。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四蛤蟆”家的煤窑里,柳木柱子成了精,每天在下面采煤。他家的炭窑只下筐,不下人,缆筐下去,炭便满载而上。“四蛤蟆”家有三百六
十头骡子,常年往码头驮炭。他们宁愿每天死一头骡子,也不希望下一天雨影响生意。后来,“四蛤蟆”许愿,要请柳树精出来看戏。工人们从井口将柳树精往上吊,快到井口时,发现筐里的
人蓬头垢面,脸色惨白,手有簸箕那么大,吓得丢掉井轱辘就跑,结果,筐子急速坠地,将柳树精的腰杆摔断。柳树精大骂“四蛤蟆”,发誓要让他全家倒灶。没几天,他家的骡子大批死亡,
煤窑倒塌,家道开始走向败落。对于这个传说的真伪,曹群珠道出了一个秘密。原来,柳树精之说只是障人耳目。相传,窑里的矿工都是从湖南、湖北等地流放来的犯人,他们被秘密放入窑
里,再也没有出来过。与此佐证的是,在船窝北边的莲花沟小山上,有一片坟墓,墓碑上多记为两湖人士。据村民李建明介绍,这些墓碑前些年修房屋时被毁,下面并没发现骨殖。相传他们
都是当时的兵士。

     “四蛤蟆”的辉煌是开凿梯子崖。由于黄河夏冬两季无法航运,他家的煤炭堆积如山,所以,投巨资在石门南的绝壁上开凿一条梯子崖,打通出山的路。工程之艰巨,有“一斗石头一斗
银”之说,前后开凿四年,共凿出360个台阶。工程完工,他家的财富几乎被耗尽。现在,船窝周围各村的古院落多为贺氏老宅。后来,水毁船窝,贺氏一族四散下化、乡宁各地,目前人口有
两千多。

    船窝的大户到民国时还有曹家。曹家兄弟十个,人人会武功。他们家有六七只船,多是山河小船。从船窝将炭装上,运至龙门,再将煤炭转装平河大船,直运西安。据曹群珠介绍,行船
时,他们最远到过灵宝、陕州,或到潼关入渭河至西安、咸阳。有时,船放下去,逆水上行困难,干脆将船一同卖掉,人再步行三百多里回来。常在黄河上行船的人都知道,“刁蒲城,野渭
南,不讲理的大荔县。”曹家人人彪悍,好抱打不平,在码头上很有名气。他们凭着武功,驰骋黄河三百余里。



     从船窝行船至龙门,最紧要的地方有三关。装船离岸是一关。船靠岸装船,多在浅滩。随着货物的增多,吃水也越来越深。待船装满,艄公掌舵,其余十二个船工涉水将船推离岸边,进入深水。然后六人一组,划起大挂桨。艄公一边把舵,一边高喊号子,其他人双手抓桨,齐声应和,水花顿时四溅如飞。这是黄河上惊心动魄的一幕。稍有不慎,货船搁浅,樯倾楫摧,就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所以,每一个船夫都会拼了全力,划桨提速,将船划入深水处。船入主流后,由艄公掌舵,顺流直下,大家这才收起双桨,开始长长舒气,浑身早已被汗湿透。这就是所谓的船到平河。第二关是石门峡谷。这里水流湍急,快如飞箭。船行到此,人人瞪大眼睛,手操竹杆,随时准备扎向石岸,扭转船向,严防货船撞岸。第三关便是逆水上行石门和高石崖。船行至此,纤夫无处立足,只能手抓竹杆,用铁钩钩住崖上的铁环,双脚蹬住船仓隔板,弯腰弓背,青筋暴突,号似洪涛,次第交错,一寸一寸将船往上挪动。曹群珠说,这是黄河上最咬牙的地方,每年撂浅饮水或撞在石岸的船不在少数。船窝东边有座官山,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坟堆,多是当时在船上伤亡的人。

     船窝码头的船与别处不同,门头高,肚子大。一只二十吨左右的船,仓宽有四米五,门头高有一米二,侧帮的弧度在30度左右。这样的船浮力大,易避浪头,一般空船吃水不到一个脚
背。杜万祥就是船窝码头造船的高手之一。今年60岁的他,从小与黄河打交道,划桨、掌舵、修桅、造船,对黄河的脾性了如指掌。他说,黄河无风三尺浪,有风浪百丈,行船的风险时时存
在。他驾船上至碛口,下到潼关,山河平河都去过。早先都是人工拉纤,费时费工,上世纪八十年代,黄河上有了机船、铁船,船工大大减少,每船二三个人操作即可。再后来通了公路,煤
炭都从陆路运输,黄河水运全部停止。他家原有一条木船,二十多年前,中央电视台《话说黄河》摄制组拍摄船窝码头时,就用的那条船。当时导演嘱咐他把木船保管好,可作为船窝码头的
标志性工具。然而,时过境迁,黄河失去了航运功能,木船在河滩放了几年,船板开裂,他也没再拾掇,最后,一把斧头将船帮劈成了柴禾。目前,他是船窝唯一坚守黄河的人,有需要时,
帮人焊造铁船。他家现有一条采沙船,基本上属于固定作业。河务部门有事时,他才开船去河里转转。

     航运的发展,带动了船窝的文明。


     明清时期,船窝的两条南北大街,各二三里长,两边都是高宅大院,是当时码头的大户居所。沿河有七个庙宇,分别为禹庙、将军庙、娘娘庙、弟弟庙、火神庙、马王庙、魁星楼。有三
座戏台,其中船窝镇两座,李家碛一座。现李家碛的戏台还在,为乾隆年间所建,雕梁画栋,古风犹存。戏台旁边有两座小山,均叫唱戏山。据曹群珠介绍,当时,妇女是不能到台下看戏
的,每到唱戏时,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结伴偷偷到戏台对面的小山上看戏,戏不完便早早回家,生怕被人看见,所以就叫看戏山。

     家戏是船窝人的看家本事,船窝本地住户家家有人唱戏,人人都能放开嗓子唱上一段。清朝咸丰七年(1857年),船窝的家戏班子同乐班诞生,这是乡宁县最早的剧团,曾经唱红黄河两
岸,山上山下。民国时期,船窝家戏曾在龙门码头与阎逢春、“十三红”等蒲剧名家唱对台戏,名噪一时。

     每年夏冬两季是船窝人的节假日。夏季洪水暴发,冬季流冰塞河,船户们早早将船拖到岸边,开始了一年的休船期。忙碌了一季的船夫挑夫们开始变着法儿找乐子。码头上,耍杂的、唱
莲花落子的、卖针头线脑、洋火头子的,应有尽有;杀猪的、宰羊的、剖鱼的、卖热锅子、打饼的,都开始忙碌了。人们从街这头逛到那头,再踱着步子逛回来,一家一家地看,一摊一摊地
品,一样一样地尝,褡裢里的银子铜钱似乎要跳着蹦出来。一些人干脆去烟馆抽大烟,长长的烟袋在灯上那么一烧,那感觉像神仙似的。不少船夫挑夫的血汗钱就这样被烧完了。等河开了,
他们再拼着命地去挣。船窝的钱挣的容易,花的也及时。船行一开,往龙门送一次船,船主发八个二两重的馍馍,送三次付一吊铜钱(四吊可换一个银元)。一个船工每天可送两三次,收入
相当可观。当地流传着“斤斤子面,两两子油”的说法,意思是说,抽大烟是一斤一斤的买,而吃油是一两一两的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码头的日用品丰富。一些大户人家怕孩子走上邪
道,唱戏、练武便成了首选。清时,县府曾在船窝设官学,贺氏的监生、进士便是其中的成果。码头地方,各路人物云集,练武防身必不可少。大户们一家或几家合伙请个教师,教孩子们武
艺,这在船窝形成了风气。至今,船窝还流传着不少练武人的故事。船户贺某,练就一副铁砂掌。一次打架,对方用槽子锨猛拍过来,他用手一伸,将锨把震成两段。此公胆小怕事,一辈子
不曾出过手,武功也未传一个子女。船户魏某,稍有身段。日军占领船窝后,其背着母亲沿河而跑。一日本兵紧追不舍。临近,三八大盖直刺过去。魏某随手一拉,夺过**,抽出枪栓,扔
入黄河,鬼子扛着空壳大枪,落荒而逃。还有一外地人,记不得姓名,四十岁开始学武,苦练六年。一日,行船至莫底沟处,一金钱豹从岸上扑来,其下意识用手一拨,豹落入河,保了一
命。民国时,船窝有名的武师叫贺石安,可以用鞭子打香头,此人后来当了杜姓财主的保镖。有关这类故事,船窝很多。民国有名的拳师还有曹猪娃,他是曹家老五,功夫了得。日军占领下
化时,他牛劲一来,和鬼子兵摔跤比武,将日军摔得人仰八叉。学大寨那阵,曹猪娃已五十出头,村里的小伙子不服气,想和他比试比试。他让小伙子蹲在地上,用小指按住头顶,居然没人
能立起来。两指捏根钉子,令一年轻人用粗绳挂住钉子往外拉,竟然半步未动。

     每年正月十七和七月七是船窝开戏的日子。铜锣一响,各个铺子掌柜伙计、各家老少爷们都到戏院。黄河两岸的村民也远远赶来,热闹就此拉开了序幕。

     船窝家戏是按本唱,一出戏一气唱完,少则五六个钟头,多则七八个钟头,一般把式很难达到。剧目有蒲剧《六月雪》、《八千衣》、《玉虎醉》、《游龟山》等,打板和板胡师傅多从
外地请来。民国时,唱戏把式有曹碎珠、曹群珠、杜盘子、董毛勺、贺海子等,唱起来四天四夜不重样。一出戏、一个角色,可以传唱一家几代。家戏每年都去外地演出,河东河西、山上山
下,到处留下他们的足迹。夏季,河西人想过河看戏,站在河边一招手,这边便有船撑了过去接人。时间久了,两边都结成了亲戚。据曹群珠说,跑日寇那些年,船窝多数人都在陕西逃难。
他们一家二十八口就是在河西一戏迷家住的,一气住了三四年,两家好的像一家似的。我小的时候,邻居六爷就是从船窝迁来的。他是曹家老六,曾在家戏班里演丑角。他识字不多,但说起
三国,能一大段一大段地背出《三国演义》原文。上世纪七十年代,县里闹社火,乡里要出一个干板腔,主创人员找到六爷让他编。六爷说一句,他们记一句,最后整理出来,大家都吐出了
舌头。原来,他编的干板腔,主题突出,结构完整,词语诙谐,句句押韵。表不过两遍,不少人都铭记在心,脱口可出。

     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黄河瀑涨,汹涌的河水卷着巨浪直扑船窝,短短半天时间,这个红火了四五百年的小镇便从黄河岸边消失了。整个船窝镇只剩下靠山角下的一座舞台和几孔砖
窑。1959年,又一场大水,将这里再次冲刷,残存的舞台也成为过去,庙院一溜排的石碑被埋进厚厚的黄沙下,上万居民四分五散,迁居周边各村,船窝码头那片动人的风景成了县志中永久
的回忆。

船窝晚眺

    镜中秦地岭千重,立马层云欲荡胸。

    一线黄河分县界,三秋红树变山容。

    风帆南下禹门渡,雾阁东瞻姑射峰。

    出网鲈鱼堪佐酒,何须烟景梦吴淞。

    如今的船窝早已人烟稀少,而杜万祥、李建明等几家却还在这里坚守着,这些守候黄河一辈子的汉子,盼望着黄河旅游的开发,希望有一天可以重新搏浪黄河,一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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