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文化与中华现代文明”研讨会辑要

“关公文化与中华现代文明”研讨会现场。

杨晶晶/整理

9月22日下午，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办、运城学院等单位承办的“关公文化与中华现代文明”研讨会在运城市金鑫大酒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关公文化交流基地负责人、民革组织代表等300余人参加。本次研讨会，是第34届关公文化旅游节的重要活动之一，经筛选，50多篇高质量征文被收入会议论文集。

研讨会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主持，运城市市长储祥好致辞。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姜新文，中华文化促进会驻会副主席陈钢，运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王志峰等出席。

一、专家主题发言摘要

如何看待关公文化所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认为，孔子建构的儒家思想体系面向的是知识精英，两汉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底层力量慢慢崛起，尤其是三国时期及之后的动荡局面，使传统道德观念遭受冲击，急需能够规训社会的新的伦理架构。关羽的事迹和形象，深刻影响了民间底层社会，迎合了官方统治者的这一需求，从而获得了推崇。研究、阐释关公文化的内涵，有助于正确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类似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全盘批判的现象，重建当今的社会精神、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

著名国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志远，对关公忠义信仰的形成及如何推动关公精神的当代转型进行了解读。他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神道设教”传统切入，认为其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智慧。关羽由人而神，源自其伟大的贡献和精神。其所忠、所义的对象不仅是刘备，而且是天下苍生。他用一生践行儒家学说，所以才超越孔子的所有弟子而成为唯一与孔子比肩的“圣人”。因此，关公信仰的形成是正信的推动，而非迷信的力量。今天传承关公文化，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在尊重关公形象的前提下，创造更多符合中国人审美心理、广受儿童和年轻人喜欢的艺术作品，推动关公文化在新时代的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彭永捷，以“关公文化与河东儒学”为题，畅谈了对研讨会主题的理解。他从解析“圣”的含义变化入手，溯源了历史上河东地区的儒学先贤，归纳了河东儒学的特点、意义，带领人们理解关公文化的精神内涵。他认为在关公故里运城探讨关公文化，有助于赓续中华文脉、指引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走向。

苏州大学教授周书灿在“关公文化与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主题发言中表示，关公文化中蕴含的种种积极向上的道德观念和文化精神，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和当今主流价值观颇为吻合。“文明”这一概念最初是从考古学中衍生而来，如今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和领域，我们要积极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促进“两个结合”，将关公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海峥，以“虚实之间 人神转换：关羽形象的历史变迁”为题，结合文献分析了关羽由人而神的形象变迁。通过对《三国志》《三国志注》《三国志通俗演义》《清史稿》等大量的史料研究，发现关羽存在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历史形象即正史中的形象，文学形象即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民间形象即在民间传说故事和民间信仰中的形象。她认为，了解这三种形象的交融、演变和冲突，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关羽以及他怎样完成了文化上的超越。

二、其他征文作者的观点

（一）传说与历史考证

王振川（运城市作家协会）依据《解梁关帝志》对元代胡琦《解池斩妖考辩》和明朝王世贞的《弇州续稿》进行了考证，认为二者描述均有误，关公被追封为“忠惠公”的北宋崇宁元年，正是解州盐池遭受水灾的特殊时期。北宋朝廷面对巨大的盐池灾害，采取了两种手段：一种是大规模的修复工程，一种就是大力崇信关公。因此，关公“解池斩妖”的神话传说，反映的是这一段历史事实。

周书灿（苏州大学）结合文献考证了明清时期解地广泛流传的“关公战蚩尤”传说，认为其缺乏历史依据，实际上是在多重文化的背景下，解地流传已久的关公信仰、蚩尤传说与解盐开发的历史简单的嫁接。

刘海燕（福建师范大学）从文化地理学角度，介绍了明代《关帝历代显圣志传》中记载的一则发生在福清市的关帝神像显圣、与地方邪神相搏护佑女性的传说故事。她认为，关帝以护佑女性的神职出现，是对商业社会中伦理道德的捍卫，福神信仰至此也被关帝信仰所取代，体现了关帝作为官方祀典之正神，与闽地民间信仰的冲突与融合。

贾红兵（保定市刘关张三义研究会）结合大书法家钟繇的《贺捷表》、陈寿的《三国志》以及曲公游的《关羽评传》等考证分析，认为关羽大义归天较为合理的时间节点，应该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下旬（公元220年2月）。

徐伯赢与刘啸虎（湘潭大学）从刘备集团的后勤缺陷角度，分析了关羽失荆州的原因，认为其责任不在关羽，而在于刘备集团的系统缺陷。刘备集团的政治路线是尊重豪强的既得利益，以换取豪强支持，进而借此与曹操集团对抗。因此，对于荆州豪强荫庇人口和土地的行为才不加干涉。这一政策导致刘备集团在荆州的税基减小，税收、粮食供应和兵源遭到严重削弱，严重限制了其北伐战果。关羽俘获曹军数万，粮食供应甚至出现巨大缺口。关羽对此严重不满，导致其与构成荆州民政系统主体的荆州豪强、主持后勤事务的主官士仁和糜芳关系破裂。面临东吴进攻，士仁和糜芳投降，以潘浚为代表的荆州豪强同样降吴，最终导致关羽战败身死。刘备集团后勤体系的低效率，仅是其系统缺陷的典型表现而已。

黄建中（运城市稷山县后稷农耕文化研究中心）以《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正史中对关羽的记载为依据，简要分析了关羽在刘备集团中首席大将历史地位的形成过程及原因。他认为，关羽从担任刘备的别部司马开始，一步步升任为下邳太守、偏将军、汉寿亭侯、襄阳太守、荡寇将军，直至219年刘备称汉中王，关羽被拜为前将军、假节钺，董督荆州事，成为蜀汉政权的首席大将，其崇高地位是凭借战功、谋略、忠诚而自然形成的。

（二）关庙遗迹考察

侯慧明（山西师范大学）对解州关帝祖庙的建立与历次重修进行了文献考证，认为其在历史上屡次重修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官府官款以及香火和租金等庙产收入，商人、信众等的布施发挥了辅助性作用。维修以政府主导为主，甚至直接由皇帝下达敕令修建，巡盐御史、省府guan员下令重修，并直接参与其中的情况也不在少数。重修次数多，规模大，参与人数多，波及范围广，充分说明关帝庙已然成为国家从最高统治者到地方guan员高度关注的神圣庙宇，反映了国家和民众对关公的虔诚崇奉。

吴鹏程（太原市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对位于太原市西南36公里处的天龙山关帝庙壁画进行了考证，根据壁画内容题记记载，推论其具体绘制时间是公元1631年（明朝崇祯四年），认为这是该寺庙继明代正德年间被大规模修缮后在明崇祯年间的又一文化盛举。

许宇航（华中科技大学）对嘉峪关关城戏台“ 正乾坤”匾额进行了考释，通过对这四字书法字形字义并结合戏台文化和戏台修建历史背景以及关公崇拜等角度的识读，认为“ 正乾坤”应该识读为“義正乾坤”。

赵磊（关公文化研究院）研究了解州关帝祖庙的现存碑铭，发现碑文中包含谒庙拜关帝后的题诗、题字，也记载了很多的奇闻和相关祭祀仪式制度，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反映了关公的社会影响力，在当时有一定的教化价值，在今天对研究关羽其人、了解关帝庙建筑变迁等亦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刘晓钰（关公文化研究院）收集整理了解州关帝祖庙的现存楹联，统计出共161副（含散轶楹联22副），主要内容包括：介绍关帝庙的地理优势；表达社会各界对“允文允武，乃圣乃神”的关羽崇敬与仰慕之情；赞其仁厚，颂其神勇；劝诫警世、策励解悟等。她认为，这些楹联精粹凝练、内涵丰富，饱含着前人对关羽的敬佩与仰慕，概括出了关公文化的精髓，对于传播关公文化、陶铸民族精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关公信仰与祭祀研究

刘佩川（关公文化研究院）以关公故里关帝诞辰祭祀活动为中心，考察了关公信仰与文化空间的建构。她认为，至今长盛不衰的祭祀活动，在维系区域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也通过浸润的方式对地方民众共同体意识起着建构作用。解州关帝祖庙和常平关帝家庙是关公信仰的建筑载体、关公崇拜的物质反映；地方民众周期性举行的“关帝巡乡里”作为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公共性活动，成了维系民众认同和建构村落秩序的精神纽带；围绕“关帝诞辰”活动构建的节庆文化空间在增强关公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方面具有突出作用。

李永平（陕西师范大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分析了关羽禳灾角色相关文本与祭祀仪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斩妖、伏魔观念源于远古的禳灾逐疫仪式。关羽被古代官方“钦定”为“忠义仁勇”的代表、“三界伏魔大帝”，责无旁贷担当起“伏魔”“斩妖”的逐疫角色。随着明清时期关公信仰进入鼎盛期，形成了包括神话、民间宝卷、图像、仪式等在内的相应的禳灾文本，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一起，构成“互动仪式链”，即“文化文本”。从巫术仪式到戏剧象征、圣迹神话，文本间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民俗仪式在文学故事讲述、民间信仰、社会实践、民众的道德生活之间搭建起桥梁，架起禳灾的文化空间。只有还原“大文学”观念，才能回到中国文学真正的“生活现场”。

宋洁（运城学院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对元代两则关羽祭文进行了考释，发现元代时人们心目中关羽的神职继续扩张，不仅可以行雨止旱，且具有“天降祥瑞、惩恶扬善、教化百姓”的神威。朝廷大力表彰关公忠君爱国的忠义精神，民间却更看重他作为神祇的“灵验”特性，虽然侧重点不大相同，却折射出中国人的神祇观明显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神祇形象都很高尚正直，也呈现出元代关公崇拜的深刻影响。

张磊（青海师范大学）梳理并分析了元明清时期关帝信仰在河西地区的流播与演变。河西地区地处偏远，长期远离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直到元代，河西地区才出现了修建关帝庙的零星记载。明嘉靖之后，随着皇帝对关帝信仰的重视，河西地区迎来了关帝信仰发展的高峰。在地方各级guan员的推动下，一批关帝庙得以新建或重修，一批关帝显灵护佑地方的故事开始出现，促使作为正统的关帝信仰，逐渐融入了河西地方社会。入清之后，河西地区的战略地位由明朝的军事前沿转变为清朝维护西北稳定的战略腹地，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关帝信仰与民众生活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最终促使关帝信仰在这一边陲地区完成了在地化。

王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对藏传佛教关公信仰的起源、发展与功能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藏传佛教关公信仰是汉满蒙藏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典型。明万历年间，关公信仰开始传入满族，并进入其萨满神明体系，成为满族的“战神”和“护国神”。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在“大兴黄教”的政治背景之下，又将关公信仰纳入藏传佛教，以达到稳定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政治目标。关公信仰进入藏传佛教的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随着清王朝在西藏及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以“战神”和“护法国神”的身份起到抵抗侵略，宣示主权的作用；二是随着蒙古僧侣的弘法活动，以“护法神”的身份起到驱邪除魅，安定民心的作用。藏传佛教关公信仰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宗教交流和文化融合，进而实现了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定，也凸显了宗教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

王小大（当阳市关陵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察了清代当阳的关公信仰。通过对清代编撰的四部《当阳县志》、两部《玉泉寺志》及《关圣陵庙纪略》等文献以及当阳玉泉、关陵的现存碑刻的研究发现，清代一部分士人试图改造当阳关公信仰，但参与关陵管理的僧人们也积极通过构建历史的方式证明自身行为的正统性。

叶杨曦（山东大学）考察了朝鲜关公信仰的传播。明代以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在朝鲜知识界广泛流传，关羽故事也屡屡见诸李朝文士的笔端。关羽忠勇兼资、神明助战的形象深入朝鲜民众的人心，除出现以关王庙为代表的一系列崇拜之物外，亦有以李朝将领陪祀关羽之例。但是，《三国演义》的传播对于朝鲜的关公信奉，并无直接关系。朝鲜的关公崇拜与关王庙，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明朝抗倭援朝战争。

（四）关公文化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康宇（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分析了宋元明儒学思想与关公文化发展的关系，认为关公文化所体现出的“忠、义、仁、勇”等精神与之心学所倡导的理念不谋而合：“忠”“义”属于心学中“知”的范畴；“仁”属于民本思想，同时也在“致良知”的范围之内；“勇”则指出了“知”与“行”如何能够“合一”的方法。

关新刚（运城关氏后裔联谊会）探讨了关公文化对明清社会第一大商帮晋商的影响，指出通过寻访三条商业贸易之路，能领悟晋商“信义为本、义财通天”的成功秘诀：孕育河东盐商的虞坂古道，关帝庙宇遍布的丝绸之路，晋商会馆云集的万里茶道。它们不仅是一条条商业贸易之路，也是一条条关公文化传承光大之路。关公精神也是当今国际商贸蓬勃发展的精神源泉和不竭动力。

王崇任（运城学院）从女性观视角切入，认为三国题材的戏曲、小说中“秉烛夜读”“斩貂蝉”等故事将关公塑造为不近女色的英雄，反映了宋元以来游民群体的“义气”观。这一观念崇尚人与人之间的仗义相助，但是受制于游民群体独特的人生经历，带有严重的轻视女性的倾向，造成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

（五）关公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建设中华现代文明

1.关公文化与文物保护

傅文元（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任义国（运城市委统战部）梳理了运城市关公信仰的历史源流、发展脉络及生成因素，指出关公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多样文明中具有独特价值，不仅对于承担新的文化使命、在全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探寻中华现代文明转型之路有重要意义，也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鲜活样本。根据习近平总书记5月16日在运城考察期间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应当从加强文物保护、推动转化发展、强化资源整合、深化交流互鉴四个方面，深化关公文化实践，助力建设中华现代文明。

2.关公文化与乡村振兴

杨钰豆（关公文化研究院）研究认为，关公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存在地理空间、文化空间上的耦合，在新时代对于推动乡村道德建设、乡村治理、乡村经济振兴都具有重要价值，应从培养关公文化认同、发挥关公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文化价值、实现关公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优化乡村振兴策略。

闫晨（关公文化研究院）调查发现，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关公信俗与当代乡土社会的互动，主要表现在清明祭祖、农历四月初八解州古庙会暨“关帝巡城”、农历六月二十四关帝诞辰、九月二十三日关公文化旅游节每年举办的这四大主题文化活动。关公信俗能够与当代乡土保持良好互动，主要得益于中国民间信仰的传统、关公文化对当代的适应性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安定建设的需要。应在助推关公信俗世界性非遗申报、推进社会基层治理以及乡村振兴三方面积极引导其积极互动。

郭张箭（运城学院）对关公信俗与乡土社会互动发展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关公信俗与乡土社会的结合有其内在的生成机制：关公信俗是乡土社会和谐的“文化纽带”、乡土社会治理的“整合器”、乡土社会经济的“助推器”以及乡土社会运行的“规制工具”。

3.关公文化与民俗非遗

王冬慧（运城学院）调研梳理了关公锣鼓的发展现状与面临的困境，解析了其面临的历史机遇与挑战，从筑牢民俗体育发展的现实根基、展现民俗体育独有的文化魅力、开拓民俗体育崭新的发展道路、重塑民俗体育兴盛的时代内涵四方面对关公锣鼓传承与发展提出了思考。

解会娟（运城学院）研究发现关公风筝面临传统制作工艺和传承人出现断层、商业化影响文化内涵、缺乏专门的机构或组织等传承困境，对其数字化传承与保护提出了以下策略：进行数字化记录与艺术创作、建立数字博物馆、在线教育与传习、利用社交媒体与社区建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王婵（运城中学）认为关公大刀承载了关公精神的武圣内涵与文化意蕴，但在地方中学的传承发展中面临师资、教材、资金、就业导向等方面的困境，从强化制度保障、打造关公文化主题活动和精品课程、深化产教融合和创新文创产品三方面提出了改善建议。

4.关公文化与文旅教育

姚文永（运城学院）对解州关帝祖庙旅游者的文化自觉机制构建，提出了思路，认为旅游者实现忠、义、仁、勇文化自觉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解州关帝祖庙旅游者的文化认同，这是觉他层面；其次，解州关帝祖庙旅游者的文化反思，这是觉自层面；最后，解州关帝祖庙旅游者的文化交流，这是对话层面。

吉晓瑞、贾瑞（运城学院）探讨了文旅融合模式下的东山关帝庙信俗的传播对策：研发文创产品，辐射不同的消费群体；整合当地戏曲文化资源，创作相关的关公事迹剧目；做好自媒体宣传。

赵丹丹（关公文化研究院）探索了关公文化品牌建设的路径，认为形成并发展关公文化品牌既是运城城市建设的时代需求，也是关公文化自身必然的发展趋势。关公文化品牌的构建需要政府、企业、民众多方面的力量。关公文化的营销需要在加强宣传的基础上，焕发品牌生机，同时也可以打造形象IP，构建体系化产业。在维护关公文化品牌方面，需要多方参与、注重消费体验与口碑质量，推动关公文化品牌长远发展。

刘亚轩（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认为关公文化研学旅行课程开发对于扩大运城的知名度和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运城都有积极意义，应遵循以下原则：课程目标要明确，力避游而不学情况的出现；课程目标要涵盖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情感目标，体现综合性；教学方式要注重互动、体验，突出实践性；课程资源要囊括校内外、跨学科跨专业的教育资源，注重整合性。

胡俊欢（嘉应学院）探讨了以关公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价值和路径，建议通过开设关公文化教育课程、组织关公文化活动和建设关公文化教育基地等方式，将关公文化融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

5.关公文化与戏曲音乐

翟凤茹（关公文化研究院）探究了元杂剧关公戏静态文本之美，认为其创作是人们在敬仰关公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审美性的艺术表演形式。元杂剧中的关公戏文本创作与其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其主题普遍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以及弘扬正义、顽强不屈的抗争意识；在故事情节的建构上也很独到，如在主角出场之前以多种方式渲染铺垫，从而为高潮埋下伏笔；对关羽形象的舞台表演塑造，蕴含着丰厚的文学内涵。戏曲除了静态文本外，同样重要的还有动态表演，两者的有机结合更加充分地为观众提供了视觉和听觉上的审美感受，具备更全面的艺术审美性。

石国伟（山西师范大学）和董徐慧（国家统计局平陆调查队）对蒲剧新编历史剧《忠义千秋》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分析，认为该剧的故事主线分布、装扮与道具使用、关公形象角色塑造中“神性”和“人性”的体现等，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体现了关公故里的文化优势，为蒲剧关公戏的复兴提供了新思路。

杨高鸽（运城学院）对作曲家景建树的琵琶大协奏曲二号《关公》进行了赏析，分析其如何用音乐语言刻画关公形象、展现关公精神。她认为，其采“忠义仁勇”之意旨结构作品，用生动可感、清晰可辨的蒲剧河东音韵，借助独特的技术手段，将关公精神赋予新时代的意义，同时也将西方交响乐、协奏曲的结构与中国音乐的内涵结合在一起，从结构与表演形式上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突破，为更多的作曲家用新时代民族音乐语言传承关公文化提供了范例。

6.关公文化与国际传播

陈园园（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以“一带一路”为背景，解读了关公文化的内涵、传播意义、译介模式，提出利用“一带一路”为桥梁，通过译介主体的多元化参与、多样化拓展以及译介途径的全方位展示等多种模式来传播和宣传关公文化，最大限度实现关公文化的国际传播。

暴丽霞（运城学院）比较了中国和马来西亚国际关公文化节中民俗活动的身体叙事与仪式叙事，认为其是体育强国宏观的国家顶层设计在民俗活动微观的社会构建中的文化实践，也是政府与社会在文化治理上的一种新的演练，是关公文化赋予民众生活的意义所在，是在跨国文化空间中实践的再一次“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型”，也是一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文化实践。关公文化旅游节的跨国文化实践，涵盖了国家、政府、族群、民间、社会治理等当下多重复杂的社会领域，展现了信仰文化既丰富多样又生动鲜活的时代特征，为今后探寻更多跨国体育强国文化实践路径提供了样本。

段佳希（山西大学）分析了关公文化中的“忠”“义”“仁”“勇”在我国外交政策中的体现，以及对我国外交政策中忠于人民立场、承担大国责任、践行新时代外交理念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其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