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冬又忆离别痛 散文 杨孟冬

五年前，清冷的冬天，先送大姐，再送母亲。前后也就两个多月，我一下子失去了两位亲人。

母亲是腊月二十三离开的。尽管在此之前，我们姊妹几个都有思想准备，可真正到了那一刻，还是难以面对。后来，哥哥解释说母亲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替我们考虑。因为，一过腊月二十，外出做生意或打工的都返回了。她担心，葬礼人少了，我们姊妹几个会很作难。最重要的，是不愿在春节期间给乡亲们添乱造麻烦。

母亲享年79岁。乡亲们说这天是小年，你母亲等于过了年增了寿，就是80岁了。

母亲体态微胖，患的是脑血栓。刚发病时，上下颌骨错位，只能吃流食。右边身子，也不听指挥。几番住院治疗，效果不怎么明显。搀着她走动，右腿难以迈出，勉强挪几步，就要坐下歇息。

由于习惯了农村的安静和敞阔，腿脚也还麻利的父亲执意要把母亲带回村里的大院居住。如此，我们姊妹几个经过商量，照顾母亲的重任就由嫁到邻村的大姐多担待。

平常，父亲负责着母亲的饮食起居，拿捏着时间喂药。大姐随时过来，除了做顿好吃的饭菜，还要给母亲洗头擦身换干净衣服。我和二姐住在城里，基本每周都要回村陪伴母亲。哥哥住在村东头，离父母最近，但自身负担较重，为给二小子挣娶媳妇的钱，几乎每天都在忙碌着“地摊”生意。尽管披星戴月，他两口子赶集回来都要过来见一下父母。

母亲是方圆有名的“巧巧”。很早，谁家有红白事，都会登门邀请。白事的纸扎、红事的缝纫，都是母亲得心应手的事儿。那时，还没有工钱这一说，帮人家红白事做活，完全是出于人情。如此，不管哪家白事一过，总会给母亲送些蒸肉和点心什么的。至于红事，乡俗是主家每天都要管三顿饭。尤其是午饭，四个盘子五个碗。我当时还小，只要听说母亲被谁家请了去，就等着中午饭点一到就跑过去了。主家一看“巧巧”娃儿来了，那真是好一番亲昵和照料。不过，母亲却总显得难为情，每次都会当着主家面嚷我。为剪掉我这个“尾巴”，母亲甚至用笤帚把教训我，并严厉叮咛我奶奶和我父亲，无论她去了谁家都不准走漏风声。但幼稚不懂事的我，记吃不记打，总能洞悉到母亲的去处。后来长大了，才明白母亲这是不想让人小看，穷饥饿嗓好像没吃过东西一样讨人嫌。

记得是1984年，随着乡村集市贸易的复兴和繁荣，母亲开始琢磨在缝纫机上绷布绣花。父亲给母亲买的是上海牌缝纫机。缝纫机靠墙，母亲在墙体上钉了两排二寸长的铁钉，把从集市上采购的彩线轱辘插在铁钉上。那整齐的彩线轱辘，风景一样七彩斑斓。母亲的刺绣作品，大多是婚房和添喜必用之物，诸如小夫妻的枕套、帘头、窗幔、肚兜、被褥围罩，以及婴儿床头放的布老虎，周岁婴儿穿的猪娃鞋等，可以说都是好出售的工艺美术产品。那时，只觉得母亲分外忙，忙完农活忙缝纫，还要调腾时间背着她的产品步行去赶集。而每次赶集回来，她都笑容满面。因为，集还没散，她的产品就卖完了。同时，她又会带回一些时兴布料、一些彩线，只要有空儿，就坐在缝纫机前为下一次赶集制作新产品。后来，父亲托在运城工作的发小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母亲才告别了徒步赶集的劳累。

母亲的勤劳，在当时虽然挣不了大钱，但确实改善了家庭生活质量。应该没记错，1986年“三八”妇女节之际，母亲被县委、县政府表彰为“致富女能人”，领回一张大奖状。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是村里的热门话题。1990年后，母亲由于眼睛花了，伏在缝纫机上绣花显得吃力，便和父亲十天半月坐火车到西安康复路批发市场进一些小百货来经营。所谓经营，其实就是逢集赶会“摆地摊”，袜子、手套、围脖、耳帽，秋衣、秋裤、枕巾、鞋垫都有，更多的是四季童装。销售的货物虽然多了，但仍然是小本生意。而正是这小本生意，母亲靠着骑自行车逢集赶会，才让我读了大学并有了份正式工作。

我在城里买了单元房后，父母已是年过古稀了。村里的田地，也承包给了他人耕种。既而，我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住。但他们总觉得城里没有农村清静，上下楼不方便，并且抬脚动步都得花钱，索性返回村里，说再也不享那个福了。无奈，我只能隔段时间回村看望他们一次。而每次回去，母亲都要做好菜好饭让我吃，像待客一样。我说，妈，不要这么麻烦，你们平常吃什么做来就行了。母亲总是说，你甭管，两把柴火就好了！母亲知道我爱吃手撵麻食、臊子浇面和萝卜馄饨，就换着花样做给我吃。

我自小晕车，坐短途勉强可以，开车肯定与我无缘。每次回村看望父母，多数时间我都是乘坐公共汽车。吃了饭，母亲和父亲总想和我多坐一会儿，多说些话。而每次说完话，我说要走了，母亲都要陪着走到村口公路边。直到公共汽车来了，我上了车，透过车窗还能看到她在久久凝望。

母亲患上脑血栓后，生活自理不便，话明显少了。我每次回村陪她，她只是盯着我看，目光里似有千言万语。但，我知道她最想说的是，妈不能给我娃做饭了！每当此时，我都强忍着难受避开她的目光。而每次临走，村口也只能留下我孤独地回头一望。大姐侍候母亲很是周到、殷勤。我不管什么时候回村，都能看到她把母亲梳洗穿戴得干干净净。万万想不到，突然有一天清早，大姐夫打来电话急切地说，你姐晕倒了！你姐晕倒了！我下意识地立即对大姐夫说，赶快往市里的医院送，我在医院门口等！

由于当天上午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急急忙忙处理好大姐的急诊手续后，就直奔会场去了。然而，等我开完会再来探看大姐，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心头一颤，泪水夺眶而出。大姐患的是突发性脑卒中。大夫说，根据脑CT影像显示，结合病人病情现状，估计苏醒的可能性较小。

大姐呀！你这是咋了呀！你真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几个可怎么向病中的母亲交代呀？

那一夜，我和哥哥、二姐以及大姐夫全家都守在监护室外。天亮时，大夫给我们的信息是，病人呼吸已非常微弱，赶快料理后事……大姐就这样走了，走得让人无法接受！

发丧那天，满屋哭成一片。可我的母亲和父亲，却全然不知。

——哪能让他们知道呢？

随后的日子里，我和哥哥、二姐达成协议，谁也不能说出实情，就说大姐去北京给二小子带孩子去了。

起初，母亲信以为真，父亲也信以为真。可时间一长，善意的谎言就渐渐无力了。终于有一天，母亲开口对我说话了，并且说得很清晰，都甭哄我了，你大姐给妈托梦了，说她在那里很孤单，天凉了，让妈给她纳件棉衣送去……给大姐送棉衣，怎么送？我仔细听着，却不敢正视母亲，怕泪水滚落下来，赶忙回应：妈，再过些日子，大姐就回来了！

母亲是聪明人，只要稍微较个真，会立马让我和二外甥用微信视频，让她见一见大姐，不就把谎言揭穿了吗？但是，母亲没有这样做。

自此，母亲的饭食越来越少了，也渐渐坐不起来了。

母亲的葬礼，办得紧凑和简单。起灵时，天空飘了点雪花。我手执着大姐的灵牌，为母亲送行。

母亲的坟头逐渐成形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从大姐村子的方向飞来一只花喜鹊。花喜鹊绕着母亲的坟头飞了几圈，落在一旁的枝丫上，面对我喳喳叫着。那一刻，我觉得它是在劝我说别太悲伤，你母亲在那边有你大姐陪伴和照顾呢。

不久，我把父亲接到了城里。每逢清明和母亲周年祭日，我都会回到村里上坟。再看一看，母亲和父亲养育了我们姊妹几个的大院。

噢！还有母亲曾经无数次送我到村口的地方。

而每一次，我仿佛都能看见母亲站在那里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