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刚辰：“运城精神”的文化表达

新年伊始，运城市委宣传部推出“运城精神”——“崇文、厚德、敬业、拓新”，成为响当当的一枚鲜红印章，钤印在河东大地上。这是近年来，运城宣传文化部门积极探索挖掘遴选的文化结晶。前半句“崇文、厚德”是诗意的文化表达，后半句“敬业、拓新”是务实的践行表达。将“崇文”放在首位，当之无愧，恰如其分，充分体现了河东文化独特的这一面，有其唯一性、代表性、特质性。

（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书写下波澜壮阔、如诗如画的历史篇章，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脉络。河东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文化相辅相成，融会贯通，彼此呼应。河东文化名人灿如星河，曾经照亮过中国文化的星空。今发布的“运城精神”，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河东文化，领略其精神特质，比较全面地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成为新时代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运城方案、河东特色。

在新的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面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着力赓续中华文脉、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河东五千年文明发展史，正是为中国文化自信的奠基工程，由此，河东地域文化有其独特的地方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内涵。

“运城精神”的推出，对于运城文化的传承弘扬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也是一个良好的引领与塑造。

纵观各个历史时期，河东都是一个崇尚文化的地域。据《山西通志》《平阳府志》《蒲州府志》及各县志等史料记载，截至光绪年间，运城地区自宋代以来共建有书院70余所。其中包括，宋代1所，建于宣和七年（1125）的夏县温公书院；金代1所，建于大定元年（1161）的绛县涑阳书院；元代4所，建于至顺四年（1338）的闻喜董泽书院、至正三年（1343）的永济首阳书院、解州裕斋书院和新绛河汾书院；明代11所，主要集中于弘治、正德、嘉靖三个时期；清代39所；始建年代不详者6所等。

清代是运城地区书院的繁荣时期。在70余所书院中，清代创建、重建、扩建的有50余所，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明清时期，运城地区书院的建立不仅仅是在州县所在地，也普及到了一些乡村，由此反映出运城地区在明清时期教育的普及程度。从碑记史料中，也可见曾经的辉煌。

书院的分布反映了运城地域的文化繁荣程度。我市书院比较集中的是永济、新绛、芮城、安邑等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地域。作为书院“支流”的义学，运城地域的数量也很大。据张捷夫《清代山西书院考略》统计，河东地区共有义学189所，占到全省义学总数385所的49%。义学一般设立于乡村，主要教育无力到城邑就学的农村生童，可见当时河东农村教育的普及程度。而70余所书院除少部分位于乡村外，大多分布在各县城。农村的义学和城乡的书院，培养了大量文化人才，反映出运城地域文化的发达与普及。

（二）

分析河东文化发达的起因，一方面是经济条件，运城素有“粮棉之乡”的美誉，同时，池盐的生产和销售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使运城成为山西省的经济重心和财赋的重要来源。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另一方面，运城历史悠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来人文荟萃。明清时代，运城又是薛瑄理学研究的重镇，也有利于书院的创立与发展。清朝经康熙、雍正之后，国家空前统一，社会秩序稳定，人口和财富迅速增加，国家达到兴盛时期。经济的繁荣，对“兴学育才”既提出了需要，也提供了物质条件。

从志书碑文研究得知，书院的发展运行维护，有一套行之有效、契合实际的制度。学田制的推行，就是专门保障正常的教学运行及师生费用的合理安排。安邑条山书院自乾隆十年（1745）重建，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存续时间近160年。从四则碑文中得知，其中“膏火”（教学费用）都与不同时期的行政长官和乡绅努力的善举有关。由此，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一个地方文化振兴倾注的情感与用心。

再说文庙。文庙是尊孔崇儒的殿堂，通过祭祀，尊崇圣人而阐明其道，使君子小人有所瞻仰感化。运城文庙无统计数据，但据笔者所知，有名的就有解州文庙、万泉文庙、运城敬一亭文庙等。大成殿成为文庙标志性建筑，秉承儒家之道，集古圣先贤，教化万众。形制完整的还有献殿、泮池、牌楼、照壁等，教化国人上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东的文庙还成为很多村镇的学校，继续履行着教学的功能。

运城文庙和各地孔庙一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不仅传授盐业知识，还培养盐务专业人才。其创建于元代，明代初期停办了六七十年，后重新启用，清代继续使用，直到民国时期。在数百年中，其用“明伦善俗之教、大中至正之学、忠信仁义之理”等儒家思想，教育官吏、盐商及周边民众、子弟，为盐运司官吏、盐商、盐民及周边居民子弟入学和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机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有学者不完全统计，明代培养进士24名，清代培养进士33名。正如《河东盐法备览》所称：“运学之设，师道立而教化行，理义明而风俗美，科第蝉联，人物彪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运城文庙先后被运城师范和运城中学择为校址。这两所学校，沐浴在文庙及“宏运书院”深厚的文脉之中，为政界、军界、艺术界、经济界等领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例如，外交家、首任驻美国大使柴泽民；国务院原副秘书长郑思远；原成都军区政委、上将张志坚；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崔光祖；全国著名画家邵仲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总部某部原副部长戴清民少将，都是运城师范或运城中学的毕业生。运城师范还为中小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教师。而运城中学也为清华、北大等全国高等院校输送了一批批学生。

（三）

20世纪80年代，随着招生制度改革，河东一大批青年才俊走出河东，在外求学成才，成为改革开放40年的主力军。河东语言，成为省城高校的大语种。河东人崇文厚德，农家门额上都刻的是“耕读传家”“诗礼传家”“学绍薪传”“还读我书”“诗书执礼”“庭趋诗礼”等，都是崇尚文化，祈愿家风崇文，文脉相传。笔者的一个外地朋友，曾行走在河东的村庄，感叹河东文化的深厚，惊叹乡村民居门楼的典雅，更感叹河东人在他乡的影响。

散见于河东乡间的魁星楼、文昌阁与焚经塔，也是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崇拜、敬畏文化的见证，他们希望村庄文脉赓续，子孙后代崇文识礼。有文字的纸张不能乱丢乱扔，像纪念先祖一样在焚经塔里焚烧，化作缕缕青烟，连绵人文，护佑子孙后代文运昌盛，希望家族兴旺发达。

想起小时候，乡村的学校各方面条件较差，老师会到学生家里轮流吃派饭，或者学生提上提盒把饭菜送到学校。那时的生活太过清苦，家长接到派饭牌，总要想方设法借白面、割豆腐、炒鸡蛋、生豆芽，倾其所有为先生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这种尊师重教的表现深入人心，令人回味。

这些文化的表达，正是河东这片地域崇文精神的历史文化见证，愿在新的时代更加发扬光大，由文化自信成为文化自觉，由运城方案成为运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