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过年余味长 散文 王会亮

儿时的年味，是从腊月说起的。

一进入腊月，我们小孩子就掰着指头盼望着过年，而大人们也开始置办年货。那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乡镇还没有所谓的商场，“上集赶会”是农村人选购年货的主要方式。大人们舍不得花钱，称两三斤糖块和瓜子，挑四五张挂历或油画，给儿女买几件像样的衣服，全家人就有了过年的盼头和喜悦的情愫。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要上天；既要上天言好事，又要下界保平安。记忆中的这一天，母亲一大早就会煮熟四五个鸡蛋，供奉在灶神的画像前，然后指点我跪在灶台旁边，恭恭敬敬地给灶王爷磕一个头。母亲说，腊月二十三，是祭灶的日子，灶爷要上天奏好事，向玉皇大帝禀报咱家的大事情呢，所以你要听话，做个乖巧的孩子，免得让灶爷为难，不知道说咱家什么可好。但那时候的我，整个心思都在那几个剥了皮的鸡蛋上，怎么能听得进母亲的谆谆教导呢？大约五分钟后，我便可以对那些白嫩嫩、软溜溜的鸡蛋下重手了。现在想想，孩提时代的自己，是何等的馋嘴。

腊月二十三也是“小年”，从这一天开始，年味就越来越浓了，东家杀肥猪，西家宰鸡鸭，好像是花木兰衣锦归乡，忙得不亦乐乎。就连村口那驼背的老柳树下也多了几位思儿念女的老人，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亲人归来。

“扫房”是不可缺少的过年风俗，按照民间的惯例，时间也多选择在“小年”这一天，寓意着“扫尘除旧岁”。家里的东西能搬动的，几乎全要搬出来。母亲头挽毛巾，凭着一把笤帚，把屋里的墙面和犄角旮旯清扫得一干二净。这时，父亲就会打一碗糨糊，一张一张地往墙上裱糊报纸，白纸黑字，墨香四溢，不一会，整个屋子就渐渐亮堂起来。而我和妹妹最热衷的事情，则是帮父母“干活”，刚开始是一件件地往院子里搬东西，到最后又是一件件地往屋子里搬东西，大冷的冬天，有时候也会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但乐在其中。

小孩盼过年，过年吃麻花。年节时期还要煮麻花，在我们家乡称之为“煮油”。火红的灶膛上支一口油锅，翻滚的油浪飘着油香，大人们一搓一扯一拧，一根根白面麻花就被旋进了锅，随着“噔啪、噔啪”有节奏的风箱声，一摞摞香酥的大麻花便在案板上摆放成堆。我们小孩子多散坐在一边“凑热闹”，或听大人们唠嗑扯家常，或是模仿大人学着搓面团。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麻花能煮多长时间，孩子们就能熬多长时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时间如白驹过隙，日子的脚步很快踏进了除夕。挥一挥扫帚，就是本年度最后一次打扫卫生；贴几副春联，就要满心欢喜迎接新一年。傍晚时分，再用白灰在院子里撒两个圈，分别将小麦和玉米放在其圆心位置，称之为粮食囤。等到晚上，一家人端坐在黑白电视前，急切地等待着好戏连台的春晚上演，嘴里或嗑着瓜子或嚼着奶糖或唠着家常，温馨的画面至今仍在我的梦里闪现。那时期，手机还没有普及，看电视的热情不亚于现在的人看微信玩抖音，多数观众都能坚持到荧屏上出现“晚安”或“再见”。当新年的钟声快要敲响，人们的心跳也随着秒针的转动有韵律地打着节拍。阻也阻不住、拦也拦不停，新年的钟声刚响过，各家的鞭炮就噼里啪啦地炸开了锅，如雷贯耳，响彻天空，俨然是在期盼一个火红的开端、一个美好的新年。

正月初一，举国庆祝，万民欢腾，普天同乐。在屋里，一家人好酒好菜还有大肉片，吃的就是团圆饭，发的就是压岁钱，盼的就是家和万事兴，想的就是幸福在身边。出了门，新一年，新衣服，新感受，不论大人还是小娃，不论俊男还是俏女，一个个眉眼带笑，扎堆地想往一块凑，说一说新年的打算，许一个美好的心愿。人人满面春风，谁都是好心情。

记忆中，走亲戚是新年伊始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可以联络感情。那年月，没有各种车辆，走亲访友主要靠步行。大人们提着“竹笼”（竹编的篮子），里面放上麻花和馒头，两个一伙，三五成群，一家接一家去亲戚家拜年，所以也有人把走亲戚叫作“走馍笼”。每到一村或一家，一来就是一整天，人家虽然只留你两根麻花、两个馍，但依然是盛情款待，早、午两顿饭热情侍候着。不吃也不行，因为时间就是那么安排的。平时来往少，这一天很关键。鞋子一脱，上炕打扑克；酒杯一端，桌前划两拳；或坐或站，消磨时间；或吃或说，嘴不停歇。亲戚们之间的确有着太多说不完的话题，东家长，西家短，去年的收成，今年的打算，老人的赡养问题，儿孙的成长艰辛，絮絮叨叨聊到日落西山后还是意犹未尽。如今看来，亲戚们在一块打扑克吃饭聊天，确实是一种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交融。

儿时的过年，时间长，每一天都蓄满了成长的经历，或酸或甜或苦，直到过了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儿时的过年，味道浓，犹如倾倒在岁月河床上的一坛老酒，芳香弥漫，余味绵长，一直深藏在我的记忆里，愈久弥新至今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