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斗山为《国风日报》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心血

屈斗山（1893～1945），原名柄椿，字斗山，号遗士，以字行。万泉乡（运城市万荣县）桥头村人。斗山青年时期，因目睹民族压迫的现实和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即参加了民主革命活动。

主要活动在北京、天津、山西、河南、陕西等地。民国11年（1922）由山西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即任该校教员，并兼校刊总编辑及山西《新民日报》经理与主笔；民国12年（1923）任北京《国风日报》主笔及农商部咨议。

其间，屈斗山与景梅九等人极力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民国13年（1924）任河南省长公署秘书主任兼河南省赈务厅某科科长及《新豫日报》社长；


民国14年（1925）任国民第二军第六混成旅补充第二营营长，同年12月任该军第二团团长；


国民16年（1927）任国民革命军鲁豫别动队联合司令，同年9月任国民第三军第六混成旅参谋。


此间，屈斗山先后与景梅九、于右任在河南积极组织驱赶曹锟下台，策应孙中山的第二次北伐。

国民19年（1930）与关民权、杜白公等人在太原开设《民众呼声日报》社，因刊登了声讨常秉彝，反对孙殿英、张人杰、刘汝明部扰害山西人民的新闻，《民众呼声日报》社即被山西省主席商震下令查封；


民国21年（1932）屈斗山任山西省政设计委员会秘书；


民国23年（1934）屈斗山任《西安工商日报》编辑；民国25年（1936）任《长安晚报》主笔。

民国26年（1937）屈斗山偕同冯玉祥旧部姚建新在西安组建晋南游击队，从事抗日活动。

屈斗山从民国12（1923）在北京担任《国风日报》主笔起，就与“国风”结下了不解之缘。民国26年（1937）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决定在西安办一民间形势的报纸，作为促进团结、宣传抗日的舆论阵地，派南汉宸、董林哲、张道吾等以同乡关系请景梅九为社长，恢复《国风日报》，并为办报筹集了部分资金。


屈斗山还安排中共地下党员王岳清（时在杨虎城部工作，曾参加西安事变）、赵思进、王凤山等在报社工作。

赵思进还负责编发一个叫《时事评论》的地下刊物，在《国风日报》工人的帮助下，秘密工作。民国26年（1937）10月10日，《国风日报》第四次复刊，屈斗山担任总经理兼总编辑。


在此期间，《国风日报》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民国27年（1938）8月27日《国风日报》在“十字街头”副刊上发表了待卢和景梅九《即席赠朱德将军》的诗。


有“赖有平型关外捷，买丝欲绣朱将军”等赞语。将朱德、彭德怀称为“二德”，兆为“得赢、得胜”。报上凡引用毛泽东的话，都在括弧内注明“毛泽东同志”。

在当时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景梅九和屈斗山同心戮力，艰苦奋斗。在屈斗山主持笔政期间，有时“以只身而兼经理、编辑、校对等职，夜以继日，毫无懈意”，“曾典当私人衣物，以支付工资”。

民国28年（1939）景梅九身患偏瘫，报社诸事由屈斗山独立撑持，因积劳成疾，患病卧床不能赴社时，仍在病榻上关心《国风日报》的扩版事宜，从未提及个人私事，鞠躬尽瘁，以至于死。


从民国26年（1937）10月10日《国风日报》第四次复刊起，到民国34年（1945）他逝世止，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八年时间里，屈斗山为《国风日报》奋斗了八年，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心血。续范亭当时曾赞扬：“‘国风’是西北革命的精魂”。

除此之外，屈斗山热心公益和教育事业。屈斗山在民国26年（1937）担任山西同乡会理事长和晋兴中学校董期间，因为给抗战而流落西安的山西青年呈准一笔赈款，遭到当地地痞流氓的大肆围攻，屈斗山对人说：“不料办好事，惹起大烦恼，不但伤脑筋，而且伤及头发矣！”

现任中国梨园学研究会会长的李尤白在《我所知道的屈斗山先生》一文中说：“屈先生博学强记，知识渊深，为人刚正，耿介热情，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新闻人士，富于正义感的社会贤达，所写社论时评能深切时弊，命中要害，深受读者欢迎，尤为梅九先生所称赏。”

屈斗山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不善投机钻营，因反对阎锡山在山西的独裁统治，而屡遭阎通缉。屈斗山所著《明耻斋随笔》中有一篇类似自传的《遗士传》，文中称自己为“三楚苗裔屈子之后‥‥‥性恬易，善自恃。时以圣贤方正之言绳己，以雪耻救亡之事劝人，平生寡私欲，好任侠。虽居闹市杂尘中，却游虚空云雾外，常自足不顾贫穷。


少时因受主义洗礼，献身于民族革命。嗣以傲骨嶙峋，不善钻营致为世所遗‥‥‥为文大抵务黜邪，崇正义，磔奸蠹，反帝国，反侵略，贵民轻君，激劝国人，隐露改造社会，复兴中华之宏愿，有事条陈古今忠义事迹，以针砭末俗”。所谓“明耻斋”，就是屈斗山立志昭雪国家民族耻辱的爱国主义精神写照。

民国34年（1945）4月23日，屈斗山逝世于西安。5月27日《国风日报》发出《追悼屈故总经理斗山先生特刊》，对屈斗山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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