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辅仁大学教授卫聚贤

卫聚贤（1899～1989），又名双考，字怀彬，号卫大法师，运城市万荣县皇甫乡北吴村人。7岁入私塾，常因背不会经文，受到先生的责打。15岁到甘肃西峰镇，在继父卫世隆的小杂货店当学徒。18岁到回故乡，本想留在家继续上学，但继父不允，且以断绝经济相威胁。卫聚贤多次哀求，遭到毒打，时常被锁在屋内，不给饭吃。其生母怜悯，背着继父给他送饭，他愤不受嗟来之食，竟破门逃出，到万泉县城高小读书，为谋生活费，在邻村小学任教半年。

高小未毕业，悉运城省立第二师范系公费，遂考入。后因参与挽回因五四运动被校方开除同学之事亦被开除。继之，借别人的文凭，冒名顶替，考入太原商业学校攻读。课余到省图书馆博览群书，刻苦钻研，写成《一得录》、《春秋图考》自费出版。卫聚贤以《介子推隐居地之研究》的著述，受到了胡适的召见，并以《春秋战国时代之经济》的学术论文，躐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深造。

卫聚贤专攻《〈左传〉研究》，得到导师梁启超的赞美。以《〈春秋〉研究》和《〈左传〉真伪考》的论文毕业。毕业后，回到太原与友人合办兴贤大学并任学监。后到南京蔡元培任院长的国民大学当科员。民国17年（1928）8月，卫聚贤任国民党教育部编审兼南京省古物保存所所长，在江苏栖霞山发掘汉墓时，掘出了红色含沙质粗陶片，并在常州奄城、浙江金山卫的戚家墩、杭州古荡、苏州石湖等地，发现了石器时代的遗址。


卫聚贤在这一带工作了三个月，终于发现了石斧、石锛、石锤、石刀等7件和带有花纹的陶片300余件，连同别人在福建的武平，广东的海丰和香港等地发掘的遗址，确定了江南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生息的观点。

卫聚贤到万泉调查古物时，在孤山南麓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将部分出土文物运到北平。后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闻悉，聘卫聚贤为研究员，该院派出发掘人员由卫率领再到万泉，选定荆村瓦渣斜为发掘点，出土新石器时代文物很多，经整理，装箱运往北平。卫聚贤结合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书，来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写成了《母系时代》，《奴隶社会》等学术论文。后返回太原，在国民师范学校授课。

民国21年（1932），卫聚贤被聘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受委托于次年再次到万泉西杜村发掘“汉汾阴后土祠”遗址，出土文物很多。在该地曾发现一件原始社会的瓦制乐器“陶埙”（现存山西省博物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乐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733页记录此事）。

民国23年（1934）离开暨大，到上海中国公学任商业系主任，讲授并出版了《中国财政史》和《中国商业史》，又受聘任审计部科长兼驻外稽查。次年受聘到中央银行担任经济研究处专员和协纂之职，奉派考察山西票号，出版了《山西票号史》。公余与于右任，蔡元培，叶恭绰等组建了“吴越史地研究会”，自任会长，著有《吴越文化论丛》。上海沦陷后，卫聚贤在租界内著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卫聚贤奉命撤出，书稿遭日机炸毁。

民国29年（1940），卫聚贤经河内转赴重庆，改任中央银行秘书处秘书。公余组织“说文社”，出版《说文月刊》。同年4月，卫聚贤与郭沫若共同主持挖掘重庆江北墓葬，出土了一批文物。次年在成都白马寺得到一批出土的青铜兵器，其花纹不同于中原，开拓了“巴蜀文化”研讨之风。卫聚贤曾随于右任到西北进行考古，担任西北联大教授兼文学院长。

1949年底，重庆解放，卫聚贤将全部收藏装成47大箱，计929种，18365件，和未经整理的各种古币约1万枚和纸币1大箱，又有杂物17捆13包以及清代到民国文献一大卷、9包、4捆等无代价捐献给国家。家中剩余书籍，1952年由其女卫灵芝全部赠给重庆图书馆。

1950年卫聚贤定居香港，任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珠海书院、光夏书院、联合书院、化夏书院等大学教授，并担任联合书院中文系主任多年，出版书约数十种。


1974年卫聚贤组织一批人员，乘坐按照广州出土的汉代船形复制的大型木船，不用任何现代化仪器和装备，携带仿汉代食品，从香港起锚，试图横渡太平洋到达美洲，以验证中国人在古代曾到达美洲的事实。实验船途径南洋，沿各群岛向东驰行，直到离南美西海岸约几百公里处失事，被随行其后的现代化大船救起。

横渡虽失败，但仍证明了中国古代人曾经经过了白令海峡，沿着北美到中、南美定居，并传播了东方文化。此说引起世界性争论，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也争论起谁先达到美洲的问题。

1975年，卫聚贤离港到台湾与家人团聚，担任台湾辅仁大学教授，在台数十年，著书数十种。期间还协助兴起“寻根”之举，为许多早已移居台湾数百年的家族找到了原来的祖籍。

1989年病逝于台湾新竹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