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杜任之

杜任之（1905～1988），原名勤职，又名杜力，力夫，曾用力戈、了然、当然笔名。今运城市万荣县城关镇七庄村人，幼年在曲沃县高小念书，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曾佩戴“不娶小脚女人”的布条，走街串巷，被传为美谈。

杜任之民国15年（1926）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毕业，考入复旦大学。16年（1927）8月，进上海劳动大学。在“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时，于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受组织派遣到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和兵暴工作。18年（1929），到德国留学。

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同盟”，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确立了革命人生观并加入德国共产党，积极进行反法西斯活动。

杜任之21年（1932）夏，以反帝同盟成员的资格参加了在荷兰举行的“世界反战大会”。次年春在德国受到法西斯主义分子的盘查，离开德国到英国，并接受伦敦“反帝同盟总部”指示，回国策动抗日。

杜任之22年（1933）10月，被上海反帝同盟总部派到山西策动阎锡山抗日，通过留德同学的介绍，取得了“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兼山西大学讲师的公开职务。在太原多次向青年会和一些学校报告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为了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联络进步知识分子，组织了“中外语文学会”，出版了《中外论坛》，介绍国外革命理论，发起组织“西北剧社”，出版《文艺舞台》，撰写了《生活动力》一书和《争取民族的生存与文艺应有的动向》等论文，鼓励青年走革命道路。

杜任之25年（1936），杜任之和一些进步人士发起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被选为临时执委会委员，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在担任《突击》刊物主编时，编发了“西安事变专号”，撰写了《对内团结，对外抗日》等文章。同年秋，领导组建了“太原新生剧院”，编演国防戏剧，宣传抗日救国。

七七事变后，一些旧县长面对日军的进攻，纷纷逃亡辞职；杜任之为组织民众抗日，自告奋勇出任太谷抗日县长兼周围五县政治指导员；并请八路军教官训练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开展抗日游击战。

“晋西事变”前后，杜任之接受党的指示担任中共晋西特别组组长，与其他同志努力保护营救了许多遭受迫害的进步青年和地下工作者。

民国26年（1937）11月，太原沦陷，杜任之到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务主任，边教学边宣传抗日，动员许多青年到延安学习。杜任之编写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抗大被刘伯承指定为教学参考书。

民国28年（1939），国民党掀起第一次**高潮，杜任之把蒋介石发给阎锡山的消灭共产党的三个文件之一转送延安，印成《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广为散发，揭露了蒋阎的**阴谋，并不断向党提供阎锡山的机密情报。

民国29年至31年（1940～1942）春，国民党掀起第二次**高潮，杜任之和八路军驻二战区代表王世英，互相策应，分进合击，向阎锡山力陈“团结抗战”，与**倒退的利弊，终于使阎锡山“严守中立”，不敢妄动。太平洋战争爆发，阎锡山在日军的诱惑和压力下准备投降。杜任之与其他人一起组织力量，用“对日寇实行经济战”等各种办法阻止阎锡山投降。有人向阎告密，说杜任之“瓦解军队”、“企图组织兵变”等，被阎软禁10个月，险遭杀害。软禁解除后，任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


抗战胜利后，杜任之在山大边教学边联络进步教师和学生开展民主运动。


民国36年（1947）杜任之参加了民盟，参与筹建民盟太原秘密支部，和领导太原文教届掀起的“反饥饿罢教运动”、

民国37年（1948）7月，杜任之为了避免阎锡山的迫害，受中共指示秘密到北平搞民主运动，利用和傅作义的私人关系积极参与和平解放北平工作。北平解放后，代表山西省民盟参加民盟总部“临工会”工作，任民盟总部宣传委员、民盟北平支部宣传组组长，代表北平民盟支部参加市政协会议，担任大会副秘书长。

民国38年（1949）9月，杜任之从北平回到太原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不久被聘为山西财经学院院长。1953年，任山西省商业厅厅长。

1956年7月，杜任之调任北京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

1958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杜任之直言敢谏，撰写了许多理论联系实际的论文，同时创办并主编《哲学译丛》，翻译一些国外的重要哲学论著。

“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坐牢六年半，在狱中以一个中共党员的气节，据理驳斥了强加给杜任之的一切不实之词。粉碎“四人帮”后，历任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届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

1978年5月在全国政协文化组会议上，积极提出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同志平反的建议。杜任之不顾年老多病，积极从事科研工作，提议和参与筹建社会学研究所和政治学研究所，并担任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和政治学研究会副会长。

杜任之一生多有著述，主要述著有《孔子思想体系精华》（合作）、《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特点》、《论主观能动性》、《全面开展社会学研究、为社会主义服务》、《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和批判方法论问题》，主编了两卷本《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编译了《分析的时代》。

1984年后，杜任之将自己的藏书3000余册赠送给万荣县图书馆，并多次赠款支援老战友遗属和家乡建设。

杜任之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为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

1986年6月18日在遗嘱中写道：“我的遗体可供医学机关或者医院作为病理解剖研究之用，骨骼可通过我原籍万荣县委赠送万荣城关中学制成整幅标本，作生理教学使用”。

1988年11月27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