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汾门下说王通

随着首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热播，“河汾门下”一时成了热词，引发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思考，晋人尤为关注。因为这一词语就发生于汾河汇入黄河处的河津，其本意是指“名师门下人才盛出”，名师实指在此处设教授徒的“文中子”王通。


    河津为黄河汾水的交汇处，境西北有龙门山。从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到宋宣和二年（1120）的674年间，河津都称作龙门县，其间还曾作为龙门郡治49年。龙门，在河津龙门山下的禹门口，即夏禹凿山治水的地方。《尚书·禹贡》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龙门，是黄河冲出秦晋峡谷的山门，是中华民族史上第一次有意识、大规模与自然抗争的伟大壮举的佐证，是华夏文明第一门。黄河由此奔泻而出，浩浩荡荡，绵亘万里。这水之灵，地之气，孕育了深厚的龙门文化，使龙门大地名门迭出，名士群起。由龙门而衍生的“鲤鱼跳龙门”传说，是一个美丽动人、催人奋进的经典成语。“鲤鱼跳龙门”的精髓，不在结果而在过程。有没有鲤鱼跃过了龙门无关紧要，龙门子孙为中华文明前赴后继、孜孜不倦的追求，则是这个传说的活化。1995年邮政部发行的“小鲤鱼跳龙门”特种邮票，成为人们争相购买的精品。1937年山西银行发行的拾元券纸币，背面印制的就是龙门东西禹庙全图，龙门渡口能够走进货币史册，足见其声名之重。

    当年，在河津老城 “学宫”之内的明伦堂曾挂有一幅楹联：

    莫谓人弗杰，周卜子，汉马迁，隋传仲淹，明表敬轩，那几家硕士高贤，洵足接千秋道统；

    漫言地不灵，东虎岗，西龙门，南来飞凤，北仰卧麟，这一带山清水秀，亦堪壮三晋观瞻。

    上联是讲这一地域所孕育的硕士高贤，其中的“周卜子”是指东周末年的孔门高足卜子夏，“汉马迁”是指被世人尊为“史圣”的西汉中期的司马迁，“隋传仲淹”是指隋末的大儒王通，“明表敬
轩”是指明代的理学大师薛瑄，当然还有未能写进的“初唐四杰”之首王勃以及一代保唐名将薛仁贵等。这些人物个个都是大牌明星，全国顶尖级别的文魁武将、诗擘鸿儒。就文化含量讲，他们
都是河汾地域最为璀璨、最为厚重的风景。这其中，卜子夏的“西河设教”、王通的“白牛溪设教”及薛瑄的“河汾设教”尤其引人注目。而这三次设教讲学热潮各有各的特点，即西河设教的“一门
出多家”、白牛溪设教的“门罗将相”、河汾设教形成的“河东学派”，则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

    “五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三字经》中所说的“五子”，是指荀子、杨子、文中子、老子和庄子。其中的“文中子”，就是王通。把王通与老庄并列，足见王通学术思想地位之重
要。

    王通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幼好学，深受儒学的熏陶。加之天生聪明，勤奋有加，在父亲的直接教育下，学贯天人，出类拔萃。18岁时，遵父命负笈求学，走访海内名贤。受《书》于东海李
育，学《诗》于会稽（今绍兴）夏典，问《礼》于河东关于明（即关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王仲华。这期间，他拜见了许多高贤、学者，受到了很大的教益。求学期
间，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不解衣者六年之久”，系统研究了《书》、《诗》、《礼》、《乐》、《易》和《元经》等经典名著，并有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仁寿三年（603），他西游长安，曾被隋文帝在太极殿召见。在金銮宝殿上，面对满朝文武，他口吐经纬，道出了广为传颂的治国、安邦、富民的《太平十二策》。当文帝询问治国之道
时，他答曰：“推行仁义之策，兴礼乐之治。”当文帝问到具体方略时，他回答：“得人才者得天下，道德为轴帝天下，施仁政者安天下，顺民心者定天下，公而忘私昌天下，刚柔相济顺乎自然
治天下，田不荒废民不缺具货不堵塞富天下，邦交睦邻强天下，选贤任能合天下，贤臣当政民富国强稳天下，功过分明赏罚严明统天下，精兵简政居安思危康天下。”他的回答，首尊王道，纵
横捭阖，稽古验今，使文帝心中大悦。然而，因公卿嫉贤，主张不为所用，王通遂作《东征之歌》：“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
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

    他离开京师，退归乡里，开始设教讲学，著书立说，教化士民。

    王通在河汾设教讲学的地址，主要在黄颊山的“白牛溪”。黄颊山位于吕梁山南端，在今河津市城区东北17.5公里的该市与稷山县相交处，“白牛溪”在黄颊山的深处。这里有一天然山洞，洞
深3.5米，高约2.5米，洞门砌石为墙。门额上刻有“飞云洞”三字，左边刻有“紫金山王文中子隐居处”，右边小字刻“明万历三十年闰七月吉日修”，后人称此洞为“文中子读书处”。洞内原有一“发
云洞”，深不可测，文中子隐居此处后，经常出现云雾腾腾，一发云就下雨，促使禾苗茁壮成长，“飞云洞”就此而得名。这“飞云洞”坐北向南，天然合龛，北面背靠大山，东西山峰对峙，成簸
箕形、圈椅式，周围峰峦四合，松柏环抱，实在是一处风霜高洁，远离尘埃，山水交融，藏风聚气，隐身潜心读书著述的好去处。洞前有一片开阔的地方，约二三亩。散落在蓬草深处的残垣
断壁，古砖老瓦，让人遥想到当年王通在这里聚徒讲学的盛况。据乡民们讲，“文中子洞”东边山谷还有个“王绩读书洞”，又名“老君洞”，那里过去还有三宫庙、三清庙、玉皇殿等，景色亦很幽
美。

    当年，王通隐居此处10年有余，专心致志，著书授徒。他在这里写出了《礼论》25篇，《乐论》20篇，《续书》150篇，《续诗》360篇，《元经》50篇（一说31篇），《赞易》70篇。这
些珍贵的著述，大都因世乱而湮没，至唐贞观年间，已有十分之六有条无篇，至唐末仅存《中说》一书。

    《中说》是王通授徒讲学期间，师生们的对答之作。由门人薛收和姚义汇集，并写了序言。之后，王凝、王福畤、王勃均尽力补修。北宋时期，崇文尚儒，天圣年间，阮逸说：“当时世间流
行的《中说》本‘文多残缺’，逸家藏古编尤为精备，遂列十卷刊行于世。”可以说，《中说》成书于唐，刊行于宋。现在流传的《中说》一书，系阮逸注本《中说》10卷。清人杜本洛曾就《中
说》一书赋诗曰：“太平策兮今不传，续六经兮悉失编。惟有《中说》兮行于世，条理详明兮接前贤。”

    在著述的同时，王通倾注心力，聚徒授经。由于他的教育思想是面对现实以明王道，培养王佐人才，志在研讨兴国富民、天下太平之大道，因而名声日隆，有志报国的四方学子前来投师求
学者日盛，由数十人而数百人，极盛时多达千人。最著名的有魏征、薛收、陈叔达、杜淹、房玄龄、李靖等。《文中子世家》记载曰：“河南董恒、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钜鹿魏
征、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这些人中，不少后来成为唐初的开国重臣，其中有几位直接参与了名传千古的“贞观之治”，使王通的“河汾之学”得以传播和延
续，使王通的治国理念和方略在他门下弟子们的手中得到了实施。正如后人撰联所说：“河汾六经论道贯李唐三百载；将相八鼎力主宰贞观数十年。”

    谁能想到，龙门这块土地，在历史上曾一度成为培养治国贤才的基地！这是河津历史上极为光彩照人的一页，也是河津发展史上值得研究的重要历史现象。

    当年，王通讲学的地方并不止黄颊山一处，在今河津市汾水南岸吴村与原村之间，有座疏属山，旧时为河津八景之一，名“疏属晴岚”。疏属山北临汾水，山上有汾亭，亭中有琴台，是王通
当年又一处讲学、论经、抚琴、悟道的地方。

    王通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中说》一书中。《中说》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郎篇。在《中说·王道》篇中，王通多次强调，汉
武以来，帝王之道暗而不明。王通认为自己处于乱世，是“在下”的圣人，所以“明王道”就成了他的政治理想。王通的“王道”，也就是周、孔之道。他认为周公创造的“经制”，又经孔子的“述
作”而“大明”，自己只能继承孔子之业，“有所折中”而已。“王道”的核心思想就是行仁政，也就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翻版。王通还主张政恩、法缓、狱简、少敛、息役等。执守“中道”是为政
的基本原则，这是王通“中”的哲学在政治思想中的贯彻。

    王通的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他在《中说·天地》篇中对“天人感应论”、谶纬迷信及封建帝王的封神等活动进行了批判，在处理天、地、人的关系时，把天解释为客观自然，既
主张人应顺应自然，又在《中说·立命》篇中否认命定论，认为修人事，“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王通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认识也是比较先进的。他在《中说·周公》篇中认为社会是发展变化
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对立的事物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

    王通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教可一”的观点上。所谓“理学”，实际是一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而又兼容佛、道二教的新儒学。面对儒学衰微，佛、道二教愈演愈烈的情势，王
通在《中说·周公》篇中提出，对于佛、道二教，既然“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那就应当“共言九流”、“共叙九畴”，互相融通，取长补短，从而得出了“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结论。王通的
这一观点对宋儒的启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王通还从《尚书·大禹谟》讲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中，抽绎出“人心”与“道心”这一对概念，提出要“存道心，防人
心”，又进而指出，人的“性通制情”是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这显然是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观点的最早说法。此外，王通还提出“正心”、“诚静”、“义利”、“德功”等道德修养的范畴，这都为理
学范畴体系的建立做了直接的思想准备。

    王通虽为隋末“大儒”，但由于种种原因，《隋书》中却没有记载。后来的《旧唐书》辑录了《中说》，到唐末，文学家皮日休和司空图都撰写了《文中子碑》，称扬王通其人。到宋以后，
推崇王通与《中说》的人越来越多，著名学者司马光、朱熹等都肯定了王通的思想贡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了王通的生平事迹，撰写了《文中子补传》，并申明是以补《隋书》之
缺。王通与《中说》之所以受到宋儒的重视，当然是因为王通是隋唐儒家变革的发端者，也是理学思潮的先驱者。

    王通是个很有骨气的人，退归还乡后，几次谢绝隋文帝与隋炀帝的诏请，就是不肯出来做官。据《文中子世家》载：“仁寿三年（603）……文帝闻而伤之，再征之，不至。大业元年（605）
（隋炀帝）又征，又不至……大业十年（614），尚书召署蜀都司户，不就。大业十一年（615），以著作佐郎、国子博士征，并不至。”朝廷四召，执意不赴，足见王通“志在道而不在位”的意
志之坚定和精神之高尚。

    隋大业十三年（617），王通由于日夜操劳，心力交瘁，染病卧床，七日病逝。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过早地与世长辞，留下了深深的悲痛和不尽的遗憾！王通病逝的消
息，震动了京都，震动了全国，他的门人弟子，乡里友好，缌麻设位，哀以葬之。门人们依据《易经》中“黄裳元吉，文在其中”的论述，私谥其恩师为“文中子”。

    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王通入祀孔庙，列东庑先儒位，这是朝廷对王通学术思想地位的进一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