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革命先驱姚以价、姚第鸿父子——父为共和 子为人民

王秀梅

地处万荣县西北部的通化镇，是一个被称作“三王故里”的传统文化名镇，在隋唐时期走出了王通、王绩、王勃三位文化大家。历史跨入二十世纪，从位于通化镇西两公里的西毋庄，又走出了著名的父子革命先驱——辛亥太原起义总司令、近代民主革命家姚以价，及其子共青团山东省委早期领导人、抗战烈士姚第鸿。

姚以价打响了山西辛亥起义第一枪，率领两营士兵推翻了清朝在山西的专制统治，之后参加过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多年为共和奔走驱驰。姚第鸿19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命运与劳苦大众紧紧联系在一起，是山东省委委员，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1938年11月在聊城保卫战中壮烈殉国，年仅27岁，和同时牺牲的范筑先、张郁光被誉为“华北抗日三烈士”。晋南名流澹台文素，在《姚以价墓表》中盛赞姚以价、姚第鸿父子“父为共和，子为人民”。

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潮流中，无数志士仁人为追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理想，不懈求索奋斗，谱写了一曲曲激昂壮丽的生命之歌。姚以价、姚第鸿父子两代赓续奋斗的足迹，成为时代风云的缩影。

姚以价：奔走驱驰为共和

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深远影响，赞誉辛亥革命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在这场革命中，地处京畿肘腋的山西，作为发动革命的第二个北方省份，在“南响北应”战略落地中地位殊为重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作为辛亥太原起义的实际军事指挥者、山西辛亥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姚以价功不可没。

从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民主革命家、坚定的共和理念的信奉者与践行者，姚以价走过了一条非同寻常的人生道路。

姚以价，字维藩，号龙门山人，出生于1882年，长成于国势式微、被列强肆意宰割欺辱的清末，其名字出自《诗经·大雅·板》“价人维藩”，家中长辈希望他学就文韬武略，执干戈以救中华。姚以价少时，父母因感染时疫双双离世，他由四叔姚名魁抚养长大，并在姚名魁执教的“挹芹香”书舍读书。姚名魁是维新党人，早年在太原报馆当编辑，宣传维新思想，维新变法失败后回到家乡。在姚名魁教育熏陶下，姚以价开始关注天下时事，曾口占《讨蝇檄文》，显示出为民除害、以身报国的高远人生志向。

1902年，姚以价弃文从武，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作为官费留学生被送往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留学期间，姚以价接受了民主共和理念。他和同学李烈钧、张凤翙等一起研读《易经》中有关革命的含义，认为中国要摆脱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命运，就必须起来革命；这革命不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汤武革命”，不是变革天命改朝换代，而是要推翻清朝三百载专制基业，建立共和民权。根据姚以价治丧处发布的公告，姚以价与景梅九、王用宾、刘绵训等人一起加入了同盟会。

1909年，姚以价学成归国，任职于山西督练公所，负责教练新军，同年底升任山西新军二标（标相当于团）第三营管带，不久转任一标二营管带。姚以价军事才干突出，带兵有方，在基层官兵中威望很高。当时同盟会着意在新军中发展力量，老同盟会会员杨彭龄借山西新军组建“模范队”的机会打入山西新军内部。

武昌起义爆发后，陕西10月22日也爆发革命，山西革命党人摩拳擦掌，准备揭竿响应。清抚陆钟琦、协统谭振德惊惶之余，密议消灭革命党人，命令新军一标一营、二营南下，沿黄河部署防陕，实际意图是调虎离山，去除肘腋之患。因为新军各营平时不允许储备**，姚以价据理力争，要求领到**再出发。当局担心不好控制，糊弄姚以价说：“太原军械所的**已经陈腐不能用，官府已派温寿泉到河南去取新**；你先率部队出发，**很快送到。”

姚以价丝毫不为所动，反问道：“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军队出征，是不发一粒**的？随后所送，属于给养补充。军队打仗，绝没有不发一粒**、空着手出发的！”当局无奈，只得为一营、二营发放**。**到手，使武装起义成为可能。当时太原城外共驻新军步兵三营，骑、炮各一营，姚以价所部驻城南十里狄村。因形势迫切，姚以价当晚差亲信邀同城外各营夙有革命信仰的基层官长开会，决定开拔之日即起义之日，并提前将通城内的电话线割断。29日晨3时许，姚以价发布激动人心的战前动员，接着下达攻打太原的军令：由苗文华率一营前、左两队，直扑满城；由崔正春率一营右、后两队，夺取军装局；派杨彭龄为冲锋队队长，张煌为奋勇队队长，由姚以价亲率直捣清抚衙门。千余名起义士兵直奔太原城，由城东南的承恩门（后改为“首义门”）入城。战斗打响，起义士兵奋勇争先，城内新军闻声助战。清抚陆钟琦、协统谭振德被起义军击毙，满城、军装局被攻下。经过不到七小时的鏖战，太原城宣告光复。

闻听山西起义，京师震撼。姚以价考虑到清军必全力绞杀山西革命，主动请缨担任东路军总司令，移驻娘子关防守。姚以价参与吴禄贞燕晋联军计划，燕晋联军计划不幸夭折后，抢运清军辎重多辆，拆毁平汉铁路，退娘子关固守，前后40余日，12月12日，终因寡不敌众为清军击溃。太原起义，牵制了清军南下，有力支援了武昌起义及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虽然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确立了共和政体，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久远封建帝制历史的国度，要真正走向共和，并非易事。1912年2月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先是修改《临时约法》，继而指使帮凶刺杀宋教仁，加快复辟进程。姚以价对袁世凯的政治举动异常警觉。1913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发动二次革命，起兵讨袁。二次革命前夕，姚以价受李烈钧之托，返回北京策划反袁活动。袁世凯派人搜查姚以价宅第，姚以价暗中得到报信后及时逃脱。二次革命失败，姚以价辗转入滇，为唐继尧上宾。

1915年12月，袁世凯倒行逆施，准备成立中华帝国。唐继尧和蔡锷在云南率先通电全国，护国战争爆发。唐继尧素知姚以价与陕西革命党人多属至交，于是委任姚以价为护国军叶荃部川陕支队司令，随蔡锷第一军进军四川。姚以价率兵行进至四川剑阁，为川军旦懋辛部所阻。时值1916年的年初，士兵军饷不足，士气不振，行军艰难。当时姚部云南士兵居多，对北上心存怨尤，士气不振。姚部参谋长也是云南人，在一次作战中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姚以价将参谋长军法处置，稳定了军心，队伍从此号令严正。云南的护国运动，“替四万万民众争口气”，以偏居一隅的云南弱势发端，最终却鼓起了轰轰烈烈遍燃全国的反复辟烈火。1916年6月6日，只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一命呜呼。

姚以价通过游学东瀛时的老同学张凤翙及至交好友于右任的关系，广交三秦豪侠刀客有识之士。1917年9月，段祺瑞当国，践踏《临时约法》，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组织军政府，宣布护法。以于右任为司令的陕西革命党人组织靖国军，在三原响应护法运动。姚以价闻讯后由北京赶来参加靖国运动，与于右任、胡景翼订交，参予机要，多有擘画。

1923年1月，因辛亥起义及护国军功，黎元洪授姚以价将军府“晋威将军”衔号、一等文虎章（另一说，姚以价“晋威将军”为1916年黎元洪第一次当总统时所授）。

姚第鸿：出生入死为人民

姚第鸿，1911年出生于太原，半岁时中国即爆发辛亥革命。姚以价为儿子立名“第鸿”，希望儿子有鸿鹄之志。时代氛围和家庭出身，让姚第鸿早早受到革命的熏陶。

童年、少年时期的姚第鸿跟随父亲辗转于北平等地读书。五四运动后，北平成为新思潮的中心，革命思潮风起云涌。当时姚第鸿在汇文中学就读，不少教师思想进步。受国文教员令狐先生的影响，姚第鸿课余阅读《新青年》杂志和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呐喊》《彷徨》等进步书籍。鲁迅笔下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让姚第鸿觉得万千贫苦农民与自己的优裕生活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贫富不均的社会现状，引起了少年姚第鸿的思考。在人生价值观的形成期，姚第鸿有了自己的人生楷模——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位职业革命家，他的“医人不如医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姚第鸿的人生选择。

1927年，姚第鸿考入河南开封省立第一中学，其间结识了地下党员杨献珍老师，开始发表进步文章，从事革命活动，直至成为共青团开封市委负责人之一，是同学中公认的革命积极分子。

1930年夏天，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的姚第鸿，领导学生运动，反对新军阀残害进步势力，开封当局逮捕了包括姚第鸿在内的40多名进步学生。进步学生起初被羁押在某旅馆内，几经审讯，大部分得释，只剩第鸿等10人，被当作要犯移送第一监狱。在狱中，第鸿身受重刑，但他未吐露半点革命机密。当时姚以价已被山东省长韩复榘聘为高级参议，经姚以价多方奔走，第鸿被保释出狱，转入济南山东省立高中念书，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

受王明“左”倾主义影响，当时济南党组织遭受破坏，白色恐怖严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胡允恭、陈恒乔夫妇，奉命到济南领导山东党的工作，起初只找到十名党员，其中就包括最年轻的党员姚第鸿。在十人秘密会议上，姚第鸿首先发言：“十人就十人，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们共产党人不怕艰险，齐心协力，完全可以做好工作！”姚第鸿话语不多，却沉稳坚定，让在场同志深受感染与鼓舞。

1931年8月，姚第鸿考入齐鲁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任齐鲁大学特别党支部书记。1932年1月，时年21岁的姚第鸿临危受命，出任共青团山东省特别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委员，是省委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全面负责山东省共青团工作，具体领导了济南东关区正谊中学和爱美中学反对学校当局增加学杂费的斗争，以及铁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其领导的学生运动还延伸到泰安，最后又由泰安发展到莱芜，仅他自己就发展了十多名党员。

当时的齐鲁大学是贵族大学，学生宿舍是单间。为了便于工作，姚第鸿以安心读书为由，要求搬到齐鲁大学学生宿舍去住。在济南海德里的姚公馆、齐鲁大学400号院的男生宿舍以及济南火车站姚以价专用的两节车厢中，姚第鸿经常安排党组织的重要领导同志和其他同志住宿、召开会议、油印传单，开展革命活动。

“身穿夹袍、西装裤，头戴工人帽、脚蹬篮球鞋，是当时普通学生的打扮，他风度潇洒，谈吐自然，观点明确。”“这是一次街头散步式的谈话，不时被来往行人打断。谈话的内容是询问学校及家庭的情况，谈国内外形势，学校内部斗争，党的组织纪律，从事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时而谈革命，时而谈风景，谈戏剧，讲笑话……他虽然只有二十多岁，却不是一个平常的大学生，而是我党的一位老练的地下工作者、领导者。”“他是济南市共青团的主要领导人，公开身份是齐鲁大学学生，我们都称呼他老姚。”这段文字出自姚第鸿战友的回忆文章，清晰生动地呈现出一个职业革命者的音容笑貌及工作情景。

姚第鸿堂兄姚文蔚，是姚以价将军从老家带出来的有为青年，文采出众，时任山东省政府上校机要秘书（监印），与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同室办公。身为姚将军的“大少爷”，又有位居如此关键位置的堂兄，姚第鸿利用这些优越的条件，巧妙地为党做了许多别人难以做到的工作。一次，从堂兄处得知敌人要到曲阜师范抓人，姚第鸿及时将消息送出，让前去搜捕的敌人扑了空。

姚第鸿的革命行动，引起了敌人怀疑，被济南军警列入通缉名单，随时有被逮捕下狱甚至砍头的危险。1935年，按照组织意见和父亲安排，姚第鸿东渡日本求学。当时左翼学生在东京的活动发展很快，姚第鸿参加了社会科学院、世界名著编译社、东京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等进步组织，参加了赴大使馆请愿反对国民党驻日大使许世英卖国亲日的活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姚第鸿结束东瀛求学生涯，返回祖国。国土沦丧，作为热血男儿的姚第鸿立即投入新的战斗。因姚以价与范筑先曾同为西北军同僚，中共山东省委派姚第鸿和张维翰到聊城协助范筑先抗战。姚第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政治干部训练班学员240人抵达聊城，为争取团结范筑先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很快打开了鲁西北地区的抗战局面。1938年5月，范筑先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与司令部平级，姚第鸿为上校副主任，兼任《抗战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并在军政干部学校任教。

作为范筑先抗日团队的核心成员，姚第鸿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经常陪同范筑先活动，曾陪范到河北省威县和南宫县，两次会见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一二九师的领导人徐向前、朱瑞，陪范接待美国友人卡尔逊，还随范在濮县石墓头参加指挥伏击日军汽车队的战斗。

11月中旬，日军兵分三路进攻鲁西北，一路由德州攻武城，一路由禹城攻高唐，一路由济南经东阿攻聊城。11月14日上午9时，日军进抵聊城东南。当敌人迫近城关时，已出城的姚第鸿、张郁光等，发现范筑先还在城里，即商定由姚第鸿和张郁光回城，催请范筑先按原计划出城指挥战斗。由于国民党顽固分子阻挠范筑先出城，拖延了时间，聊城被日军包围。范筑先紧急布置城内部队坚决守城，战斗极为惨烈。姚第鸿奋不顾身参加战斗。15日，日军得到增援后再次强攻，聊城被攻陷，范筑先以身殉国。姚第鸿等7人被日军从状元街民宅中搜出，他们和敌人奋力搏斗，力不敌众被捕后被日军绑至万寿观广场杀害。姚第鸿临死不惧，痛骂侵略者。范筑先、张郁光、姚第鸿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出后，举国痛悼。重庆和延安分别举行悼念活动。朱德、彭德怀送的挽联是：战事方酣，忍看多士伤亡，显其忠勇；吾侪尚在，势必长期抵抗，还我河山。蒋介石送的挽联是：碧血为山河，百里危城留与社会树模范；浩气存天地，千秋青史合为民族表英雄。

1937年10月，不甘心为日伪胁迫利用，姚以价尽弃家资，率领一家老小由济南逃到陕西，避居彬县，以著述练字遣怀度日，著有《世风校正》《抗战实录》《读书札记》等。姚第鸿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到彬县，姚以价强忍悲痛，将儿子的照片、衣服和积郁病逝的儿媳张敬文合葬在一起，并亲自书写了“烈士姚第鸿及妻子张敬文之墓”。

1951年春，姚以价去世4年后，其灵柩由陕西迁回原籍安葬。遥想将军归葬之日先父而去的姚第鸿不能趋庭立石的遗憾，后人撰联慨叹：魄散西天欣返里；魂羁东土怅趋庭。然而，“父为共和、子为人民”的高尚举动，将父子英名铭刻于历史典籍，也铭刻于大好河山，他们是河东这方土地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