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商贾与小贩

《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其撰《货殖列传》之由：“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商贾的身份大都是“布衣匹夫”，其行为既“不害于政”，又“不妨百姓”，正是处于国（“政”）与民（“百姓”）之间的“私力”（民间力量）。班固说，富商大贾多“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也是强调商贾介于“王者”与“齐民”之间。司马迁说，他们“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其“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并非仅以其富有资财。这些“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的不仕之人，贸易之利、田园之入比于封君，得称为“素封”。而事实上，富商大贾多有官宦贵族背景，如汉时“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是迁至关中的齐田氏遗族；甚至本身即兼具官员或贵族身份。部分富商大贾多或“以财养士，与雄桀交”，甚至拥有武装，发展成为武装商团；或交接官府，操弄法律，“犯奸成富”“伤化败俗”，从而激化社会矛盾与冲突。

需要说明的是，小商小贩，皆为编户齐民，其人身物力，皆属于国家可以征用的“民力”，不可视为民间力量。《风俗通·商贾》解释：“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谓之“商”；“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众，以求其利”，谓之“贾”。而“肇启牛车，远服贾用”，“钦厥父母”，盖远行固用，皆为留养父母家小，算不上“私力”。朱熹《审实粜济约束》对赈恤对象加以区分：“各乡有营运店业兴盛之家，其元给历头，合行追取。若虽有些小店业，买卖微细，不能赡给，已请历头，不合追回。”其下文又将县市买卖人家分为“有店业，日逐买卖，营运兴盛”“得过之家”“贫乏小经纪人，及虽有些小店业，买卖不多”的上、中、下三等。这些买卖人家，遇有灾荒，尚需官府赈恤，当然无所谓“私力”。

（鲁西奇/文  《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