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图”的形成是个渐进过程

《禹贡》是《尚书·夏书》中的首篇，记载了“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的一系列故事，历来被视为与地理、疆域、贡赋等国家治理相关的重要文献。“禹贡图”也称禹迹图，不仅包括历代《禹贡》学著述中所载大禹治水，依山川、导江河、分九州、理贡道的地理图，还包括别贡赋、分夷夏、化荒服的政治治理一类的图。除了对擘画九州的载录外，“禹贡图”及《禹贡》经文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早期的贡、赋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不同区域土壤的考察，综合区域经济状况来确定赋税的等级；通过对各州所出物产的考察，从而确认贡物的品类；通过对水道的疏通与勾连，不仅实现了治水避灾以保民生的目的，也确保了贡赋运输的畅通。而“禹贡图”与《禹贡》篇的形成，由现古发现来看，与中国早期贸易中的水道交通的发展关系密切。

从文本上来看，《禹贡》托名于大禹，反映大禹治水之事及夏禹时期各地向冀州交纳贡、赋的情形。但是从历史的视角来观照这一表述，则会发现这种表述失之于客观。夏禹之时，华夏大地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据传世文献所载可知，到殷商之时，以河洛为中心的区域内大小邦国约有二千，周初诸侯至少也有八百，而夏禹之世则必然不少于此数。《尧典》“协合万邦”之说就反映了尧舜之时邦国林立的社会面貌。《老子》“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话，正是上古社会邦国并存的真实写照。在这种邦国割据的社会现实下，各国不相往来、以邻为壑，先民的意识十分狭隘，所知道的也只是天下最小的一部分事情，更不要说虞夏之时。在万国林立的夏禹时代，以《禹贡》所载之规模，以一人甚或一邦国之力实现天下九州的划分、山川河流的疏导以及土壤的勘测分类，并不现实。而《禹贡》篇中所反映各州向冀州交纳税赋、特产的记载也不可靠。夏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在天下九州的范围内，要求各地所出物产进贡至冀州一地或一国的可能性十分小，但并不能因为这种矛盾就直接割断“禹贡图”与禹、夏的内在关联。从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判断，图的出现早于文字。结合考古发现的成果判断，“禹贡图”的出现也应早于《禹贡》经文。“禹贡图”与《禹贡》所反映又为夏禹之事，二者的出现早至何时，无法确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禹贡图”与《禹贡》表述的形成，是一个有先有后、逐步形成的过程，而其源头极可能要早至夏禹治水之前。

上古之时，由于江河水道都处于自然状态，无人力开掘或人为疏通而极易壅塞，在经历降水或其他地质灾害时，常常出现洪水泛滥的情形。因此，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夏禹可能借鉴先前贸易交换过程中绘制的水道路线图协调各邻邦疏通水道，实现泄洪导水的目的。《周公职录》曰：“黄帝受命，风后授图，割地布九州”，是九州依图而分。《水经注》曰：“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授禹河图而还于渊。”这些都是禹依图治水的文献，而治水成功之后，大禹接受邻邦物产作为馈谢之礼，在这个过程中，图与文被禹或其下臣重新绘制与修正，而出现了“禹贡图”及《禹贡》的雏形。从新出土的西周中期的遂公盨“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廼拜方设征”的铭文来看，西周时期，成熟的《禹贡》式表述已经出现。西周之时，其统治虽并未实现完全的天下一统，但周天子封邦建国、分封诸侯，一定程度上成为天下共主，或出于水道疏导抑或政治治理的需要，在夏商已有的山川水道的图文载录基础上，对山川、薮泽、河流、土田、贡赋等的梳理扩展至天下九州，并条分缕析绘之为图，记之为文，形成了反映西周时期山川地理物产的图录。周人尊夏，因而托名于禹而称之为“禹贡图”与《禹贡》。这是其初有天下，亟须明晰疆域、掌握天下山川形胜，划分区域、征缴贡赋所必需的工作。而“禹贡图”不能详尽展示的内容则辅以文字说明，也就有了《禹贡》式的表述。周人对夏禹之时出现的“禹贡图”及《禹贡》式表述的承袭与发展，不仅是周初统治者国家治理的必然，更符合其寻求统治合理性以及尊夏的心理要求。

（徐新强/文 《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