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头村戏（散文）_毕星星

村戏

高头村的关帝庙坐落在东南，占地十多亩，是方圆村庄少见的大庙。关帝庙大殿坐北向南，有关帝塑像，大殿两侧壁画画的是三国故事，说明关帝的忠勇仁义。整个建筑基础全用石条，庙堂高巍。按照旧时的风俗，大庙都配造戏台。自古以来，唱戏就是为了敬神，戏台为敬神而建设，也就坐南朝北。

戏台看形制，一看就是清代戏台，自明清两代，戏台已经开始设围墙，分前台后台。高头村的戏台两层，础基一层，戏楼一层。石基，砖墙，硬山顶，前后台之间有木隔扇，前台左右两根青石柱，一柱擎天，架住大梁，石面裁得四四方方，正面嵌刻一副对联：治乱兴衰由此点破，忠孝廉节自兹流传。这本来就是剧场演绎历史的写照。

高头村戏台最特别的地方，是台下有卷棚。卷棚就是戏台前面一种有顶无围墙的建筑，为看客看戏遮风挡雨，在雨天村里也能唱戏。十六根粗壮的柱子，支撑起交叉的檩条，一架人字形大波屋顶，四面滴水。乡村戏台设卷棚，很少见。

戏台传说是我家高祖创建，梁上有记：立木人毕士元。那么到解放后，一二百年了。

这一代唱戏都是蒲州梆子，明末清初形成，也有几百年了。

请戏班子唱戏，请剧团唱戏，都在戏台。高头村是一个喜欢闹戏的村子，更多的时候，是村子里自家演出，唱家戏。

老一辈嘴里，经常听到民国时代村里唱戏的传说，那是和戏曲一样活在乡亲生活里的种种夸张的传奇。鼎鼎大名的王存才，孙广胜，花脸杨老六，乡亲们聊得津津有味。我的一些关于民国时代戏曲的故事，很多都是零星地从村里听来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闹戏，我就记得了。高头村能排演了登台的有折子戏《女绑子》《藏舟》《杀狗》《舍饭》等，大本戏有《秦香莲》《白玉楼》等。《白玉楼》是出了名的苦戏，能演三个多小时。乡村开戏晚，往往要到半夜才完戏。白玉楼数年漂泊历尽苦难，终于有了圆满归宿，打开苦节图，她向亲人倾诉满腹辛酸一腔悲苦。夜半万籁寂静，高头村的戏台前，黑压压的一群人大气不出，在倾听一个受苦人的故事。粗手大脚的人也有动情难受的时候。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传承，还是口传心授。没有本子，没有套路，没有曲谱锣鼓经，全靠老一辈记忆。老把式牙也掉了，嘴也瘪了，在大庙大殿，一句一句吐，学戏的一句一句记。教的学的都不识字，你简直难以相信，一个演出几个小时的大本戏，这些文盲怎么记得住，而且一记就是多年。放下锄把子，上台画脸就能演就能唱。

村里唱戏，就是图个热闹，社事，不挣一个钱。自家吃，自家熬眼，自家在台上跌撞，饿着肚子，辛辛苦苦，正月过了，戏散了，大殿里炒一锅粉条，一人一碗，呼噜呼噜吃了完事。就这个，只要大庙喇叭里蒲剧锣鼓一响，不用招呼，演员们一个一个滋溜滋溜就聚来了。艺术的魅力，无法抵挡。仔细想想图啥哩？啥也不图，就图个自家高兴，大伙儿高兴。

乡村看戏，要搬凳子，占座位。

高头村的家戏上等级上档次，在1960年代推广现代戏。

大致在“四清运动”前后，编演现代戏成了风气。这年高头村排练了大本戏《三世仇》《苦菜花》。这一次，大队让我的表兄牵头，导演，音乐，排练。表兄从地区的大剧团，搬来曲谱，结合本村演员的条件调整。伴奏也是这样，幕间曲，演唱伴奏，动作烘托，全面整合，拿出大剧团的架势。也就在《苦菜花》，高头村家戏第一次唱起了慢板。慢板叫三倒腔，过去都是剧团的大把式才能唱。演员在台上委婉曲折地拖腔，台底下听得入迷。经由这两出现代戏，高头村的家戏升级了。

“四清”一直到“文革”移植样板戏，是高头村现代戏演出最火的十几年。“文革”期间，高头村排演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四大本戏，不换地方能连演四天。家戏团那时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但在本村演出，还走村离乡，演到外村，演到城里。1968年春节，村里剧团拉到东半县，半个多月回不来。几辆马车，服装道具，化了装的演员，在清冽的寒风里，田野里庄稼收了，大地裸露着，阳光里弥漫着黄土和庄禾混合的香味。一队人马在冬日的田野上撒播着梆子腔，贫苦的日子里也有浪漫。

一个村子里的土戏班子能转村走场口，想来幸运又滑稽。“文革”中文艺团体都被砸烂，地县剧团一律停演，全国都在等待大赦。究竟演什么怎么演，谁敢轻举妄动。这就留下了一大片的地方戏演出空白。公家的剧团不敢演，一介农民怕什么，还能把我开除到城里不成。一些演出水平较好的乡村班子，就这样获得了机会。也是山高皇帝远，穷乡僻壤管束要少一些。农民唱戏，县里公社也懒得管。高头村的戏班子，就这样钻空子红火了起来。

“文革”结束以后，古装戏重新解冻。高头村排演过《冯彦上山》等。不过在整体上说，这一轮中兴时间较短，萧条来得很快，到1990年代，戏曲开始走下坡路，到世纪之初，京剧地方戏等，就已经冷落到没什么观众了。

地方戏演出，已经不再卖票了，剧团都是送票。单位有事发票，看戏，成了一种福利发放。没有观众，剧团日子难过，演员没有收入，留不住人，散伙的散伙，改行的改行。县一级剧团早已经自生自灭，命悬一线。剧团没了，带来的是剧种消亡，传统戏曲现出末路征象，甚至有人断言，它已经消亡。

政府加大了扶持力度，但补贴只能花钱排戏演戏，谁能把观众叫回来摁在台子底下？省城的戏曲演出，看戏的一般都是稀稀拉拉几排人。我看过一次汇演，开唱时只有五个老乡。剧团团长激动地拉住知音连连道谢，不是你们五个人，咱团今天就是零票房。

难道我们的传统艺术，就这样任它消失灭绝了？不是的，到下面走一走，你会发现，戏曲还留有宽阔的阵地，就是乡村，守护戏曲的最广大的队伍，是中国农民。

剧团也就是到农村去演出，还有人看。农民的爱看戏，是真的爱看，至今爱看。只有到了乡村，戏曲才能感到了来自心底的支持友爱和温暖。红皮鸡蛋送上来，扎好的鞋垫悄悄给你垫上，拉住小演员的手要拜干亲认干娘。锣鼓一响，放下手里的活先看戏。红事白事，先定剧团唱戏。只有回到乡下，戏曲才像小媳妇回到了娘家，诉一诉委屈吧，没开口，先红了眼圈。

梆子戏面临大萧条大退却，其实所有的戏曲艺术都这样。支持他们固守待变的，是一群布衣草帽，锄头镰刀，粗茶淡饭，安步当车的农民百姓。

乡村唱戏一直没有停止。重大节日村里请大剧团，红白事主家请戏班子，还是依照老习惯保留了下来。亲朋友好之间的唱堂会，祝寿啦，庆生啦，高价聘请当地的主要演员助兴，大家更是喜欢。当地获过梅花奖的演员，开价都很高。看戏听戏的也觉得，值了！这些换一个地方，哪里有人叫好。

高头村还在闹戏。几个村里的活跃人物，组织了一个戏友会，阴历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隔十天活动一次，清唱为主，自娱自乐，就在村里的文化广场。高头村有的是唱戏的，文武场面也是齐楚得很，叮里咣啷，很快就开场。村里有庆典活动，舞台下会统一安置座位，讲究多了。

去年9月我回村，高头村的戏友会活动已经闹出了名声，市里报纸电视几次报道过。小时伙伴拉我去听了一场戏。高头村毕竟老底子在，一旦亮出旗号，方圆十里二十里的村落，年老的年轻的戏迷都聚过来了。峨嵋岭下，盆地的北端，发育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生长点。我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者，走路已经颤颤巍巍，抓住话筒，开唱还有一股子王存才孙广胜的味道。段子一个接一个，还是老派的唱法多。有些很珍贵的唱段，能在村里看到，让人喜出望外。从民国到新世纪，听一场唱，就是温习一下梆子戏的历程。演唱会主持人说，报名抢着唱戏的排不完。围观听戏的也很多，小三轮“突突突”开着，拉了老人就到了现场。前排站人，后排立在三轮车上，还是乡下看戏的老习惯。身旁有人议论，这几天收苹果人忙了，要不看戏的还要多。十里二十里以外的戏迷为啥赶过来？他们说，哪里不能唱？现在自娱自乐的地方多了。到高头村来，就是因为这里看戏的多。唱戏没人看有什么劲。

这个村子，这个世界的一角，每隔十天梆子响起，提醒人们，一种歌唱的声音依旧顽强地活着。百年的传承，不会到此断线。

一伙庄稼人，发了果子，摘完棉花，收了玉米，粗壮的筋骨，皲裂的双手，聚到一起比赛声音动听，讨论怎样“咣采咣”，怎样和弦，世界就这样奇妙。梆子戏，当下就活在天南地北这样的一个宏大的群体里。算上“文革”，到眼下，梆子戏遭受两次劫难。两次兴灭继绝，乡村都是它的庇护所。

乡村和梆子戏，走红时，没有奉迎，落魄了，肯定力挺。这就是乡村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