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一辈子乡村小学教师的双亲（散文）_张天兵

当了一辈子乡村小学教师的双亲

父亲和母亲都当了一辈子的小学老师，而且从我记事起，直到他们退休，就分别在我们万荣县王显乡和邻近的贾村乡多所村级小学换来换去地当校长。父母都是校长，当年在我们周围村那是很稀罕的，从小我们姐弟就因此“享受”着周围人的热情和优待。

记得高中时有一次放寒假，去邻村集市买菜，在一个摊位买完肉后随口问了句“分量够着吧？”摊主脸红脖粗地嚷道：“你是陈老师娃吧！我是你妈的学生，别人我都不缺斤短两，你来了倒克扣上你一下？”弄得我很不好意思，连连道歉。这些年我在各类场合碰到老乡，聊天中对方只要得知我父母在他们村教过学，马上就会多一分亲近。

母亲1955年运城师范毕业，万荣县贾村乡人。那时农村女孩上学的极少，她是在我外婆的支持下，顶着她哥哥死活不让上的压力，坚持上的学。毕业后，先是分到了本乡一所村小学，后调到公社妇联，然后又当了乡村小学老师，一当就是一辈子。1965年，26岁的母亲就当了大谢小学副校长，主持工作。那时当校长发有任命状，而且还是由时任万荣县“人民委员会”县长签发的。

母亲工作忙，我上面的三个姐姐都是母亲在任教村雇奶妈奶大的。我倒是没奶妈，但听母亲说我是用炼乳和麦乳精喂大的。父亲和母亲分属不同的学校，我也就有时跟着母亲，有时跟着父亲。依稀记得，父亲学校圆门前开的学生大会，我在下面蹲着，父亲在上面讲话；母亲学校月光下的一排排平房和树木，半夜母亲在“罩子油灯”下伏案工作。但有些场景却记得清晰深刻——不管是住在父亲还是母亲的学校宿舍，半夜睡醒，“罩子灯”亮着，房里却只有我一个人，瞬间我就被恐惧攫住，哇哇大哭起来。多年后曾有一次我问过他们，这么晚干什么去了？答曰：不是开会，就是被叫去挨批斗。

父母虽是老师，但没有带过我的课，我印象中只记得他们在教室后面听课评课的情形。后来上班后，见到母亲的一个学生，听他讲，当年母亲做他们班主任时，一大早常在教室门口放一盆水、一条毛巾，还有一个布条掸子，看见哪个学生脸脏，就让他洗脸；看见谁身上有土，就上前用掸子拍打干净。学生们见她都很亲，她带的班以及后来她负责的学校，成绩在乡里排名总是靠前。父亲也是这样。在他们各自曾任校长的大谢、思雅、竹家、东和、东张、年村、东赵等小学，许多外村家长都慕名把孩子送去。

“这都是拿苦换下的！”父母提及这些，总是这样感慨。

从小到大，我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初中在邻村读的书，住在亲戚家，以后高中大学就更远了，印象中只有部分假期和礼拜天全家才能在一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先后得了角膜炎、甲亢，母亲得了甲状腺瘤、心脏病，迁延难愈，不得已同时办了提前退休。这样，父母就由在周围村享有名望的学校校长，转变为在家颐养天年的老头老太太。

父亲退休后身体好多了，又是参加乡里书画协会，又是在村里有红白事时帮忙写对联等，“余热”发挥得不错。母亲身体差些，可“身份”转化得快，很少看书看报，电视也是只看晚上中央一套黄金时间的两集电视剧，看完就睡。除了做家务给父亲当后勤，母亲闲下来就和村里几个“对劲”的老太太相互串门，说些家长里短的话。原本母亲还戴近视眼镜的，白内障手术之后便不再戴，搭眼一看，那就是个农村最常见的老太太，谁还知道她是当过校长的呀！

但母亲还是与一般的农村老太太有区别的，时不时就能让人刮目相看。有一年临近春节，来找父亲写春联的人太多，他根本忙不过来，遂喊母亲来帮忙。母亲倒也没推让，把毛笔往“金粉汁”里一蘸，刷刷写了起来，字体遒劲流畅，颇有柳体风韵。我在一旁被惊到了，忙竖起大拇指道：“妈，真人不露相呀！”父亲却在一旁说：“这算啥，你妈上师范时就是好学生，年轻时唱《花儿与少年》好听着呢！还有，她普通话也没得说，还抽调到侯马在博物馆当过一段讲解员哩！”母亲只淡淡一笑：“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母亲还有一点让我叹服。她的记忆力超好，只要是她教过的学生，一问当年的情况，她随口就能说出长什么样、学习怎样，甚至父母都是啥情况，好像这信息就在电脑里存贮着，鼠标一点就检索出来了。“非典”那年，退休十多年的母亲肺部动了大手术，术后吃药、休息不好，得了严重的抑郁症。适逢年底，看她的人络绎不绝。过年后几天，她任教过的东和村来了一女两男三个人来看她，说是她的学生。大清早，母亲症状严重，表情呆滞痛苦，人家问她一句很普通的话，比方“一加一是几”，她都需要困惑思考半天才答“是2”，后来干脆目视别处，问而不答，一声不吭。三人面面相觑，感叹一番，和我们说了一会话就走了。走后我问：“妈，你不是记性好么，这三人是谁你不记得了吧？”母亲仍木呆呆的不说话。到了下午，母亲忽然叹口气慢慢说道：“这是姐弟三个，老大叫田荣芳，老二叫红斌，老三叫小斌，都是我带下的，都很乖，学习都好，应该都考出去了。唉，我给他们添麻烦了。”过了好一会又说，他们爸叫什么、妈叫什么、家在哪个巷等，听得我又想笑又难受。

母亲当年调到公社妇联不久，就有到县妇联工作的机会，但她放弃了，转而当了农村小学教师。父亲也是，借调到县公安局一段时间后，对方提出要正式调，他也没去。当年和他们在一起的同事，退休时官至县处级以上的就有四五个，而他俩入了教育口，当了一辈子乡村小学老师。我曾问过他们觉得亏不亏，母亲很平和地说，不后悔，不管啥工作总要有人干哩。我却不以为然，直到有次我和她去了一次她任教过的东和村。

那大概是2005年，母亲那时抑郁症好了，但是心脏病好不了，用药维持着。东和村我一个堂弟结婚，我们一家都去了。长长的迎亲队伍里，我搀着母亲在后面走着。忽然边上看热闹的一个老妇看见了母亲，惊喜喊道：“陈老师！你来啦！”母亲就停了下来。不一会儿，我们身旁就围了一圈人，叫老师、校长、老姐的都有。母亲很熟悉地一个个叫着名字，问着他们和他们孩子的近况。一个大妈拉着母亲的手，带着哭腔说：“陈老师你看你老成啥瘦成啥了！”母亲笑着说：“看你说的，我都离开咱村20多年啦！”另一个说：“陈校长你别走了，住下来，还和以前一样吃派饭，保证让你吃胖！”母亲呵呵笑着满口答应。

就这样走了一路问候一路，迎亲“大部队”早没影了。母亲对我说：“前头拐弯就是学校，咱们去看看吧。”到了学校，因为放假“铁将军”把门，我们隔着栅栏往里看。母亲说：“原来的平房都拆啦，盖成教学楼啦！”又指着一棵树说：“那还是我亲手栽的呢，你看长多大了。”我一看，是一棵两三丈高的大松树，树上有小鸟正啾啾欢唱。“我在这儿工作了11年呢！”母亲抚着铁门，望着门内，轻声感叹道。

那天在东和村的经历，修正了我以前错误的想法，一个人的价值真的不是和官位成正比的。就像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一个个小村子里的小学校转来转去，小心、敬业，辛苦了一辈子，也平凡了一辈子。他们的学生除少数考出去外，大部分也归于平凡，那父母的一生是不是就没有成就了呢？不然！不说别的，母亲那次去东和村时群众热情围拢、执手而泣，我想许多人哪怕“官”再大，退休后也未必能享受得到此种礼遇。父母过手的数千学生，虽大多成了芸芸众生，但没走歪门邪道，就像前面说的那个学生，虽只是个卖猪肉的摊贩，但诚信经营，从不缺斤短两。当年无数个像父母这样的农村老师，默默无闻传播着知识，传导着真善美，他们的工作，构建了广大农村和农民知识体系乃至道德体系，构建着农村乡风淳厚、和谐发展的基础，正像一块块普通的砖构建了万里长城，他们是平凡的，但他们聚合在一起，构建了伟大。

母亲叫陈水贤，生于1939年，去年已离世，万荣县解放后第一个小学女校长，中共党员。

教师节快要到了，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母，以及他们那一代兢兢业业一辈子的乡村小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