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玭诫子孙：门第高 不可恃

夫门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他人。

立身以孝弟（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气义为凶人。

河东柳氏，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世家大族。自秦末柳安迁入山西后，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因其家学为世人所推崇，门户日益兴盛。到了唐代，柳氏人才辈出，涌现出诸多著名人物，如高宗朝宰相柳奭、著名政治家柳公绰、书法大家柳公权、杰出文学家柳宗元、修撰《国史》的唐代史学大家柳芳、散文家柳冕等。

这些历代相传的丰厚家学成就，使河东柳氏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和社会地位。丰厚的家学背后必有良好的家风，河东柳氏在代代相传基础上，形成了遵循礼仪、强调孝义、清廉忠正、耿介敢谏的家风。柳氏子弟即使身居高官，依然遵从祖训、严于律己，重视对族人、子弟的教育，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唐朝中期的柳公绰至其孙柳玭这一宗支。后来，柳玭撰写了著名家训《诫子弟书》，体现了柳氏家风的风范。

修己立身 家风醇厚

柳玭所处的时代，正是黄巢起义前后的唐朝末年，当时朝政混乱，世风日下。很多世家子弟凭借权势为所欲为。出身于高官世家的柳玭对此深感忧虑，专门撰写《诫子弟书》，告诫子孙后代不要依仗门第高贵而骄奢淫逸、胡作非为，要继承、发扬柳家的优良传统家风，把自己培养成品德高尚的人。

在这部家训的开篇，柳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夫门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他人。”也就是说，生于高门著姓的人，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要有敬畏之心，千万不能倚仗自己的出身肆意而为、有恃无恐。为什么要有敬畏之心？是因为高门子弟如果立身行事违背了先祖的训诫，那么危害要比普通人大得多。为什么出身不可倚仗？是因为门第高会导致子弟骄横自大、盛气凌人，而家族鼎盛，必然会招致别人的嫉妒，就算是有真才实学和美德，别人也未必相信，如果犯了哪怕很小的错误，别人也会指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柳玭的这番教导，主要受益于其先祖家风。《旧唐书》说：“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

柳公绰凡事总是身先为范。入仕之初，他被任命为渭南县（今属陕西）县尉。当时正值荒年，庄稼歉收，柳公绰每顿饭都不超过一碗，直到年成好了，才恢复正常饭量。后来，柳公绰出任京师最高地方长官京兆尹，在没有上朝的日子里，就在自己读书的小斋里处理私事、接待宾客，与兄弟们一起用餐。天黑之后，柳公绰就召一名子弟进小斋来，在烛光中亲自领着他读经史，讲居家和做官的道理。这样做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间断。

柳玭的祖母韩氏，是宰相韩休的曾孙女。嫁到柳家以后，她摒弃那些绫罗锦绣的衣服，一概不肯穿着。她曾将苦参、黄连、熊胆做成丸药，让儿子们在晚上读书时含在口里以驱除睡意，激励他们勤奋读书。《幼学琼林》一书中说：“和丸教子，仲郢母之贤”，赞扬的就是这件事。

柳玭的父亲柳仲郢多次担任地方最高长官，办公之余从不沉湎逸乐，而是不舍昼夜，布卷读书。生活非常朴素节俭，马厩里没有骏马，衣服也不熏香，与当时达官显贵的做派形成鲜明对比。柳氏世代为官，但柳氏家族成员能够做到修己立身，从没有谁因门第高贵而肆意妄为。

莅官洁己 刚直无私

在家训中，柳玭专门强调居官之道：“莅官则洁己省事”。他还说，做官一定要廉洁奉公，不要开浪费之端。做官的俸禄虽然不多，但那都是民脂民膏，不可小看。刑罚固然是官员的权力，但不可以因自己气量狭小而恣意妄为。作为世代簪缨的官宦门第，柳氏还具有直言敢谏的家风。唐宪宗时期，皇帝频繁游猎，锐意用兵，柳公绰献上《太医箴》进行讽谏，宪宗深受触动。后来唐朝中央政府出兵征讨河北藩镇，朝令夕改，驿马相望。柳公绰进谏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自从对河北用兵以来，朝廷的差使繁多，而驿站设施不足，驿马缺少。同时，使者的行李和人数都没有限制，穿红色和紫色官服的使者，要征用二三十匹驿马；穿黄色和绿色官服的使者，征用的驿马不下十匹、五匹。驿站的小吏还不能检查他们的证件，只要他们张口，就必须提供给他们。驿马征完了，就抢民间的马匹……他建议确定一个限额，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调整了官差的标准，驿站才松了一口气。

柳公绰之弟柳公权于唐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官居侍书。有一次穆宗问柳公权书法怎样才能达到“尽善”的境界，柳公权答道：“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面色改变，知道他是在讽谏自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笔谏”。

柳仲郢为官时，也是频频进谏，甚至不惧杀身之祸，当时执政的重臣李德裕就非常敬重他的无私与刚直。唐武宗修筑望仙台，他连续上疏劝谏，皇帝终于向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柳玭在多年的为官经历中，一直保持清廉正直、谦逊和顺的作风，在史书上留下了“直清有父风”的美誉。

（《中国纪检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