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假（随笔）_韩义鹏

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也许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麦假。

记得小时候，六月里，我和小伙伴们蹦跳在乡间的土路上。地里快要成熟的翠绿的西瓜伸出它那带毛的触角，活像一个个调皮的孩子。路边杏园里的果树好像故意弯腰，把缀满金黄笑脸的枝条凑过来，给你以无限的诱惑。

再往前走，就是一片金黄的麦地。风儿送来了麦田的歌吟，我们伸长脖子看着一望无际的一直延伸到山脚的麦子。迷人的麦香招引来了顶尖的舞者——麻雀，它们站立在摇曳的麦穗上，四下张望打量着。这时的鸟儿是不怕人的，我们也快乐得像一只只小鸟，因为麦假近在眼前了。

麦假一般15天左右，与漫长的暑假相比，确实显得寒酸，但却是孩子们最期待的。

父亲早早就把家里的镰刀磨得锃亮。那时村里没有专门磨刀的地方，于是家家都要准备一块磨石。清晨，当我还在睡梦中就听到了父亲洒水磨镰的声音，每到此时，我总是异常兴奋地瞪大了眼睛，仔细地听着外面的一切声响。夏天就早上和下午天气稍微凉爽一些，割麦多选择这两个时间段。有时候早上虽然去得早，到了中午10点左右，太阳已经像火烤一般，但因为没有完成既定的任务，总要坚持一下。

一壶凉开水、几块馍馍、几个西红柿便是一天的口粮。人们喝水时也不用碗，直接对住壶嘴喝。在麦地里，在田垄上，在烈日下，在口渴难耐时，能嘬上几口凉开水真是世界上最美的享受。饿了就是西红柿就软馍馍，那酸酸的汁水总是能刺激我的味蕾。

小时候，我身体比较瘦弱，再加上年龄小，每次割麦，父母宁愿带上两个姐姐，也不愿意带我。而我总是不愿意错过这样一个热火朝天的劳动机会。

到了地里，我们便开始分工，有人割麦，有人捆麦，有人码垛。我和父亲被分配到割麦组，我们朝着一个方向开始割麦。我撸起袖子弯下腰铆足了劲，可只过了十来分钟就被爸爸远远甩在身后。父亲看着挥汗如雨的我，笑着说：“你去地头树下歇一会，我来！”我腮帮子鼓鼓的，没有说话，放下镰刀，把一排排散落的麦子归拢在一起码成一个个小垛。童年的我虽然身体瘦弱，但从没有放弃过劳动。

那时候拖拉机还未普及，人们用小平车拉麦子。麦捆码好后，母亲从车尾扔一根长绳到车头，父亲使尽全身力气把绳子拉紧，穿过车前的套环，再扔回车尾，母亲把绳子沿着车尾钩子用力收紧再扔回来，如此往复，最后把绳子拴紧打结在平车两边。别看只是一车软绵绵的麦人，全家也只有父亲能拉动。

收完麦子就着手打麦子。全村的脱粒机也没有几个，大家要排队脱粒，排到晚上是常有的事。打麦场上，大人们打着灯，头上戴着草帽，脖子上围着毛巾，干得如火如荼。这个时候，二姨姨一家、小舅舅一家也来帮忙。机器怒吼着，现场灰尘乱飞。晚上的打麦场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我们找到一个麦秸垛，先从最顶处往下挖一个洞，再从四边钻出。我们从一个麦秸垛跳跃到另一个麦秸垛，一会儿追逐，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儿静静地躺在尚有太阳余温的麦草上看月亮，直到它羞涩地躲进了云里。

农忙时节的晚上，也是电影放映队常来的时候。那时，电视机还未普及，看电影的日子总像赶大集。放映员在调试机器的时候，人们就摆好了凳子，小孩们也被大人架到了脖子上。儿时印象中最深刻的是红色影片《上甘岭》《刘胡兰》《闪闪的红星》。看到英雄落难时，我总是握紧了拳头，两眼好像要发射出愤怒的火光；看到敌人受到了惩罚，我会不由自主地笑出了声。

那时的学校在放麦假时虽然没有书面作业，但有一个实践任务，就是拾麦穗。记忆中，瘦小的我拖着一个宽大的编织袋，穿梭于田间地头，有时碰到一些路过的蚂蚱和飞舞的蝴蝶，我便情不自禁地放下袋子去追，直到被姐姐大声呵斥。因为不专心，我常常完不成任务，又怕老师责备，就伤心大哭。爸妈心疼我，总把姐姐捡拾的麦穗分我一些。

过去的我们，物质虽然没有现在丰富，但每年一次的割麦打麦拾麦的经历总是丰盈着我的内心。它让我学会了吃苦，懂得了坚持，学会了节约，更懂得了面对土地和劳动者时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