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山即孤山，孤山乃黄帝铸鼎之地小考

《史记·孝武本纪》曾有“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之下”的记载。 名叫荆山的山，湖北、安徽、河南、陕西都有，而《史记》这儿说的荆山，经笔者的研究，则应是我们万荣的孤山，也就是孤峰山。

荆山铸鼎传说

万荣孤山，也称孤峰山。为什么说孤山是黄帝铸鼎的荆山。首先提出这一看法的是万荣荆村已故老人王宗序先生。

鉴于史载黄帝曾到古汾阴今万荣河汾交汇处的脽上祭祀后土（见《平阳府志·卷十》《蒲州府志·卷二十三》），而这位后土的人格原型学界大多认为是女娲；又鉴于鼎是古代祭祀时用作烹煮牺牲的金属器皿。故王宗序先生在《汾葵与宝鼎》一文中说，黄帝到脽上祭后土女娲要用鼎，鼎由铜铸，附近古名首山的中条山产铜著名，而孤山又位于脽上与中条铜矿中途，故黄帝在中条山采铜于孤山铸鼎，再带到脽上祭祀后土女娲最合理不过。

他还根据《史记·夏本纪》说的“道（导）九山：汧（qian）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之语，在黄河流域的晋、陕、豫数了九个山，说孤山即最后一山，故孤山即“汧及岐至于荆山”的荆山。既然孤山即荆山，那么黄帝铸鼎的荆山也就是孤山了。

但他这样说有个问题——抛开了夏禹在全国治水的大格局，未看到所谓“道九山”，即在全国开通九条山间水路。

《史记·夏本纪》在这方面的原文是：“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汶山之阳至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显然，“道九山”三个字的意思，是对全国大范围内的九条山路体系的开导。而王宗序先生却只从黄河沿岸强数所谓九座山，并对个别山名有所改变，这就有所差了。所以他的研究被有的学者予以否定，并另行主张黄帝铸鼎之地当在河南灵宝，因那儿也有荆山及铸鼎之说。

笔者认为王宗序先生对“道九山”的理解及论证方法固有错失，但其关于《史记·夏本纪》这条资料所说的荆山实即孤山的终极观察，还是应予赞成。因为不用其法论证，而专注于这条资料中的“逾于河”三字，也能得出“荆山即孤山”的结论。

荆山即为孤山

之所以说荆山即孤山，具体理由如下。汧与岐二山均在陕境，其境固然也有荆山，但“逾于河”三字却否定了“至于荆山”的荆山，即陕境的荆山。原因是按全句之意，“逾于河”三字是对荆山地望的说明性文字，亦即括号里边的文字。现不妨将此句重新标点如下：“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这样，其意思就明显是说“至于荆山”的荆山是指过了河的荆山。而从地图上看，汧与岐均在陕西中部，往东曲折延伸至河——即黄河，对应的正是我们运城的临猗与万荣一带，从这里过了黄河，正好能看到迎面之山，唯只万荣孤山。所以荆山即孤山。

倘使一定要说此荆山即陕境的荆山，那么陕境的荆山既为汧歧二山之间水路延伸的终至之处，后边何必有“逾于河”三字？而且“逾于河”之后，再无其他地名坐实其所至，此路岂非茫无所向且渺无所限了呢？这明显不合《史记·夏本纪》所载的大禹治水规划。

倘使又认为“逾于河”是指大禹本人行动，但原文却无大禹过河之后下步奔向的行动，岂非又止步不前了？续后的诸条治水路线又如何去开？‌还有，《史记·夏本纪》所载大禹的另一治水路线，在表述上与上述“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类同，谓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这“入与海”意即这条水路要“至于碣石”，就须“入于海”，因为碣石位处渤海沿岸之处（见《水经注》和《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所以“入于海”三字也是括号中解释“至于碣石”的。若是把它看成大禹本人的行动，他既已把路线开到碣石了，还“入于海”干什么？

这样参照分析，两者道理相同，故上述“逾于河”三字必系括号中解释水路所至的文字。古时文字没有标点，我们现在应深入体会古人文意而还原其本来的内涵。

‌如此务实分析一番，前文所谓过了河的荆山当指孤山。

有关早期移民

那么，孤山位处万荣这个黄土高原，它有可能通水吗？很有可能。古今地形地势因地壳运动而有一定变化已是常识，故洪荒时代与现在的地貌大有不同。大禹治水已说明当时水漫四野，孤山半腰有的沟崖横面至今还能见到水滤层，从下至上的大石层、碎石层、粗沙层、细沙层沉淀分明，曾引起游客慨叹：这地方竟也发过大水！

读过《山海经》的人，对此种状况当不惊奇。这里还须说到的是，前边所列的“道九山”的九条山间水路中，有一条是“道嶓冢，至于荆山”，嶓冢是陕南一山，它所“至于”的“荆山”之后再无说明性文字，所以应该即陕境的荆山；也正因它的存在，“汧及岐，至于荆山”的“荆山”，就与它成了两个荆山了，《史记》作者司马迁为了不使读者头脑中产生两个荆山实即一山的误会，便特地将“汧及岐，至于荆山”的“荆山”加了“逾于河”的说明，意即此荆山乃过了黄河之荆山，非陕西境内之荆山也。这又是说明孤山即荆山的一条有力旁证。‌

说此荆山必指孤山，还有一个理由：《山海经·中山经》有句云“荆山之首曰景山”，而孤山正与景山有关。孤山顶峰法云寺曾出土清代康熙年间古碑一座，碑文有句曰：“孤峰，《山海经》云景山是也。”据查，《山海经》所云“荆山之首曰景山”本就湖南保康而言，但万荣之孤山既有景山之称，山根又有带“荆”字的荆村、荆淮二村，其况与湖南保康类似，说明两者有一定联系。

学术界关于《保康关山千家坪——荆山之首景山》的研究纵述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荆山为四方所宗。”这就更说明了保康荆山与全国各地荆山的源流关系。

据有关资料，秦汉时期是水灾高发期，竟达119次之多，汉高后三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4000余家。汉代共移民120余万，光是汉武帝有一次就北移10万难民。保康地势甚低，全县大小河流248条，长江支流沮河、南河、蛮河穿越其境，每遇发水，必出洪灾。此际大量难民或自发逃荒，或由政府组织，都往高处的北方走，直至黄河河套一带。万荣这一黄土高原自然成其选居之地；孤山之地尤高，当为首选。在此定居后，他们出于对故土的怀念，便将老家的景、荆山名冠于孤山上了。这便是山的首峰名景山，山之整体即荆山的缘故。荆村、荆淮两个村落，即古时荆楚移民聚居地之遗存。孤山周围竟还有阎景、西景、东景、南景诸村都带“景”字，应当也与保康当年的移民有关。

‌至此，《史记·孝武本纪》的“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之下”一语中的荆山系指万荣孤山，万荣孤山乃黄帝为祭祀后土而铸鼎之地，自为水到渠成之结论了。

孤山黄帝遗迹

那么，孤山有没有关于黄帝的遗迹呢？有，孤山东坡下半腰柏林庙旁的“昆仑台”就是。

期刊《社会科学论坛》在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陈平原主持下，于2017年2月发表了上海学者张远山的文章《昆仑台传播史——解密华夏核心奥秘：昆仑之谜》，据该文研究，“昆仑台”实即伏羲与女娲测日影、观天象之台，黄帝曾经“仿建”而用于祭祀。上为“圆形三层”“上有楼……拜祠上帝”；下为“方形三层”“祠后土于下房”。

孤山的昆仑台，县志上也有记载，并有若干文人吟咏（见民国版《万泉县志·卷之六与卷之八》），其遗址在孤山柏林庙南面偏下，应该就是黄帝铸鼎之地；所谓“祠后土于下房”，则应是铸鼎成功之后在此先行试祭，而后又到脽上正式祭祀。再后，昆仑台的“祠后土”就如各地后土庙一样，成为乡民祭祀之所了。

而且，鼎在古代是用于祭祀的，黄帝于首山（中条山）采铜，到孤山铸鼎，最后带至脽上祭祀后土，无论在地望上，还是在用途上均颇合逻辑，因而最有说服力。而河南灵宝荆山附近虽亦有首山，并被称为黄帝采铜之处，但此首山史上并非产铜胜地，著名八大铜乡并无其名，而亦名首山的中条山铜矿却赫然在八大铜乡之列。

这些都说明黄帝于中条采铜、孤山铸鼎、脽上祭祀后土之说，较之灵宝铸鼎之说，在理据上显然更胜一筹。

当然，从多元信仰有利于培育人们道德观念上考虑，我们也不否认灵宝铸鼎之说的社会价值。由于现实中消费黄帝铸鼎传说的群体有所不同，两地如能强化自身传说的个性，使之在发展上有鲜明的差异，实现各自价值的最大化，就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要。

在这方面很引人深思的是：我们若能仿效灵宝先贤在这种敬祖设施上捷足先登的做法，也在孤山的昆仑台周围营造起具有自己特色的黄帝铸鼎的纪念性建筑，想来对弘扬尊祖重土的后土文化，对增强后土旅游事业的市场吸引力，无疑有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