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回族政治家察罕的历史贡献

此为收录于《辞海》的一幅察罕“八思巴字”手迹。

八思巴字系八思巴奉元世祖命制订的拼音文字。脱胎于藏文字母。初期字母表由41个字母组成。字母分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行款自左往右竖写。以音节作为书写单位。至元六年（1269年）颁诏推行。初称“蒙古新字”，不久改称“蒙古字”。近代一般称“八思巴字”。译写过蒙古、汉、藏等一些语言。元亡后停止使用。


察罕是元代著名的回族政治家，翻译家。他于蒙古乃马真后四年（公元1245年）出生在河中府猗氏县，后迁居解州。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卒于湖北德安，后归葬于河东，墓址在今临猗县白堂村。《元史》有传。

一

察罕出生在一个崇尚中华文化的色目人家庭。

察罕的先世是西域板勒纥城（今阿富汗巴尔赫省境内）人。公元1220年蒙古大军西征时，其父伯德那带领全族归附，在亲王旭烈兀（成吉思汗之孙、托雷之子，后任伊尔汗国君主）手下任职。因屡次建功，被授予河东民赋副总管，落籍在猗氏县，后迁往解州。伯德那才干过人，被旭烈兀激赏，并要他代蒙古人成格勒任总管之职。伯德那坚辞不就，旭烈兀只好赏赐名马、锦弓来褒奖他。成格勒为表示感谢，遂将自己的养女李氏许伯德那为妻。李氏原是京兆进士李君宝之女，出身书香门第。后夫唱妇随，相敬如宾，传为美谈。

伯德那钟情中原文化，深得其精髓。他忠信笃实，谦和友善，深受上下敬重。至元七年（1270）致仕还家，生活在解州惠政乡曲范村（今盐湖区贵家营村），与当地居民相处十分融洽，有很高的威望。文学家程钜夫为他写的《碑铭》称赞他“居里中恂恂然（温顺恭谨），至于济人利物之事则不敢让。乡人争讼不愿诣官而诣公，公谕以理，咸心服而去。”“公不解中国书，言必中义，动必中法，天性也。”伯德那十分注重对子孙们的教育，“切切以教子为务，尝戒之曰：我不幸少年百罹，不得学。尔等暇时，且勉力读圣人书，行中国礼。他日面墙，悔之不及”。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儿孙们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才干。

后来蒙古万户鄂罗齐欲聘伯德长子察罕为幕府，察罕以父母年老为由婉辞。伯德那说：“吾素教汝读书知礼仪者，将以有为也。食其禄，办其事，是亦为孝。不当以我为念，诸弟足养也。”于是察罕始离家出仕。

二

由于受父亲的影响，察罕自幼耳濡目染，“读圣人书，行中国礼”，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后来近四十年的仕宦生涯中，他始终力践躬行儒家文化，运用自己的才干，为社会、为百姓做好事、做善事，所到之处尽皆受到好评。

至元十四年（1277），察罕被选拔担任行军奥鲁千户（军需后勤官）。后随鄂罗齐至湖广，任都万户府知事、平章理问（正四品，掌刑政）。鄂罗齐不懂汉文化，但十分敬重察罕，不仅把地方政事交由他裁决，而且让子侄们跟着察罕读书学习。至元廿四年（1287），察罕随镇南王征发安南，因有功授行枢密院经历。不久又随着鄂罗齐移治江西。当时宁都地方传言，某地一块石头上有五色气云，可能是块玉玺，若不派兵去取，就会被人盗走。谣言引起民心浮动，有人主张征剿，察罕说：“这是有人设置圈套陷害仇家。”查问之后，果如所料，遂作一般案件处置。察罕追随鄂罗齐出入湖广、江西两省二十多年，筹理大事，多行善政，立下很多功劳。

成宗大德四年（1300），御史台奏请任命察罕为湖南宪司，中书省则推荐他为武昌府治中。丞相哈喇哈孙说：“察罕为官廉洁，固然应为御史，但武昌是个大都会，非此人不能治。”于是任武昌治中。此时，广西高仙道以妖术惑众，有平民数千人卷入。事情败露后，行省命察罕去处理。他审得实情，诛首恶者数人，将其余的人全部释放，并焚毁了案卷。他表示：处理是否得当，由我一人负责，决不连累他人！他在武昌任职期内，政治清明，远近闻名，不久升任河南省郎中。

元武宗继位后，察罕由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举荐而进入中书省，担任詹事院判。后升任佥詹事院事，接着又被派回大都建立詹事院。詹事院是分管太子学习、生活事务的机关，品级较低，太子怕他不屑此任，要进他为正二品资德大夫，察罕婉拒，只进为从二品正奉大夫。

三年后元仁宗继位，拜察罕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他总持纲维，不屑细务，被朝野评价为“得大臣体”。元仁宗称誉之为“清素”，多次颁予赏赐。皇庆元年（1312）进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中书事（宰相）。延祐元年（1314），察罕年满七十，他不眷恋禄位，请辞致仕，仁宗又称赞他“知止不辱”。

他的仕宦行迹生动地体现了儒家文化修养和治国理念。

三

察罕对蒙古执政者的政策发生过重大影响。

有元一代实行严格的民族政策，将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察罕作为一个色目人，一方面凭借自己超常的行政才干运作协调，大大减少了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民族摩擦和对百姓的伤害；另一方面，又利用身居高位，不断用儒家文化来影响蒙古当权者，使之实行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前者主要体现在早期的行政中，后者则体现在他晚年对仁宗皇帝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影响。

元武宗继位后，察罕进入中书省，一直在詹事院任职，负责太子的培养学习和生活事务，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关系十分密切。爱育黎拔力八达也喜好儒家文化，身边有一批汉族儒士。察罕平日交游甚广，和李孟、程钜夫等许多著名的汉族大儒都有很深的交情。察罕与这些人共同辅佐仁宗，对他以儒学治国、推行“仁政”起了重要作用。武宗过世，仁宗哀恸不已，察罕鼓励他振作精神，“发政施仁”，支持他“发府库赈济天下鳏寡孤独百姓”，大得民心。仁宗登基后，任察罕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平章政事（宰相），他又将《贞观政要》《帝范》等儒学经典翻译成蒙古文，供皇帝和官员们学习，以便更好地用儒家文化来治国理政，并为此后朝廷仿效前宋建立经筵讲席制度奠定了基础。从他到詹事院任职，直至最后从平章政事高位隐退，这六年多时间正是仁宗皇帝准备就位和开始理政的关键时段，他的作为对蒙古当权者的执政方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元仁宗即位后办成了几件大事，尤其是恢复了中断数十年的科举选士制度，使得汉族知识分子有了进身仕途的机会，社会矛盾进一步缓和；在政治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消除了元成宗、元武宗遗留下的弊政，元朝上下一度呈现出少有的繁荣景象。这些“政绩”的取得都不乏察罕等人的影响。

元仁宗在位短短九年，创造了元朝最为安定、祥和的局面。故有研究者将元仁宗誉为“以儒治国的一代明君”，“继忽必烈之后第二位实行汉化统治最成功的元朝皇帝”。而有的研究者则将察罕与耶律楚材并称为“对蒙古皇室汉化政策影响最大的两位色目人政治家”。

四

察罕一生博学多识，精通多种文字。他译著各种经典文献，促进了各民族文明共鉴，文化交流，于中国历史学亦有重大贡献。

《元史》本传称其“尝译《贞观政要》以献，帝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且诏译《帝范》，又命译《脱必赤颜》名曰《圣武开天记》，及（撰著）《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据此可知，察罕当时曾有多部译、著行世。其中，《贞观政要》《帝范》是由汉文译为蒙古文，后来成为朝廷经筵讲座的教材。《脱必赤颜》（一说即著名的《蒙古秘史》），原用蒙古畏兀字写成。由于书中记载了蒙古早期开疆拓土的历史和政治斗争的内幕，故一直秘藏不宣，即使皇亲贵胄亦不得阅览。元仁宗时，特令由察罕将其译成蒙古文，改名《圣武开天记》，仍藏于深宫，秘不示人。直到明太祖时，才命人将其译成汉文。这是我国保存的蒙古早期历史的重要史料，尤为珍贵。《古今帝王纪年纂要》（今尚存）《太宗平金始末》则是汉文著作。前者是在孔子、司马迁、邵雍等前人考订帝王年谱的基础上，编纂成的编年大事记。清代史家评论此书：“一开卷而古今成败，国家兴衰，运祚长短皆了然可见。真若茫茫沙漠烟海中举目日月星辰一得指归也。”可见察罕对中华历史，对汉文、蒙古文之精熟。再加上从父辈传承的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足证本传称其“通晓诸国字书”，谙悉中西文化当不为虚言。察罕的手迹今犹可见，《辞海》“八思巴字”词条配图：“七月二十八日察罕仓有时分写来”，即为其亲笔所书。另外，他为安南（越南）人黎崱《安南志略》一书所写的序言，辞虽简略，然颇富文采，可见汉文造诣之深。所以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称察罕为“西域之中国文家”，邱树森、杨志玖教授称其为“元代回族史学家”，他亦当之无愧。

五

察罕出生在河东，三十二岁才离家外出。在河东生活的三十二年，他受到了优秀的中原文化的熏陶，也深深地爱上了河东这片地灵人杰的风水宝地。

他一生为河东办过不少好事。

《元史》本传称，察罕天性孝友和善。他外出做官后，便把猗氏老家的所有田宅分给各位兄弟。后来，一些兄弟生活贫困又来找他，他再分给他们田宅。他还将许多奴婢放为自由民。因此，人们十分敬重他。

据今天所能看到的记载，他在皇庆二年（1313）回乡为父亲立碑的短短一段时间内，就办过几件大事。

一是拜谒司马温公，倡扬保护“杏花碑”。据程钜夫《温国司马文正公墓碑老杏图诗序》一文记载，司马光墓碑为新党捣毁后，在断碑处生一杏树，到至元时已有200余年，树仍无恙。“白云翁（察罕）家与之邻，乃为绘图”，皇庆二年于京师出是图及修复之碑文，嘱程为之作序，“且将求当代名笔赋咏以发挥之”。察罕借这次回乡的机会拜谒了司马光墓，并为修缮保护“杏花碑”而奔走呼号，可见他对儒学大家钦敬仰慕之情。

二是拜谒关王庙，为地方祈福。皇庆二年，时值河东地方大旱，民生艰困，察罕在拜谒解州关王庙时写了《解庙旱祷文》。文曰：“惟王忠义智勇，卓冠当代。百世之下，英威如在。禀熊虎之姿，翦凶顽之害。生则名震华夷，殁则灵爽不昧。率土亿兆，惟神攸赖。兹当仲夏之交，昭虐荐臻，二麦阻秀，田野如焚。民物憔悴，遑遑靡宁。惟神密潜化机，回旋生意；沛沾甘霖，以涤氛气；以苏民命，以兴我穑事。仰邀神庥，其惠之无弃。”此文收在《解梁关帝志》中。

三是为蒙古万户忽神八撒儿重修宝宁院撰写碑文。《山右石刻丛编》卷卅七收有《涑水东镇创建景福院记》。碑文起首云：“皇庆癸丑，予奉旨归解梁为先子河东郡公建神道碑，事竟留且累月”，应“邻境闻喜东镇前宝宁院主僧英上来请”，为蒙古万户忽神八撒儿重修宝宁院撰写了此碑文。该书卷三十还有察罕为“解梁仪氏先茔碑”篆额的记载。

延佑元年（1314）察罕致仕离职。后二年解池因灾减产，仁宗下旨减免盐税，河东官民感戴皇德，将路村改称为“圣惠镇”。其中也不乏察罕的影响。

英宗至治二年（1322），察罕病逝于湖北德安，后遵照遗嘱，移葬于河东，魂归故里。

凡此点滴，可以看出察罕父子对河东、对中原文化的至情热爱，以及对中华文明的全面认同并身体力行熔铸于其中。

有元一代，随着蒙元帝国疆域的拓展，大批西域人士辗转进入中原。他们酷爱中华文化，并实践躬行，努力融合于其中。伯德那、察罕父子，正是其中佼佼者。研究他们对于了解中华大家庭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增强文化自信，巩固发展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都有重要意义。

王雪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