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法》摘要

老照片中的池神庙 （资料图）

□晋法文

历史上山西的民用食盐，来源有三：

一是土盐，出于霍山以北各府、州；

二是口盐，走西口进来，流行于黄河沿边的地方；

三是河东池盐。土盐和口盐，任凭民间自煎自贩，无关于国家经济。

唯有河东池盐，风水结成，是天然的宝藏，供给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人民食用，历代设有官吏管理，权利由上面掌握，随着运行日益广泛，有关的法律也越来越严密。关于池堰修治，盐池也叫盐泽，在安邑、解州之间，河东道所治运城之南，东西五十五里，南北七里。旧分两池，以近安邑者为东池，近解州者为西池，后又以近运城者为中池。

《周礼》《左传》《汉书·货殖传》《水经注》，都有解州盐池的记载。周穆王、汉章帝曾经临幸安邑，专来观看盐池。古时官府设有盐都尉，领兵千余人守卫。后来撤销盐都尉，设置了猗氏、安邑两县来负责守护。

旧志书称：河东大盐池，名分为二，实是一池。

池中之水，其味咸，鱼鳖不生，其性温，隆冬不冰，有称为“海眼”，窍于山川，生此奥区，以供食于人民。此池之盐，出于种沃水于池，种盐于畦，日以暄之，雨以润之，风以结之，而盐遂成。南有风洞，风自洞出，为南风。夏月工人种盐得南风，收成倍加。

盐池外，环绕有土墙，名为禁垣，同盐池一样广袤，规定墙高一丈六尺，基厚六尺，顶厚二尺，有马道，有堑壕。墙垣内外各设房舍三十六处，供兵卒居住。开有三道大门，东为育宝门，距安邑五里；西为成宝门，距解州十里；中为佑宝门，近临运城。

修筑渠堰，是为防止别的流水进入盐池。盐池北面的涑水河、姚暹渠的堤坝，与盐池的禁垣都需要每年加修。

清朝雍正六年，经盐政硕色提出，池墙最关紧要，请求拨银三千两，作为年修之费。这项年拨款，到雍正十三年停止。之后改为责令管理部门巡查，池墙如有塌却，报明兴修，所需银两从每年额定的修渠堰五千两内动支。

嘉庆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地震，禁墙坍塌八千四百余丈及其他损坏，由河东道觉罗承先详明，刻日兴修，于次年六月一律修整完工。道光二年八月初六日大雨，山洪陡发，马道尽行坍塌，九月初三日又大雨三昼夜，有堰渠决口，经河东道张大镛委员堵筑，动用商捐银三万五千三百七十余两。咸丰六年又修，并补葺禁墙，挑挖引河，先后共用生息银五万九千八百余两、商捐银二万七千余两。同治十一年巡抚鲍源深亲勘盐池，禁墙历久倾圮，设法修整，议令商捐商办，两年后开工，用银三万二千余两，整体重修工竣。

关于场畦管理。禁垣之内，区池分为三场。东场地气本厚，上多黑泥，下坐盐根，纠缠附土，磊块相连，称为产盐之母。西场地气独薄，但有黑泥，而无盐根。中场介于东西之间，近东者似东，近西者似西。清朝初年设三场大使，管理盐务，但大使没有级品。到雍正年间，部议认为大使职分卑微，不足以弹压商户，酌加为正八品。三场各自修治盐畦，为浇晒盐的场地，盐畦长宽不一，以埂为界。凡一畦，为一个号，注明商户名，每号纳税课银六锭。三场共有畦四百六十五号，额外还有余畦一百二十一号。

关于盐引制度。河东盐法，历来由商运商销。盐商编制有额引、余引两种。额引，行销有固定地区，按其地区人口定量发盐。余引，行销没有定点，可根据销售情况，酌量增减。原规定，每一引支给盐二百斤。雍正三年，以盐运途中盘山渡水，折耗甚多，加重为二百四十斤为一引。

盐引的制度，开创自宋朝，继及于明朝，历来有所增减。清乾隆年间，定额达到六十六万六千九百四十七引。到乾隆后期，产盐缺额，商力积疲，乾隆五十七年，经山西巡抚冯光熊奏准，将盐税摊归地丁，所有行销河东盐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需供盐给一百七十三个州、县，定额为四十二万六千九百四十八引。除额引外，以余引弥补额引之不足，实销实报，余引累增至二十四万。嗣后，嘉庆十二年复归商运，酌定额引、余引共计六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九引。

关于法定税课。盐法按引纳税。河东盐商有两种：一是坐商，二是运商。守场洒盐者为坐商，领引行销者为运商。盐工捞盐，每日得一引，积四个月得盐一百二十引，故习惯以一百二十引为一名。每引征银三钱九分八厘，每名税银四十八两，加以赈济等款，正税五十两，故习惯以一名之税为一锭。乾隆时额引六十六万六千九百四十七引，正杂课银共五十一万八千一百一十余两。

盐法禁绝了民间的土贩，专设商运，无实力的商贩告退，有实力的投认。原定五年一更换，重新招商。乾隆四十七年，巡抚兼盐政农起，为运盐业稳定起见，疏请停止年年招商，改变为长商。日久之后，弊端渐多，时有所穷，利有自竭。官长不无应酬，款项繁兴，浮费日多。咸丰二年，户部侍郎王庆云查办河东盐务，指出：运商疲累，一在盐本之巨，二在浮费之多，三在运脚之重。销盐本有定价，因运商亏本，不得不增价。盐贵之故，实际不是缺产，而是因为走私，坐商贪卖走私，抬价居奇。因此确定：白盐一名，最贵不得超过银六十两；青盐一名，最贵不得超过银四十两。

（《山西法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