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刘敦桢“抢救”古建筑

中国建筑的研究方法，需要将文献与遗物调查相结合。但是，中国自古重士轻工，建筑被认为是匠人的手艺活，历来不受重视。匠人传承技艺几乎全凭口口相传，落在纸面上的极为稀少。而学者甘愿囿于书斋、皓首穷经，不屑于在田野之间奔波。

20世纪30年代，甚至有国外学者提出，中国学者以研究文献为主，而建筑遗物调查应由外国学者代劳。言外之意是，中国学者缺乏建筑遗物调查的能力。

1924年，梁思成在国外学习建筑史期间就痛心地发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作为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

1930年2月，时年58岁的朱启钤发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宣告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正式成立。一开始，学社主要工作是辑录古今中外营造图谱、制作古建筑模型、举办展览等，确实局限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文献研究。

1931年，梁思成举家迁回北平后，加入与自己学术理想高度契合的营造学社。次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和建筑科的刘敦桢，也辞去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的教职，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刘敦桢是“文献部”主任。林徽因称他们是“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放弃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卷了铺盖到各处测绘”。

建筑遗产测绘是科学记录建筑遗产的基本手段，相当于为其建立一份精确的档案。建筑的尺寸、形制以及结构上的比例关系，只有测绘图纸才能准确记录，是建筑遗产保护、修缮和复建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梁思成和刘敦桢在国外系统学习过西方建筑学的测绘方法，加入营造学社后，他们把调查测绘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梁思成认为，研究古建筑不能只埋首故纸堆，“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刘敦桢也曾说，“日本人的侵略已箭在弦上，田野调查已然带有抢救性质”。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对华北地区虎视眈眈。茫茫中国大地上，数之不尽的古建筑等着营造学社进行抢救式的测绘调查。从1932年开始，学社成员一次次艰苦跋涉，对华北地区近千处古代建筑进行测绘。与此同时，梁思成等人也对北平浩繁的古建筑进行了“抢救”。

1934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拨给营造学社五千元经费，委托其测绘故宫全部建筑，留存资料，以防战乱或灾害损毁。这项工作由梁思成负责，他的助手邵力工协助。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一书中描述，“所有殿堂及各门由梁思成率邵力工、麦俨曾、纪玉堂测绘，次要建筑如小朝房、小库房等由邵力工负责”。

日军步步紧逼，梁思成等人展开与时间的赛跑。大家背着照相机、盒尺和笔记本，不遗余力地测绘了六十余处故宫建筑。同时，还测绘了北海静心斋、大高玄殿、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等建筑。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战火烧到北平，营造学社的测绘工作不得不中断。学社测绘的图纸尚未全部整理绘制出来，一场北平古建筑的“抢救”，就这样戛然而止。

张小英/文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