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对非婚生子女的限制入手解决人口危机是非常危险的

　　马克思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

　　劳动力在生产困难也是如此。

　　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劳动人口生育能力下降，下降的原因，一是劳动力收入下降，无法满足婚房等生育前置条件，没有闲暇时间养育子女，二是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上升，学区房、教育成本领先于收入火箭上涨，教育改革之后普及教育质量下降，压力传到给家长，家长承担学校教育职能。

　　劳动者的收入、压力双透支，自然就绝育了。

　　劳动者负重前行的时候，自然有人骑在他们头上岁月静好。

　　不是所有人都生不起，养不起，没时间生，没时间养。






　　当然，还有很多未经证实的消息，比如某落马的直辖市公安局长有多名情妇，9个非婚生孩子，其中3名是亲生的。

　　当然，类似的事情国外也有，比如马斯克生了9个孩子。





　　人口危机的原因在于，由于社会分配不公，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工作强度太大，收入太低无力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获得绝大部分社会产品份额的极少数人，受限于生理极限，无法生育更多的子女。

　　人口的负增长的影响、原因及对策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高于韩国。

　　育龄女性不生孩子，是因为没有生育指标吗？显然不是。2015年中国放开两孩，2016、2017年总和生育率出现短暂反弹，然后继续向下。



　　目前的情况是，不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沉重的生活负担，生育率很难好转。

　　要解决人口危机，要改变社会分配，使大多数劳动者有足够的物质资源和精力去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些部门解决人口危机的思路和方向南辕北辙，这些解决思路不是从解决劳动者不利的分配份额入手而是从放宽对非婚生子女的限制入手。这是非常危险的。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事实婚姻、未婚同居等婚外性关系行为日渐增多。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生活现实改变观念而不是观念改变生活现实，多数人对未婚同居和事实婚姻的关系也从否定变为包容甚至认同。

　　这种情况下，如果逐步默许、鼓励，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默许认同非婚生子女的风气，最终导致放宽对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非婚生子女的限制，那么现有的政治上层建筑存在巨大的封建化的风险。



　　家族关系是建立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血缘关系是是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生育行为则是创建这种纽带的直接行为，也是双方曾经存在性行为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婚姻四种功能：男欢女爱、心理慰藉、生儿育女、利益联盟。没有子女的婚姻靠性爱、心理和利益关系链接，并不稳定，双方是露水夫妻，完全可能因为荷尔蒙变化导致的喜新厌旧、另寻喜欢、心理变化和社会利益变迁，自然分手。有子女的婚姻则完全不同，子女作为双方的直系后裔是婚姻关系中最有力的纽带，有非婚生子女的隐性事实婚姻将更加稳固，建立这种稳固的事实婚姻关系以后，双方的共同利益关系将更加稳固。是否存在大量的合法的非婚生子女是工业化社会，法律承认一夫一妻制否定一夫一妻多妾制条件下，建立家族统制的关键一步。

　　婚姻是建立在性爱基础上的社会经济行为，男性要养育众多子女，必然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家族作为社会组织，也必须存在对应的以家族名义存在，供族长支配的物质资源。解放前私有财产和土地相差悬殊，没有上限，还有大量可供私人支配的族产，是妻妾成群的经济基础。解放前后，打土豪分田地、公私合营，建立合作社和公有制企业，粉碎了家族制存在的经济基础，所有人都靠工资生活，个别人养不起三妻四妾，大家族不存在经济基础，大家族自然解体。但是，随着贫富差距扩大，公器私用，少数人又重新具有了供养三妻四妾、组建大家族的经济基础。

　　家族统治需要大量的家族成员，一夫一妻制很难在短期内为家族统制迅速提供足够数量的家族成员。非婚生子女为事实婚姻提供了强有力的纽带和除生理极限外几乎没有上限的后裔来源。非婚生子女被社会接受后，则突破了这一限制，为家族统治提供了人力资源方面的条件。

　　现代社会普遍要求任职回避，夫妻不能担任利益相关或者互相监督岗位的职务，夫妻不能是直接上下级。但是，非公开的事实婚姻是难以监督的，除非捉奸捉双，否则难以确定事实婚姻关系。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法要求情妇实现任职回避，而且大多数情妇往往是下级。除非记者、上级机关介入，或者事实婚姻双方发生冲突，否则这种隐性的事实婚姻可以长期存在。由于非婚生子女的存在，双方即使有矛盾也会很克制，对控制冲突的烈度达成默契。由于双方克制，这种隐性事实婚姻暴露的可能性更小。

　　工业化时代，由于男女就业机会一样，男上司对女下属具有天然自然优势，男上司往往在女下属之中拥有大量的情妇。对此，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厂主够卑鄙的话（委员会的报告叙述了许多这样的事件），那末他的工厂同时也就是他的后宫。所以，现代隐性家族的扩张速度，有条件远远快于封建社会的娶妻纳妾。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是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最发达的地区，在绝大多数岗位上早已实现男女平等。女性与男性同工同酬，有同等的晋升机会。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公职人员大量采取考试的选拔制度和相对发达的舆论监督的环境不同，现有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存在巨大的监控盲区。自己的情妇和私生子的利益与自己高度重合，只要没有外来压力和限制，提拔他人不如提拔自己的情妇和私生子。

　　新中国建立以来，采取一夫一妻制，实行户口制度，严格约束干部的生活纪律，社会事实及相应的社会舆论对事实婚姻和非婚生子女形成无形中的有力的约束。然而，随着事实婚姻的普及，这种约束力越来越弱。独生子女制度，也限制了家族扩张。目前这种限制已经不复存在。

　　封建化的上层建筑建立在私人纽带基础上，私人关系尤其是血缘关系决定社会成员在组织中的位置。认同非婚生子女就可能建立起庞大的隐性家族统制。如果不限制非婚生子女，会出现大量的单亲妈妈担任美女领导。这些美女领导的背后，则是大量的、庞大的、隐形的、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家族。

　　这种家族统制的第一代模式，是男性提拔为自己生育子女的女下属，第二代模式，是父亲提拔自己的私生子女。由于由公共资源提供养育家族所需的物质资源，这种家族统制，可以野蛮生长，在几年之内形成气候。



　　一两代人之后，这些家族就将根深蒂固，形成强大的家族势力，严重干扰组织决策。如果一个地区十个局长九个兄弟，大批公职人员都是兄弟、叔侄、翁婿关系，必然形成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攻守同盟。在这样的地区，外来的市委书记和市长，是没法儿开展工作的。

　　默许非婚生子女的副作用将绝不止于危害上层建筑。

　　家族统治上层建筑的社会，个人位置的决定因素不是能力，而是血缘亲疏。血统纯正，但是德不配位、才不配位是常态。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无法发挥最大能力。对家族统制者来说，努力或不努力，都是生活优渥。对被统制的劳动者来说，努力或不努力，都是毫无希望。这样的社会，必然是衰败、停滞的社会。本公众号曾经分析过，家族统治在小范围、少人口的环境中具有优势，在大范围，人口众多的环境中，必然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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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行为是自然行为，婚姻是社会行为，是私有制产生以后出现的一种合作关系。婚姻四个目的，男欢女爱、生儿育女、家族同盟、心理慰藉。婚姻起源于生儿育女，强化于家族同盟。看过光绪皇帝的妻子的照片的读者应该知道，妃子们的长相惨不忍睹。一方面，没有强大的家族支持，皇帝的位置也不稳定。另一方面，强大的家族必然把自己的女儿安排进皇妃的序列，与皇族联姻，提高家族地位，皇帝难以拒绝。在封建制的社会洪流面前，光绪皇帝本人也身不由己。皇帝尚且如此，他人更无自由可言。



　　处于被统制地位的劳动者将逐渐被剥夺生育机会，家族的庶出子孙将不断阶级跌落，填补自然灭绝的劳动者空出的生态位。刘备织席贩履，是跌落的皇室贵族的典型。阿Q大概率真的姓赵，不过他是赵家的庶出子孙。对非嫡系子孙来说，面临的不止是不自由，而是种群替代导致的逐步灭绝。

　　解放以来，随着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和工业化的进步，家族统治日趋式微。但是，并没有绝迹。现在又出现了反弹的趋势。这种家族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将是社会的倒退。

　　怎么阻止这种社会倒退？

　　最根本的方式是改变多数人的经济状况，提升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由他们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抵制一切社会倒退行为。

　　退而求其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允许新闻媒体或自媒体对领导干部私生活进行监督，造谣生事，无中生有的媒体承担相应的责任，揭露不正当关系的媒体则应该受到鼓励和嘉奖。

　　再退一步，应该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纪律要求，比如，公职人员有非婚生子女立即主动辞职；比如，非婚生子女者不得加入公职人员队伍；公职人员姐妹有非婚生子女的，本人停止晋升。

　　女性公职人员无法隐瞒非婚生子女，一旦成为对方情妇就应该退出公职人员的对外，男性公职人员一旦被发现有非婚生子女也应立即退出公职人员对外，这样可以避免家族做大。

　　非婚生子女不得加入公职人员队伍，避免庶出二代目们大量进入政治上层建筑。

　　公职人员姐妹有非婚生子女停止晋升，避免有人曲线救国，以“国舅”身份迅速扶摇直上。女性领导的非婚生子女无法隐瞒，一旦发生，女性领导自动辞职，所以不存在其他公职人员利益男性亲属曲线救国的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制度都不是从天而降，都需要人去执行。纪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家族统治尚未成型，如果家族统治已经成型，那么任何纪律都将毫无约束力。

　　因此，对放开非婚生子女之后的封建化风险需要高度警惕，决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