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母的沧桑岁月_师自明

童年缠足成了一生悔恨

做人童养媳，却和丈夫恩爱有加

抗日期间是丈夫的贤内助

中年丧夫，任劳任怨勤俭持家

安享晚年，简单生活，知足常乐

我的母亲惠梅香，山西河津人，生于1916年农历九月二十八，2015年农历八月初十无疾而终，享年一百岁。母亲一生经历坎坷，收获丰盛。她喜欢讲往事，也确有故事和教育意义。

童年缠足成小脚，又成了童养媳

母亲的娘家原在运城市盐湖区安邑郭家庄村。

清光绪三年（1877年）大旱，时年9岁的外公郭广才随父母一家五口逃荒到河津，落脚到河津张吴村。之后，外公的父母返回老家，把12岁的他送给张吴村一户惠姓人家收养，改名为惠广才。这家男女主人均已50多岁，无儿无女。外公能吃苦，踏实勤快且孝顺，逐步被养父母接受认可。

外公17岁时，养父母为他定下一桩婚事。婚后外公外婆一共养活了三个孩子，母亲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姐姐哥哥都护着她。母亲说，小时候一家人起初过得还算幸福，外公外婆一家五口种三四十亩地，丰衣足食。南沟涧里有杏园、桃园、菜园，全家人吃不完。

对母亲来说，最难忘的是缠足。那时仍然流行“三寸金莲”“大脚女人没人要”。她8岁时开始缠足，要把大拇指之外的四个脚趾头弯曲到脚心，再用布条缠绕绑死。白天疼得不能走就爬着走，晚上疼得睡不着。寒冬腊月，伸到被窝外头的脚被冻木了，不疼了，才能睡一会儿。母亲说，但县里有“查脚队”，白天查脚的来了，他们就把布条解开，查脚的走了，就再缠上。这样折腾了半年之后，母亲基本适应了“小脚女人走路”。长大之后，母亲才知道缠足不能跑、不能跳，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不能干重活，不能走远路，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成了名副其实的“屋里人”。母亲说，缠足害了她一辈子。

母亲14岁时得了一场病，还未痊愈，便在外祖父的主持下，为了结婚冲喜，到我们家当童养媳。父亲比母亲大两岁，当时还在河津县城读书，一年之后他们才正式结婚。那时我们家还是个大家庭，全家一二十口人，俗称“同家”。男人们下地干活，女人们做饭、做衣服、管娃。母亲结婚之后，奶奶决定由三个媳妇轮流做饭，一人做一天。母亲那时年纪尚小，在娘家时已学会做饭。一二十口人的饭做一天，她累得两天缓不过来。1934年，我的父亲去河南开封上中学。那时我的大姐已出生，母亲又带孩子又做饭，除了辛苦，家里并不缺吃穿。

支持丈夫地下工作

在战斗中共同成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中国，华北成了主战场。

1937年8月，父亲师尚智中学刚毕业，就跟着几个同学直接去了太原参加“牺盟会”培训班，9月被分派到乡宁牺盟中心区工作，10月在乡宁牺盟会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专心从事抗日工作，两年没回家，家中事务全由母亲承担。

1939年，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山西取缔牺盟会，并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国共合作走向破裂。根据组织决定，1940年春，父亲秘密潜回河津老家隐蔽，父亲和母亲才实现了真正的团聚。1940年秋，父亲和中共河津地下县委书记接上关系之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地下党的革命工作。母亲知道父亲的身份，一方面承担全部家务，管好两个孩子（我的二姐已出生），另一方面掩护父亲，支持父亲从事地下工作。

共抗日，一家人艰难度日

险象环生

母亲说，最难忘的是“跑乱”，躲日本人。1938年3月，日本人占领了河津城，时不时有日本人的马队过来骚扰。1942年，日本人要在我村村南挖战壕、修碉堡，还要烧毁全村的房子。兵荒马乱要逃难，一家人很难在一起再吃大锅饭了。这年10月，爷爷主持分家，把房产、土地、牲畜、农具分到三个儿子名下。爷爷奶奶跟随大爸一家逃难。二爷两口子跟着二爸一家逃难。

父亲打游击、抗日，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姐姐逃难。母亲说，刚开始房子还在，白天躲日本人，晚上回来住。听说日本人来了，大姐牵着牛，把缰绳绑在胳膊上走，母亲背着二姐往山里跑。1943年，日本人把房子烧光之后，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先后在伏伯村、马家堡村住过。

这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本人在河津张吴村杀害了二十多个村民，其中就有我的舅舅惠天立。那天一早，日本兵进了张吴村，烧杀抢掠，舅舅一家人跟着二十多个村民跑到南沟窑洞躲了起来。下午太阳快落山了，也听不到枪声和马队声了，大人、小娃憋得难受，想出去，但都不知道日本人走了没有，舅舅决定先出去探虚实。离开窑洞走了十几步，他发现沟顶有日本兵已经举枪瞄准。为了保护村民，他没有往窑洞跑，而是坚定朝前走，就这样被日本人射杀了。舅舅时年32岁。

舅舅的遇害对整个家庭打击巨大。外公接受不了，半年之后去世，外婆更是因为悲痛哭瞎了双眼。舅妈抱着7岁的女儿回到娘家，一年之后改嫁他人。

闹革命，夫唱妇随

是丈夫的贤内助

1945年9月，河津北坡片区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张社一调至吕梁军分区工作，父亲接替他负责北坡片区的工作。母亲说，那时真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国民党宪兵队多次到家里抓捕父亲。父亲白天在外隐藏，晚上和战友们一起开展武装斗争，基本不回家。偶尔回来也是半夜三更，往院里扔砖头，母亲才敢开门。父亲常常是带着几个饿得饥肠辘辘的武工队员回家，母亲给他们做饭吃，他们吃完凌晨四五点又匆忙走了。

1946年5月，张社一带领吕梁军分区一支分队在稷山下迪村一带伏击国民党运送武器**的马车队，父亲组织河津北坡片区武工队参与了这次战斗，缴获大批武器**。当晚，他们将部分武器送到我家埋藏，几挺机枪藏在我家南院枯井里，部分****藏在我家牛槽底下，二爸、堂兄师国瑞（健在）及母亲参与埋藏。这批武器解放前夕才被县武装大队取走。

母亲说，1945年至1947年，河津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高峰、马平定、张社一和武工队员多次在我家西窑洞里开会。二爸和堂兄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放哨，母亲在家里给他们做饭，送饭。

中年丧夫，母亲任劳任怨勤俭持家

1947年4月河津解放。父亲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革命工作之中。母亲在家既要负责家务、抚养子女，又要参加生产劳动。

1955年，农村实行合作社。土地、牲畜、农具归到一起，大家集体劳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一样参与分配。

1961年，父亲病逝。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既无钱又无粮，这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生存成了首要的事。母亲领着我们挖野菜、摘树叶，靠油菜根、红薯蔓、高粱米充饥。那时我们穿的衣服全是母亲亲手做的。把棉花纺成线，用线织成布，然后缝成衣服、做成鞋袜。母亲常常熬大半夜，纺线、织布、做衣服。不仅解决了全家人的穿戴，还拿出一部分到集市上出售，换些粮食和零花钱，补贴家用。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生产队靠劳动力和“工分”吃饭，分粮、分钱。母亲是小脚女人，只能干一些割麦子、摘棉花等季节性劳动。1961年，我哥小学毕业就当了社员，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靠母亲和哥哥两个人劳动挣工分，全家生活才逐步走出困境，并供我在县城读完初中和高中。

母亲从40多岁守寡，一手把我们拉扯大，供我们上学，帮我们成家，劳苦功高。儿女各自建立家庭之后，母亲又把主要精力用在管护孙辈身上。哥哥家有三个男孩一个女孩，我家有一个女孩两个男孩，这七个孙辈都是母亲抱大的。我的女儿10岁从老家转到运城上学，母亲撇下所有，前来做饭、陪读。

我有一个儿子从小患病，母亲费尽心血管护这个孩子。这个娃三岁才学会走路，时隔不久又得了痢疾，拉了一个多月肚子，瘦得皮包骨头，站立不起来。母亲力主住院治疗，不许放弃。妻子当时在老家农村当教师，身边还有个吃奶的孩子。母亲抱着生病的孩子住进医院，虽然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但经过二十多天输液输血，孩子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也会走了。从那以后，母亲坚持把这个孩子带在身边，一手管护。直到孩子12岁时，我们才接他进城一起生活。母亲从不允许我们打骂孩子，要求我们要善待他。母亲步入晚年之后，唯一牵挂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娃。

晚年简单生活，享受天伦之乐

20世纪80年代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家中儿孙们都忙于学习、工作和生活。母亲步入老年，少了家务负担，多了闲暇时光，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

母亲选择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一个人住在老家，自己做饭自己吃。后来，因为老家供暖不方便，80多岁的母亲跟着大妹到河津铝厂住一段时间，或跟我到运城住几个月，城里有暖气，生活方便。春暖花开，过了清明后，再将母亲送回老家，由哥照护（哥在村里生活）。90多岁之后，母亲的自理能力下降，不再做饭，轮流在我们兄妹四人家里生活，母亲说，她年轻时有人讲过，说她老了会像河里的木头漂来漂去。她喜欢在我们兄妹四个人家里轮流住，直至百岁都是这样。

母亲晚年不缺钱，生活简单、宽裕。父亲去世后，国家每月都给母亲发放抚恤金，还有高龄补贴。我们平时回家探望，除了买吃的、喝的、穿的，总要给一些零花钱。她几乎不花钱，把钱都资助给生活困难的亲属和邻居，还给社会捐助。我们送的吃的东西，她转脸又送给村里的老姐妹和左邻右舍。母亲说：“自己吃了是填坑的，人家吃了是传名的。”

母亲十分重视健康和养生。她从50岁开始，一天吃两顿饭，晚上不吃饭，坚持每天早晨用烧开的热水泡毛巾擦身子，冬天也是照擦不误。母亲说：“开水治百病，用热毛巾擦身活血、消毒，有利健康。”90多岁后，就算腿不能动了，坐轮椅（80多岁曾骨折过两次），她每天还要做甩臂锻炼，活动关节。

母亲晚年特别喜欢与儿孙相处，谈天论地，回忆往事，感恩生活，教育我们永不忘本。母亲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爱用手机和儿孙聊天，母亲说：“这真神奇。”从运城坐车回河津走高速，一个小时就到了，下了高速走200米就进家了。母亲感叹：“真方便！”看到黄河水引到村里，旱地变水地，庄稼年年丰收，母亲说：“真想不到。”再看看如今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住的，母亲说：“这比以前好得多了。”没有战争，没有饥荒，国泰民安，安居乐业，母亲说：“这是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