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都，中国制陶业滥觞圣地

蒲州陶

曹中义/文

众所周知，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是中国四大发明。其实，比四大发明更早、对世界历史文明同样有着重大贡献的是陶器和瓷器。英文中的china——瓷，与“中国”一词并用。“瓷器”就是“中国”，“中国”就是“瓷器”，不仅说明瓷与瓷器是中国独具特色的发明，也证明了西方人是通过瓷器更加认识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智慧的国度。如今，陶瓷还作为新材料之一，进入高端科技领域，在通讯、航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陶瓷从远古走来，直到今天仍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说到陶瓷首先离不开火的作用，是西侯度的第一把圣火为古代制陶提供了可能，使古蒲坂大地成为中国制陶业滥觞圣地。而生于斯、长于斯的舜又是古代制陶术的集大成者，留下了“陶于河滨”的古陶城文化遗址。到商代，商王祖乙封古蒲坂为“缶”邦国，使这里成为国家“礼器”“乐器”生产的专属地。

西侯度圣火催生古代陶器

1961年、1962年，考古专家在风陵渡镇西侯度村发现了大量经人打制的石器、哺乳动物化石和烧骨。这一重大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至距今180万年前。烧骨的出现，证明了人类的第一把圣火是从这里燃起的，且已开始打制石器和使用工具。

西侯度是世界考古界举足轻重的史前人类活动地之一，是发现人类最早用火的地方。火的发明使人类有了可以创造的温暖，对远古人类的聚集提供了武器和条件，为人类群居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根源。火的发明创造了中国家文化的妊娠期。

远古蛮荒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更不知道用火，只能吃生的食物，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一次偶然的雷电起火，引发森林大火。人们发现不远处烧死的野兽发出了阵阵香味。人们聚到火边，分吃烧过的野兽肉，这使人们感到火的可贵，拣来树枝烧火，保留起来，并且每天都有人轮流看火种，不让它熄灭。

火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温暖。用火，结束了远古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开创了华夏文明的新纪元。因为学会了用火，史前人类从露天转为穴居。

西侯度遗址告诉世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

1985年，学术刊物《厦门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了《人类烹调之祖》的文章，介绍了西侯度古文化、古人类。

烹调离不开锅、碗、瓢、盆。古人类是怎样发现和制作饮具的呢？

西侯度圣火、黄河淤泥成就陶器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的一项手工业生产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有了陶器，人类才得以熟食谷物，于是便从游猎生活，逐步过渡到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生产和实行定居生活，成为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走向文明时代的重要一步。

制陶需要火和泥土，这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其过程是把制陶用的黏土，经水湿润后，塑造成一定的形状，干燥后，用火加热到一定温度，使之烧结成为坚固的陶器。这就要求人类对火和泥土的性能有所了解和掌握。

人类从180万年前开始用火到1.2万年前制作陶器，经过了100多万年的历史时期。至于对泥（黏）土性能的认识，则是从长期的劳动实践中获得的。长期以来，人们通过挖掘植物的块根和农业生产的实践，逐渐了解和掌握了黏土的性能，这就为制陶技术准备了条件。陶器的出现是一种质的变化，是人力改变天然的开端，是人类发明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1万多年以前，人们发现有些黏土较易塑造成型，且焙烧后变得十分坚硬，便用这种器皿代替部分木制、石制、骨制的器具，这就是原始的陶器。陶器的发明，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

在没有发明陶器之前，人们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葫芦时代”，器皿几乎都是用葫芦制作的。人们从不同的方位把葫芦剖开，将其做成瓢、钵、碗、罐等器皿，用来储水、吃饭、盛食物。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一种说法提到，盘古又叫盘瓠，即葫芦的意思；伏羲又叫瓠甗，也是葫芦的意思。先祖神成了葫芦，可见先民们曾经有过葫芦崇拜时期，把葫芦当作祖灵来崇拜。故而，先民在制陶时，皆离不开葫芦形的基本形制。

先民们把葫芦当作祖灵崇拜和对自然界葫芦的模仿相结合，把对祖先崇拜的神圣意义和实用相结合，创造出陶器的造型，从而影响了陶器的形制、装饰纹样的内涵和形式的变化。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人面彩陶葫芦瓶，即黄河流域彩陶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1973年秋，永济石庄遗址经考古发现，在沟崖断层处，发现灰坑24处，并有草拌泥红烧土。遗物有石斧、石锛之类，陶类有加砂灰褐陶仓、陶灶、绳纹陶罐等。考古专家根据这些遗物，定其属于人类一期文化。1980年，这里出土文物有穿空磨制石铲、石刀、蚌铲等。陶器泥制黑陶类型逐渐增多，花纹比较复杂，形状有双腹盆、单耳杯、平底罐、钵、杯等。专家认为其属于二期人类文化。1983年，人们又在这里发现彩陶片、陶匜（洗脸用具）、带耳瓮、单耳罐等。

石庄遗址位于永济市蒲州镇石庄村东北50米，地处涑水河北岸台地上，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存。专家认为，古人类在这个地方居住沿袭年代长久，文化不断发展。此为永济本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永济最早的陶器生产基地。永济信昌遗址亦属新石器时代遗址，1957年发现有红色、灰色素面陶罐、陶瓮、小型陶棺等遗物。

1973年发现的永济寨坡古人类遗址，断层处有薄厚不等的灰层17处，大底小口灰窝状7处，有磨制石器刀、斧、锛之类，日用陶器有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而且这些陶器上往往有明显的彩绘几何形图案。专家根据遗物，认为这里属仰韶文化，应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是母系氏族繁荣时期。该遗址位于永济市韩阳镇长旺村西北约200米，地处黄河东岸台地上，分布于寨坡沟两侧，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约300米，分布面积约25万平方米。1981年，其被定为新石器时代末期。

大量的遗址、遗物说明，永济是中国最早的陶器生产基地之一，为“舜陶河滨”作了最好的诠释。

黄帝、尧舜时代的制陶业

黄帝时，即有“陶正”，即管理制作陶器的官。《列仙传》载：“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异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时人共葬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焉。”这段神话，可以看出宁封子曾经做过黄帝的“陶正”，得异人传授作火法而“自烧”登仙。

到了帝喾时代，来自陕西崇山一带的“崇人鲧”，在今襄汾崇山一带承继了黄帝族陶正的制陶业，还把陶正尊为神，在这里建起“陶神寺”，后人称这里为“陶寺”。尧因12岁居于陶，后又封于唐，而史称“陶唐氏”。

尧在位期间，把制陶业作为关心人民生活、联络人民感情的纽带，受到世人尊敬，成为流传千古的好帝君。“击壤歌”因尧帝流传至今，“击壤”是民间的体育游戏之一，“壤”正是一种陶制的玩具。特别是他的女婿、后来的接班人舜，也有着“陶于河滨”的传说。

舜——古代制陶术的集大成者

《说苑·君道》载：“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司徒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官职，管教化人民。舜教化人民最典型的事迹分别为“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可见其影响之大。

传说，舜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身为司徒，他没有在宫中养尊处优，而是出行走访，体察民情，以德感化世人。舜在河滨严格遵循制陶之法，不惜力气把水和泥反复多次按比例配好，赤脚把泥踏匀揉好，“醒”上几个时辰，使泥性达到柔软如面且有韧性时，再细细制作坯件。坯件均放于通风干燥处阴干，装窑后用慢火加温至烧透时，再封火冷却到低温度后，开窑通风，搬出窑外，凡不合格产品即使能用也要打破作废，不让它流入民间使用。经反复实验，在黏性大的泥土中掺入了细砂，防止阴干裂纹及烧火时爆裂，这就是有名的“夹砂陶”。

河滨之人虚心向舜学习制陶技术，所做陶器既美观大方，又坚固耐用，河滨也成为当地有名的陶邑之乡，故史载舜“陶于河滨”。河滨，即今永济市张营镇陶城村。《括地志》载：“陶城在蒲州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水经注》：“河水又南经陶城西。舜陶河滨。”舜制陶器是三代史上的一大美传，受舜陶遗风的影响，商时的蒲坂，曾被称作“缶”邦，缶就是用陶制作的精美乐器。清《永济县志》载：“商封（舜）帝后于遂，周封于陈，虞阏父为周陶正。”

由此可知，舜的后代在周朝继承了舜的制陶事业，这是其一。其二，宋代叶寘《垣斋笔衡》载：“陶器自舜时使有。三代迄于秦汉……”其三，清代吴梅鼎《阳羡茗壶赋》云：“六尊有壶，或方或圆，或大或小，方者腹圆，圆者腹方。范金琢玉，弥甚其侈；独阳羡以陶为之，有虞之遗意也。”其四，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曰：“陶之为物，发明最古，自有虞氏已见经籍……”

以上史料说明，自周至宋，自宋至清，自清至民国，皆把舜帝与陶器相联系，可见舜帝与陶器关系重大。今天，我们科学地认定，舜是中国古代陶器的集大成者，不仅把制陶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在陶器交易中开创了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可以说是“蒲商”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