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儿巷（18） 严德荣 长篇小说

打架的次日，阎兴山一早上都没有出门，他躺在炕上靠着被褥垛，嘴里不住“咝咝”地吸着冷气，一边揉着肿胀的右腿一边思虑着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其实昨天晚上，阎兴山已经想了一夜了。前半夜老婆翻来覆去地埋怨他：“我就说不能叫那个害货你偏要叫，这下可弄下大糊糊了。福庆婆娘本来都圆场得好好的了，全让这害货给搅和了。害得你跟二小子也挨了打，我看你这回怎么收场？”阎兴山被婆娘唠叨得烦了，吼了一顿她才住了口。

但是婆娘没有说错。是啊，怎么收场，这是当下最紧要的事。阎兴山当然知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说不定昨天晚上全村人都知道了他阎兴山一家子挨打的事，有些人还会添油加醋幸灾乐祸地串着门地传说。他也清楚当村干部就免不了得罪人，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够注意的了。村干部不比那些吃公家饭的人，他们就是把老百姓得罪遍了，也能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他阎兴山可是要在这阎家庄活一辈子的，他的子子孙孙也要在这里活人哩。可是昨晚上柳家院的人打砸了那么长时间，却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左邻右舍出来帮忙，连个劝架的也没有，唯一帮忙说话的还是个地主婆娘。这说明什么？说明了他阎兴山即使得罪的人不多，但是为人也不够，对别人还没有用，威信还不高，别人还不怕他。福庆婆娘为什么帮他说话，还不是怕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欺负，还不是有求于他的保护。老话说的对：人是贱皮。你抬举他，他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你收拾他，他就会服服贴贴听你的。现在自己手中这点权看起来不大，但是绝对不能丢。这件事情处理不好，丢人事小，丢权事大。眼下就是要想方设法把这件坏事压下去，甚至把它变成好事，那才能显出自己的本事，增加自己的威信。

阎兴山思前想后反复自省，昨晚的事本来是可以和平解决的，自己开始的示弱退让也是正确的。错就错在用人不当上，实在不应该叫那个害货来帮忙。一想到阎吉明，阎兴山马上气得浑身哆嗦。前些日子，阎吉明由于骚扰秦庚申媳妇不成领人去上门报复，不想被小枝的哥哥现场逮住。孟团长把这个害货交给他处理，他想这个人敢打敢拚能耍赖，手下还有一批人，以后说不定还有用得着的时候，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轻描淡写地批评几句就算了事。谁想头一回使用就给他弄出来个大事，看来害货就是一个祸害。现在小事整成了大乱子，村里肯定有些人还在等着看他的笑话。其实归根结底从头至尾，所有的责任都在阎吉明一个人身上。眼下后悔是没有用了，当务之急是如何把这一身的屎擦干净，不能让这事把自己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树起来威信和名声搞臭了。要当机立断，越快越好。想到这里，阎兴山忍着疼痛挪下炕穿上鞋子一拐一拐就往外走。银杏娘说还没吃饭哩你去哪儿，阎兴山说你别管，就出了大门。

来到大巷里，阎兴山咬牙强撑着把身子挺直，把步子迈匀，尽力不让人看出他那条伤腿有拐着的样子。巷道里遇见的人都照常跟他打着招呼问着：“吃了吗”，但他从他们的目光里，明显看出探询跟讥笑的意思来。人心隔肚皮，哼！

他首先来到福庆婆娘家。自从阎福庆死了以后，他留下的一家人就搬到了西沟他家原来果木园的两孔窑洞里。同阎兴山一样，阎福庆也有一个闺女两个儿子，可是由于家里真的一下子变穷了，闺女和大儿子都是上了两年学识了没有几个字就回家下了地，只有二儿子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福庆婆娘见支书上门，一时慌得手足无措，先倒了碗水递过去，才顾上搬了个缺腿的凳子请支书坐。阎兴山少有的开口叫了声“嫂子”，先向福庆婆娘表示谢意，感谢她昨晚的帮忙。福庆婆娘慌忙说不敢不敢，那都是应该的。阎兴山捎带骂了一通阎吉明，最后提出想要她回一趟柳家院，最好约上柳老七，上柳忠义的门把话说开，一是替他道歉，解释清楚昨晚后来的事确实是那害货阎吉明主动寻事闹腾的，再就是银杏儿的婚事已经这样了，跟那边商量看把以前的事如何了结。福庆婆娘一口应承下来，这时她的一对儿女下地回来了，她试着要留支书吃饭，阎兴山推说吃过了，就告辞出门，继续拐着腿朝乡里走去。

阎兴山走后，阎福庆的儿子问她娘：“我爹不就是支书带着人打死的吗，你还留他吃饭？”

福庆婆娘大吃一惊，她朝窑洞外边看看确实没有外人，才对儿子说道：“以后千万千万别再提你爹的事。那都是上边的人让干的，不是支书，你可别听人胡说。”

她儿子说：“没有人给我讲，是我亲眼看见的，那天开会，他就在台子上坐着。”



阎兴山走到乡里的时候，正是干部们的饭点。政府跟村里人吃饭的时间不同，就说现在大秋天的，干部们吃早饭时，吕梁山根一带的庄稼人已经在地里干半晌活儿了，他们在日头老高老高了才回家吃早饭，几乎没有人家用得起马蹄表，所以也说不清他们的饭时究竟是几点钟。这会儿庄稼人午晌的活已经干了一半了，干部们才吃午饭。巧的是阎兴山一进大院，就遇见了他的新亲家。彭副乡长立刻热情地捉住阎兴山的手，非要拉他一块儿去吃饭。阎兴山虽然也觉着确实有点饿，但是又实在不愿意去跟这么多干部坐在一起吃饭。彭副乡长看出来他的拘束，就说：那你先去我房间坐一会，我把饭打回来咱俩一起吃。阎兴山知道他的房间，点点头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彭副乡长就端着两碗烩菜，筷子上穿着四个馒头进来了，后边跟个年轻人，双手端着一盆绿豆米汤。

阎兴山估计这就是他未来的女婿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年轻人也就是十八九岁的年纪，留着个学生头，眉眼模样十分周正，身材也是干干练练，心里先有了几分喜欢。果然，彭副乡长把饭菜摆好，对阎兴山说道：“这就是咱孩子，名字叫彭天生。”接着吩咐儿子：“这是银杏儿她爹。快喊伯伯。”孩子规规矩矩立正叫了声“伯伯”，阎兴山应了一声说：“坐下一块儿吃吧。”彭副乡长说：“咱们吃，他去食堂那边还要看乡长吃罢有没有事。”彭天生向阎兴山鞠躬道：“伯伯，那我就过去了。”

两个人边吃饭边说话。阎兴山心里着急，就掐头去尾地把昨晚上的事学说了一遍，末了问亲家道：

“这事牵扯到咱两个孩子的事，你看怎么办好？”

彭副乡长看来是个比较稳重的人。他又问了些事情的经过和详情，考虑了一会儿道：“这事儿充其量就是个民事纠纷，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打群架的事，那就不算个事。婚姻法都出来好几年了，以前旧社会那一套早就行不通了，包办婚姻是婚姻法里明文禁止的。你家银杏跟他们家退婚，谁也无权阻止。当然了，农村的传统观念人情世故我也清楚，面对改变不了的事情，只要给他个台阶下，问题也不难解决。只是后来这打闹的事也太伤了人家的脸面，现在就怕对方下不了台丢不起人，如果有人撺掇，接着闹事就难办了。”他又问阎兴山：“说实在的，对方的人伤得多不多，重不重？”

阎兴山说：“虽然家伙棍棒是阎吉明几个人带来的，但是柳家院的人多，后来反而把家伙夺过去打跑了阎吉明的人。柳忠义他们都是自己走回去的，顶多开始挨了几棍子，肯定伤的都不会重。”

彭大凯说：“不重就好。既然咱们的关系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我就不能出面了，也不能以乡里的名义出面。我是这样想的：咱们一会见一下王副乡长，把情况给他说一下，我们俩关系好，我就请他跑一趟柳家院，找一下他们村书记柳祥义，就说有人反映他们村有人聚众出村械斗，乡里准备调查处理，责成村里先对当事人进行情况了解和批评教育。我估计这样一来，起码能镇住他们不敢继续闹事。”

阎兴山听着不住地点头称是：“这样最好，最好。”

彭大凯说：“不过要想真正把事情了结，还得哥你受点委屈。按村里的乡俗也确实是咱们有错在先，我当时也不知道咱闺女从小许亲的事，如果知道了，咱们先退婚后定亲，就没有如今这回事了。我的意思是王副乡长今天回来之后说的差不多了，明天麻烦他陪着你再去一趟柳家院，跟柳书记去柳忠义家登门道歉，再买些吃头东西安慰安慰受伤的人。你看怎么样？”

阎兴山说：“让媒人去一下行不行，我上了他的门，他要不拾咱的脸面，再给我个难看怎么办？”

彭大凯道：“老话说，好狗不咬上门客，张拳不打笑脸人，我想他柳忠义也不会混账到那个程度吧？何况有王乡长和柳书记陪着，不看僧面看佛面，不会那样的。”

阎兴山仍然忧心忡忡：“这样做了，会不会有人说咱有点下贱。你要知道村里人的眼光和嘴巴，以后我还要在农合社里做工作，会不会让人小看呢？”

彭大凯笑了：“哥你这就想错了，只要咱们自己不小看，就没有人敢小看。这样做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低了头，实际上是高姿态，不光不丢人，还会提高威信的。不过你说的把媒人带上也行，顺便把以前的银活银元退了，钱财两清了更好。哥你放心，这退的东西值多少钱，我给咱出。”

阎兴山忙说：“别，别，这哪能让你出呢？就照你说的办，咱们这就去见王乡长。”说着就往起站，不料起身猛了，右腿一阵巨疼，不由“哎呦”了一声。

彭大凯忙扶住他，问道：“你的腿怎么了，要不要找个医生看看？”

阎兴山知道掩饰不过去了，只好说道：“说出来不嫌丢人，昨晚上我也挨了几棍子。不过都不要紧，一两天就会好。你看，我这几里路还不都是走着来的？”

彭大凯说：“那你就不用过去了，我把王乡长叫过来，咱就在这边商量一下。”



一个钟头之后，王副乡长去了柳家院。彭大凯让儿子把自行车推过来，吩咐道：“你伯伯腿疼，你把你伯伯送回阎家庄去，路上操心点。”阎兴山赶忙推辞，彭大凯说：“哥你放心，我逢礼拜天回县里都是孩子带着我，一点问题也没有。”

彭天生骑车技术果然好，稳稳当当一直把阎兴山送到了家门口。银杏儿和她娘听见车铃声都迎到门口，两个从没见过面的年轻人真像书上讲的“心有灵犀”，一见对方，似乎立刻都猜出来点什么，一句话没说脸都红了。银杏儿低下头把爹扶下自行车后座，阎兴山跟婆娘一再招呼彭天生进屋，小伙子毕竟还是认生害羞，竭力推托着调转车头要走。两口子只好再三嘱咐道：“以后有空常来啊。”

进了家门，阎兴山瞧瞧银杏儿跟她娘脸上的喜色，自己脸上一大早的阴云也消失得一干二净。第二天跟着王乡长从柳家院回来后，更是一身轻松，连右腿的疼痛也忘了。他让婆娘去割了肉买了酒，非要留王副乡长吃了顿饭。第三天，阎家庄人就惊讶地看到，他们的带头人就像大前天晚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反而更加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继续带领大家走在集体化的光辉道路上。



集体化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越走也越快。到了一九五七年后，阎家庄的土地道路房屋院落虽然没有多大变化，但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新事物、新名词不断出现，报纸杂志早已送进了村里，看电影也不再是稀罕事，新的口号、新的远大目标不断鼓舞着人心，学习苏联老大哥、超英赶美、实现共产主义成了大会小会最常提到的话题。巷道里大块面的土墙铲平抹上了石灰，用墨汁和红颜料刷上了许多标语。大庙戏台对面的献殿、享亭都拆掉了，只留下东西厢房和大殿，大殿里边明朝嘉靖年间供奉的的关公、张飞和刘备的黄泥彩绘塑像也被扳倒砸碎，跟垃圾一起当作土灰肥拉去下了地。腾出来的房屋做了学生娃们的教室。原来破旧的学堂翻瓦了屋顶，做了农民夜校，许多庄稼人晚上都来扫盲班里学习识字。教大家认字的，就是寺儿巷的阎老先生。



阎老先生其实并不算老，他是光绪末年生人，今年也才五十多岁。不过，我们应该已经知道，“老”跟“少”是相对而言的。我们小的时候，会把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看作老汉，把挽起头髻的中年妇女当作老太太；而在自己步入中年以后，又往往会觉得自己还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那些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的真正的年青人，却还被我们当作孩子。

在阎家庄这户唯一世代相传的书香门第里，家中每代男人都被人们尊称为“先生”。二十年前他的父亲老阎老先生去世之初，大家称呼他还是阎先生，自从他的儿子十多年前留学美国回来，在克难坡阎锡山的流亡省政府任职以后，悄悄回过几次阎家庄看望阎先生，大伙儿也称他做先生，这才意识到应该在他父亲的“先生”二字前边加个“老”字了。小阎先生虽说上了高等学堂而且留过洋，如今还在省府做事，但是却完全继承了祖上的良好家风，待人行事一点不摆谱，在寺儿巷里外都是逢老尊称问候，见小便给糖果。跟那些和他一起玩大或一同上过学堂的昔日伙伴，更是没有一点架子，依然亲热如故，一起谈天论地，他一边给伙伴们散纸烟，递包着金纸银纸的糖果，一边说些外边的稀奇事，比如他留学时美国的饭馆桌子上放着糖罐，随便吃多少都行，那里的大楼盖得高到了天上，能顶高楼镇的那座楼几十座高，而且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讲外面的世界之大，他坐大轮船回来一趟，就要在太平洋上走半个多月，还说国内形势国际大势，日本必败中国必兴。这些都让听的人既新鲜开眼，又半信半疑。尤其他还讲：咱们脚下边看起来平平展展的地，实际上是圆的，叫做地球，它飘在空中还滴溜溜转个不停。这个就没有几个人相信了，大伙儿说：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那地球背面的人还不都掉下去了？如果它真在转，我们怎么觉不着，也没有被甩出去呢？不信，不信，就是不信。

这位小阎先生后来一直在省城里，在省最高学府太原工学院任教，校长就是他在克难坡的老省府主席赵戴文的儿子赵宗复。小阎先生老婆孩子一大家都在省里，他几次要接父母去城里享福，但阎老先生夫妇眷恋故土，不愿远离，一直留在寺儿巷祖宅。虽然阎老先生不教书了，但是有儿子接济，女儿照顾，老两口不用种地，过得倒也自在。这几年政府号召扫除文盲，阎老先生就无偿当起了夜校的教员，热心地教乡亲们识字。因此，提起阎家庄里有身份有声望受尊重的人来，阎老先生必定在前几名之内。所以对于这家人，大家都是钦佩、尊敬而且羡慕的。

前些日子，小阎先生又回来探望父母，而且一住就是几个月。与以往不同的是，他这次回来似乎沉默了许多，也没有去村中的大庙跟大伙说话闲聊，甚至很少见他走出寺儿巷口。有人去过他家，见他总是坐在北房堂屋的圈椅里，手中捧着一本书在读。见了来人也只是客气的淡淡打上一声招呼，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热情。由于他是一个人回来的，有人就猜测是不是他老婆孩子出了什么意外。可是从阎老先生依旧每晚孜孜不倦在夜校给大家讲课的情况来看，又不像是有事的样子。后来时间长了，有人终于打听出了真相：小阎先生出大事了，就跟咱们村里的地主富农一样，成了新的阶级敌人——右派。

“右派”分子，是又一场农村人不注意、不在乎甚至不知道的政治运动的新生产物，但是阎兴山是知道的，有些有关这一运动的文件资料会向他这一级组织传达学习的。我们的阎兴山同志是个非常有思想的人，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已经使他接近于完全成熟，他会忠诚不二地拥护党的政策，全心全意地赞成组织的决议，但是在执行的时候他能做到坚定，但又不会像有些头脑简单的工具型干部那样死板，把党的敌人弄成自己的敌人。他懂得原则和灵活的界限，知道上级也有失误的时候，他能分析，会权衡，他不会一条道走到黑，等不到碰南墙就会回头。这一天，作为共产党支部书记的阎兴山，竟然要登门看望他的阶级敌人、右派分子阎守谦了。



阎兴山走进阎老先生家院子的时候，一绕过照壁，就见阎守谦果然像有人说的那样坐在堂屋里读书，口中似乎还念念有词。看到本村党的最高领导人居然亲自登门，阎守谦条件反射一般立即从圈椅里跳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垂手站到门口迎接。阎兴山心里有些发笑，脸上显出来的却是热情和气的微笑，他抓住阎守谦的手握着道：“早就知道你回来了，这一段农合社的事特别多，一直没有顾得上来看你。怎么样，村里比省城住着舒服吧？”    阎守谦脸上勉强露出一点笑意：“很好，很好。感谢书记的关心。”

阎兴山撒开手：“守谦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什么书记不书记的。你今年平四十了吧，我记得我比你大一岁，以前不是兴山哥、兴山哥的叫么，那听着多顺耳，咱还是那样叫吧。”

阎守谦不好意思地搓着手道：“那时候不懂事，书记你别见怪。”

阎兴山说：“你看你又来了。”这时候守谦娘听见人声从里屋出来了：“是兴山啊，守谦你也是的，就叫人家干站着，都不知道让兴山坐下？”

守谦这才慌忙拉过另一只圈椅，守谦娘放下手里正在纳的鞋底，倒了碗水端过来。阎兴山忙接过来：“婶子，让我来。我叔呢，游门去啦？”

守谦娘说：“兴山你还不知道你叔不喜欢游门？他说白天也有人想学识字，这不，吃了饭又去夜校啦。你们说话，我做我的活儿了。”说罢回了里屋。

阎兴山坐了下来，拿过圈椅旁边小桌上的线装古书：“你看的这是什么书呀？”

阎守谦说：“《康熙字典》。爹翻出来教夜校参考用，我是随便翻翻。”

阎兴山道：“咱叔也太认真了，庄稼人识几个字还用得上这么高级的书。”他端起碗喝了口水，问守谦道：“这回反右的运动咱们农村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

一提到这个敏感的话题，阎守谦身子明显抖了一下。好一会，他才嗫嗫嚅嚅地说：“这个，我也说不清，反正搞得很好吧。”

“你入党了没有？”

阎守谦说：“没有。我参加的是九三学社，跟我们赵宗复院长一个团体。”

阎兴山深表同情地问：“我听说你在运动里受了打击。其实每一回运动都有被冤枉的人，不过那也是形势到了，不由人的。你也不必太担心，我看过后一定会纠正的，你们赵院长没有受牵连吧？”

阎守谦说：“赵院长暂时没事。”

“暂时没事？”阎兴山问：“那就是说，反右多少也牵涉到他了？”

“那倒没有。主要是赵院长开始鼓励大家向党提意见的时候比较热情，后来在反击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不积极了吧。他说让人家提意见时，人家不提还要鼓励提，说是不提就是不向党交心；现在意见提得多了，又说人家是猖狂向党进攻，他转不过这个弯。所以划右派分子的时候，我们学院只报上去几个人。结果厅里说他离右派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了，重新派了工作队来，我就是工作队给增加成右派的。”

阎兴山说：“我听说赵院长在他爹赵戴文当国民党的山西省主席的时候就是共产党了，他那么高的水平还能犯错误？”

阎守谦苦笑了一下：“你说的是过去，现在这倒成了赵院长的包袱了。赵院长刚解放时不是当的咱们省文教厅长吗？他觉得自己是个干实事办教育的人，不适合当官，就推荐了一个年轻的副厅长接替，他全力办了我们这个太原工学院。听人说他这次挨批评，就是现在那个厅长点了赵院长的名，还说要追查他家庭出身和以前的历史问题呢。”说罢，他问阎兴山：“你怎么知道赵院长是老省主席的儿子？”

“是你们寺儿巷底老秦家小子秦庚申告诉我的，他那个时候在克难坡和太原给二战区干事，给梁化之当过副官。”

阎守谦突然兴奋起来：“太巧啦。赵院长就给我讲过他那个时候被梁化之关在省府的一个地下室，是几个副官把他放出来送到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跟前的。他记得其中一个姓秦，是咱们龙门县人，原来是庚申啊！庚申如今在哪里？”

阎兴山叹了一口气：“秦庚申前几年镇反运动的时候被抓去判了无期。他娘不吃不喝自己饿死了，老婆孩子也走了。你瞧瞧巷底，他们家就剩下那几眼破窑洞了。”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你回去见了你们赵院长，看他能不能替秦庚申说个话，就是不能放出来，多少能减几年刑也算。”

阎守谦黯然道：“赵院长如今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别说他不敢说，说了也没用的。这一回运动下来，我看他也被吓坏了，比我还害怕。”

阎兴山说：“依你看，这次运动上边到底想干什么呢？”

阎守谦说：“这个我真的不清楚，就是清楚了也不敢说了。这个世界上，弄不清楚的东西最让人害怕。正因为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弄不清楚自己错在哪里，更不清楚他以后还会做出什么更让人弄不清楚的事情来。兴山哥，我就是给你一个人说这话。要是在单位，打死我也不敢讲的。”



阎兴山同阎守谦握手告别，守谦一直把他送出大门。

临走时，阎兴山仍然诚恳地对守谦说：“你别熬煎，运动总会过去的，到那个时候就会好的。”

阎守谦也好像受了感动，总算说了几句让阎兴山觉得有价值的话。他说：“我不是为我自己熬煎，我是替咱们国家担心。我这个右派帽子摘不摘没什么，而且我知道它会像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帽子一样，戴上了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我熬煎的是把孩子也害了呀。你说的也对，这个运动会过去的，但是你瞧着：新的运动会一个接一个来的。兴山哥，你也要当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