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儿巷（17） 严德荣 长篇小说

世界需要强人，强人又反过来改变这个世界。同时，也将会改变每一个人的命运与生活。



在中国的农民们经历了“土改”，认为共产党的天下已经坐定了，自己的小日子也可以稳稳当当过下去的时候，他们绝不会想到，党的目标不仅仅是像历朝历代皇帝那样为一家一姓打天下坐江山，而是要开辟一个全新的时代，当前就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这是那个西方的大胡子哲学家几十年前就设计好了的一条路线。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的收归国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就是实现这个制度的第一步。早在抗美援朝进行期间，农村就用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形式一步步把农民们组织起来，这就是伟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阎家庄的庄稼人不断地听着新名词、跟着新政策，不停地改变着流传了几千年的生产方式。

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上边突然要求快速推进农业合作化的运动。阎兴山从镇上干部的嘴里知道了，毛主席亲自要求把农合社的数量再增加一倍，上边一些动作慢的干部已经挨了批评，说他们是“小脚女人”。根据上级的要求，阎兴山也闻风而动，开了小会开大会，开了大会又开小会，一番轰轰烈烈之后，“阎家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牌子挂了出来，几番会上动员和会下“做工作”之后，全村所有的农户都入了社。阎兴山得到了乡上的表扬，阎家庄村也领到了一面“先进单位”的红缎子锦旗。

也就是从此开始，阎兴山得出来一条经验：只要跟着上边走，就一准有好处。同时也尝到了一个甜头：把老百姓拢到一块儿，就等于把所有人的命运都攥在了自己手里，这样以后才更有权威，说话才更管用。前几年老百姓各种各的地，各过各的日子，只要不犯法，有些勤勤能干的光景过得好了点，就把他这个村长不当个干部了。如今一入社，他们没有了土地，没有了大牲畜，连犁耧耙耱都成了公家的，他们再能干球也不顶。阎兴山甚至这样子想：自己今后就是阎家庄最大的“大户”，说难听点：你们全村人以后都是我的长工了。



阎兴山自己就是一个农民，对农村的实际情况，他自认为比那些“各级领导”和各式各样的“工作队”要清楚得多。

作为一个传承了几千年的农业国，中国的农村已经发育成了一个相对可以闭锁的社会。形成了几乎每个层次的自然区域、行政区划都可以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模式。就拿阎兴山自己家庭来说：全家六口人，他自己、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他和妻子都是四十多岁正当年，下地种庄稼那都是家常活儿，五亩多平埝地和九亩山坡地打的粮食，除了纳粮跟吃饭之外，年年都有剩余。老娘也不是很老，平时带孙子、农忙时节做饭，还能给他们两口子减去不少负担；姑娘读完高小也能帮忙做些农活，但是他俩心疼这个宝贝女儿，很少让她去受庄稼地里的苦，而是待在家里学些烧火做饭、纺线织布包括绣花这样的女红，两口子一致的意思是给她找个在公家工作的女婿，目前就算是在“待字闺中”；两个小子一个在高楼镇上读初中，一个在村念完小，已经六年级快要毕业了。

除了十多亩土地，阎兴山离家不远还有一块半亩大的场院，其中一半的地面用石头碌碡碾得平平展展，作为收麦收秋时的打谷场，场角堆着一座高高的麦秸垛。麦秸不仅用来烧饭，更是牲畜一年四季的饲草，他家的牛厦就搭在场院的另一角，现在养着一头七八岁口的母牛和牠两岁的牛犊。牛厦旁边是一排暴厦，就是那种只有屋顶和后墙侧墙、没有前墙的房子，地下放着一辆钉铁轱辘木轮大车，还有一架木制的扇车，支着一座铡刀；墙根靠着犁耧耙耱等大农具，墙上钉着许多木头橛子，挂满了各式铁锹、镢头、锄头、镰刀、桑杈木杈禾叉以及绳索套项，墙角还有斧头、刨子、锯子、钻子等木匠使唤的家伙，甚至还有铁匠用的大锤、火钳跟一座铁砧。

阎兴山家的院子跟阎家庄许多人家一样，也是一个十样锦般的世界，除了北房和东西厢房供全家人衣食起居吃喝拉撒外，南院有一口用砖碹起的水井，井台往南是磨房，磨房旁边是划分成许多小块的菜地，一年到头不间断地种着大葱、茄子、南瓜、洋柿子和辣椒，还有宿根的韭菜和可以越冬的菠菜。几株果树长在墙根，有两棵杏树、一棵桃树、一棵梨树和两棵枣树。可能是祖辈人的爱好，南院地畔上还有一株多年的牡丹和一棵树冠很大的月月菊，此刻正第四茬开满了一树粉红色的花朵。

一个家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村就是一个社会。闭起门来一个月不出家门也饿不着渴不着，不出村一辈子也不怕风不怕雨。千百年小农经济的模式给庄稼人传输的就是“耕读传家”、“小富即安”、“知足常乐”、“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现在共产党的政府要把农民刚分到手没几年、甚至是祖传的土地统统收走，把许多人家拢在一起干活种地过光景，这对庄稼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亲兄弟还要分家，一家人还免不了争多论少哩。前几年的互助组不过做做样子哄哄上边的干部，如今又要办什么农业合作社，硬要把这么多人家捏到一块儿，能行吗，能长久吗？

但是下边怎么样说，都不顶事，报纸上把农业合作化运动可是宣传的热火朝天。上边定了的事，下级就只有执行的份儿了。农民们已经领教了共产党办事的魄力，从村干部到农户，明面上顺从的是大多数。阎兴山想：这就够了，只要有了这个“大多数”，自己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话说起来容易，事情办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农合社刚办起头几个月的时间里，阎兴山和他的党政班子成员一直陷入在许许多多具体的纠纷、不满和杂务之中。其中最好处理的是农民对丧失土地所有权的不满，阎兴山在大会上只讲了几句话就把这些情绪和言论压了下去：贫雇农还有下中农同志们，咱们的土地是怎么来的？是共产党给我们分下的；中农朋友们，虽然你的地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也懂吧；地主富农如果敢对土地入社不满，你们是想变天吗？

在牲畜和大农具归公的问题上，阎兴山就灵活多了。开始的时候，西巷和南巷都有人因为对牲畜作价过低不满，出现了把牛、驴杀掉了卖肉，把大车拆掉将木料作了它用的事情。包片的村干部把情况反映到阎兴山跟前，阎兴山私下里对他们说：这又不是集市上买牛现过现，空头的股份支票你就给他多写一点也没什么，只要他入了社，到时候兑现不兑现还不是上边一句话？



这一次入社，阎有才又凭着自己的本事占了一个大便宜。我们还记得“土改”时他因为刚刚把三十亩好地卖给了阎福庆，结果阎福庆划做地主成分被打死了，有才自己不仅成了贫农，还从阎福庆买去的地中分回了二亩四分地。这块地如今入社折成股份自不待说，关键是有才在北坡顶还有自己原来的一亩地，这一亩挂在坡上的地还分作了十八块，被村里人称作“十八坪”。

关于这块“十八坪”，还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

阎有才的爷爷一辈，还确实是户穷苦人家，除了給人扛活养家，唯一的土地就是北坡顶的“十八坪”。到了儿子也就是有才的父亲该娶媳妇的时候，就央了一位能说会道的媒婆出面，女方家长问起男方有多少田地，媒婆道：“他家那些地一共多少亩数我不清楚，只知道光地块就有‘十八坪’哩。”对方家境殷实，也没有较真查访，信了媒妁之言，就把女儿嫁了过去。成亲之后才听女儿诉说日子难过，丈人去女婿家对质那十八块土地的虚实，有才的爷爷把亲家领到坡顶仔细一数，十八坪地块一点不少。丈人哑口无言，然而女已成妇，木已成舟；覆水难收，后悔也无济于事。于是倾力扶助女婿，先是在“十八坪”的每块地上栽了一棵柿树，几年后就靠着做柿饼、卖软柿、淋柿子醋收入年年倍增，加之女儿能干女婿听话，不仅吃穿不愁，还修房置地，真的过上了好光景。

如今这“十八坪”的柿树已老，再加上蚧壳虫为害，一年已经收不了多少柿子了，阎有才也多年没有踏进这块地了。但是懒人有懒福，巧不巧赶上入社，这块地成了农业社主任阎兴山手里的一块烫人的乏炭，收不得也扔不得。最后只得按一亩地给阎有才入股。有才不干，说上边规定树木也要入股，自己那十八棵柿子树也得折成股份。这下阎兴山不干了，入社的人也一片声地不答应。于是阎有才就在村里开了骂，把一村人都告到了乡上。乡里头头大概也挨了骂，只得指示农业社按照阎有才的要求办事。这位老牌贫农从此得了经验，自后遇事便骂，一骂就灵。这是后话了。



就在阎兴山跟他的上级——乡、县、地区、省甚至更高一级的领导们一样，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带领着全村庄稼人迈向集体化的幸福前程之际，突然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跌了一跤，而且差一点使他没能爬起来。

其实真正从头说起来，这件事发生的并不算突然。我们都知道阎兴山有个宝贝女儿，名字也非常好听，叫做银杏。银杏儿五岁的时候，经媒人说合，许配给了阎家庄东边三里路柳家院村柳忠义六岁的儿子。那头媒人是个男的叫柳老七，也是阎兴山一个朋友，这头媒人是土改被打死的阎福庆的老婆。当时男方已经送过来了聘礼，四块银元、一对银镯，还有一挂银锁，那时按老社会的习俗来说，双方这就是已经“定话”，也就是订了婚。但是这十多年来从打走日本、国共内战、土改分田地、合作化土地归公，世事早已翻了几个个儿，再加上阎兴山当了村长社长以后一天比一天忙，已经把这件事忘在了脑后。

不久前，在阎家庄指导农业合作化的工作队队长、高楼乡的副乡长彭大凯在阎兴山家吃派饭时，见到了银杏儿，后来在一次跟阎兴山喝酒的时候，就拐弯抹角地提出来想让银杏儿做他的儿媳妇，他说他的儿子今年十九岁，初中毕业，如今跟着他，在乡政府里当通讯员。虽然现在还不是国家干部，但是上边很快就会给正式编制的。一块喝酒的两个工作队员也跟着给领导帮腔，阎兴山心中盘算一番，就借着酒劲答应了下来。直到晚上躺在炕上跟老婆说起这件事，银杏娘提出：女儿能嫁个吃公家饭的女婿当然好，可是老柳家那头怎么办呢？阎兴山这才拍起脑门来：他娘的，我怎么把这么大的事也给忘了呢！

好事变成了愁事，两口子商量了一夜，还是阎兴山定了主意：柳家那头就不管他了。反正这十来年也没有再来往，那个媒人朋友虽然见过几次面，但是也没有提过这桩婚事。于是在彭副乡长托了一位乡上的干部来做媒时，两口子就一口应承了下来。几天后，趁热打铁的亲家就让媒人送来三十元的定话钱和给女方买的一身成衣，银杏儿一试衣服，不大不小不肥不瘦正合身。阎兴山留媒人吃了饭，封了回礼，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两天之后，阎兴山那位朋友兼柳家男方媒人就上门了，阎兴山夫妇一见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大家也不需要拐弯说话，媒人直截了当提出，做人起码要讲信用守规矩，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应该做出一个女儿许两家的事情，他要阎兴山退掉新订的婚约，还说柳家已经准备好年前为儿子和银杏儿完婚了。阎兴山自知理亏，先是向朋友陪情道歉，并费了好多口舌解释自己并不是嫌贫爱富，银杏娘在一旁帮着丈夫说好话，并推托说女大不由娘，是银杏儿自己愿意找那个男孩的。但是好说歹说，媒人就是不认他们的理，最后丢下一句话：“反正我活了多半辈子人了，还从来没有学会把说出来的话嚥回去。你又不是**的孩子，如今也算是在咱这一带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你看着办吧。谁屙出来的谁把它吃光舔净就行了！”

阎兴山追出门外，对着朋友的背影也嚷了一句：

“老子就是这样了。你告诉姓柳的，乡里县里由他去告，要杀要打随他的便。”

银杏娘忙把丈夫拽了回来：“这事是咱们有错在前，多说点软话赔个不是，把当时定话的东西退回去，不行再多掏点钱不就行了。亲戚不成也不能弄成仇人，多说那一句话，你嘴巴痛快了，谁知道会捅下什么乱子来。”

果然，第二天天刚黑，柳家院的人就来了。那柳忠义弟兄众多，子侄亲朋加在一起，黑压压地就来了半巷的人，一下子就把阎兴山的门口围了个严严实实，口口声声喊着要**的阎兴山出来。阎兴山虽然要强，也明白“光棍不吃眼前亏”的道理，他插紧了门栓，隔着门缝跟外面的人辨理，就是不出去。银杏娘虽然也怕得不行，还是赶忙打发在家的二小子翻后墙出去，让他紧些跑去找阎福庆婆娘来门口跟柳家的人说好话。阎兴山听着老婆如此吩咐，忙给二小子加了一句：

“叫了阎福庆婆娘以后，再去南巷叫阎吉明，就说这里有事要他帮忙。”

他老婆忙说：“叫那害货做啥哩，你还怕事情闹不大？”

阎兴山瞪了老婆一眼，呵斥二小子道：“你等什么，还不快去！”

就在外面的人已经不耐烦了嚷着要砸门进家的当儿，阎福庆婆娘拐着她那双“解放脚”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过来。她拨拉开门口几个年轻人，找见柳忠义：“好我的忠义兄弟哩，你这是要怎样哩？咱们有事说事，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干啥？”阎福庆婆娘的娘家就是柳家院的，所以他这样称呼柳忠义。另外这些年顶着个“地主婆”的帽子受欺负受怕了，也想在这件事上替支书多说些好话落点人情：“这桩事的原原本本咱们都清楚，银杏儿后来许亲的事我也知道。要说起来，这事儿兴山有错，可咱们也有不是的地方呀。咱们两家定话还是日本人在的时候的事了吧？可这朝代都换了几个了，咱这么些年连一身衣裳也没有给人家银杏儿扯过，这总是咱的失误吧？”

柳忠义被她这番话说得也是一愣。半会才说道：“就算失误，也不是他姓阎的一个女儿许两家的理由吧？祖祖辈辈婚姻大事哪个不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你还是咱孩子的媒人哩。这不声不响地就把咱甩了，他一家子不要脸，我还要脸哩！”

阎福庆婆娘说：“我还不知道兄弟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要脸，兴山也不是那种歪说斜行的人；既然咱有失误，就不能让人家也有个考虑不周的地方？昨晚柳老七给我学说了，我听他说兴山两口子也是对咱赔礼道歉直说好话，就是气头上话赶话说了几句不中听的。再说如今新社会了，政府一天喊叫反对包办婚姻，咱那老理儿行不通了。我知道兄弟你肚量大，遇事想得开。我让兴山把门开开，咱们进家里把话说透。定话时那些东西，我一两天就给咱送回去，你放心，只会多不会少的。”她见柳忠义不言声了，又回头对那些年轻人说道：“你们都听我这当姑的话，别惹事啊。”说罢就过来叫阎兴山开门。

阎兴山两口子在门洞里听得清清楚楚，心里都服气阎福庆婆娘的嘴巴，也感激她为他们解了围。听见叫门声，阎兴山马上就把门栓拔了出来，拉开门扇，迎着柳忠义陪笑叫了声：“忠义哥，咱进屋吧。”

阎兴山话音刚落，就听着巷道那头一阵“嗵嗵嗵”的脚步声，一伙人瞬间就跑到了门口，领头的正是阎吉明。他朝阎兴山问了句：“书记，就是这个老家伙吧？”没等阎兴山答话，伸手揪住柳忠义胸前的衣襟，当心窝就是一拳，柳忠义猝不及防，叫了一声就倒在了门口。阎吉明喊了声：“都给我打，朝死里打！”一伙人就抡开了棍棒。柳家院的人这才明白过来：“这姓阎的真歹毒，原来刚才是缓兵之计呀。”一个个忙奋起迎战，二三十个人就打在了一起。

几个柳家院的小伙闯进了阎兴山家里，他们本来是空手，现在就操起门洞和院里的顺手家伙，遇见什么砸什么。巷道里只听见黑影里棍棒声和喊疼声不断，尽管阎兴山声嘶力竭地喊着住手，头上腿上也不知道被谁敲了两棒子；阎兴山的二小子护着她娘，阎福庆婆娘护着柳忠义，身上也都挨了几棍。终究还是柳家院的人多，慢慢占了上风，一直把阎吉明那伙人打出了巷口。阎兴山这才回到门口，向阎福庆婆娘唤了声“嫂子”，又对着柳忠义不住叫着“哥”。柳忠义也不理他，让人扶起自己，说了声“咱们走”，一群人就在黑暗中你搀我扶的出了阎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