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柳宗元的“一世声名”

永济柳园中的柳宗元塑像 （资料图）

祁世坤/文

余秋雨在《柳侯祠》一文中写到，柳宗元南贬永州是帝王投他入一座天然监狱，然而也使他和自然相晤，写出了《永州八记》高峰性的文学构建。南迁柳州，作为朝廷棋盘上的一着棋子，他在这里虽曰政绩，但用笔墨润饰，文采斐然，成就了一种文化现象。

是的，柳宗元自青年朝官时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两次南贬，可谓是半世沉沦，然而却成就了他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一世声名。他对诏回京都欣喜若狂，途中吟诗《汨罗遇风》，这是南贬永州十年得诏回京时的心态。然而现实是骨感的，二次南迁柳州，照他的说法，“官虽进而地益远”，显然又是一次变相的处罚。但他依然做着再度回朝之梦，以致在梦灭之后，亦然提出最低的要求，“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刘禹锡）”，终了还是客死在他乡的柳州。

（一）

柳宗元曾在给许京兆孟容书中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他还念记着儒家“三不朽”的信条，即“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也正如《礼记》中说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他也说“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在其中”，又有“事业无成耻艺成”的观念。也许，他没有想到此后他会进入中国古代散文大家的殿堂，不过当时却有一个人看到了他日后的价值，那就是韩愈。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说：“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矣，而自肆于山水间。”

韩愈这里说的“词章”，古代指有作者思想感情又讲求艺术修辞的作品。在此是说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俟罪非真吏”的他闲居更加刻苦用功，博闻强记，赋诗作文，文章汪洋恣肆，含蓄深沉，精深博大，横无际涯，正是他纵情于山水间之所为。又说假如他遭受贬斥的时候，有人极力推举，也许他会被朝廷任用不至于穷困潦倒；如果他遭受贬谪时间不长，穷困也没有达到极度的地步，那么他的文学辞章也一定不会盛传于后世；即使让子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做到一时将相，以此易彼，哪个是得，哪个是失，人们也定会辨别得清。

韩愈说的文学词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柳宗元写的山水诗文。柳宗元的山水诗文，写活了一个永州，对此，欧阳修说：“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陆游说：“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宋人汪藻说：“盖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长安四千余里，极南穷陋之区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闻天下，先生为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独非幸欤！”这段充满感情的话，今时读起来仍倍觉亲切。柳宗元的永州十年，是他思想和文学建树大功告成的十年。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形成有客观和主观条件。宋代宰相王安石慧眼独识：“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于彼哉！”（《临川先生文集》）正是指这些人。这个群体于一贬再贬的南贬中自强不息、愈挫愈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文化现象。王安石是从自强不息的精神层面评说的，当年的“八司马”群体也是他共勉的精神助力。这“八司马”，再次南迁时成了“五司马”，柳宗元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他对重振柳氏政坛雄风依然念兹在兹，以致为此抱恨终身。

（二）

到了现代，毛主席曾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这其中“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本是刘禹锡的观点，是柳宗元同韩愈的论战中，刘禹锡助战柳宗元，在《天论》一文中提出的。毛主席这段语评，指出了柳宗元思想的哲学本原，是对柳宗元文化现象境界的升华。

司马迁《屈原列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他去国后的忧愤忧思，“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屈原《天问》提出170多个问题，问天问地，问宇宙，问社会，问人生，是屈原流放吟于泽畔的深长之思，柳宗元的《天对》归纳为140个答问。柳宗元、刘禹锡和韩愈究天人之际的一场论辩意义深远。柳宗元的《天对》，提出了“唯元气存”的观点，肯定了宇宙的物质性。他的《天说》更见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如他说的朝代更迭“受命于生民之意，非圣人之意也”，帝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反对“君权神授”。他的《封建论》大篇，亦见其唯物史观。柳宗元否定周公的封（诸）侯建国之为，否定周之封建制，肯定秦的郡县制，因而提出一个重要信条“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唯图不提文武周公。

柳宗元对先儒的思想有历史继承。为青年朝官时，他就着手写作《贞符》，贬谪期间完成大作《贞符并序》。其文主旨讲大唐的纯正品德是受命于百姓，而不是受命于天。汉代董仲舒与汉武帝对话说，夏商周三代君王受命于天，是有祥瑞作为符征，而后的史学家也大都为之附和，柳宗元直刺他们是“邪恶巫婆”和“瞎眼太史”。他在《封建论》中否定“君权神授”说，指出社会的发展是“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也正如他在《伊尹五就桀赞》中说的“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这即指人民群众的意愿，是这种“势”的作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哲学观和唯物史观，又是他民本思想的本源，他主张“吏为民役”，亦见他思想的时代前瞻，至今有着现实意义。

柳宗元在思想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除了哲学思想、统合儒释的观念、民本思想和“势”的社会历史发展观外，还有“顺乎天性”的教育理念、“观游为政之具”的观点、“民利民自利”的伦理经济思想等，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

柳宗元的文章有许多骤爆的亮点。章士钊先生在其《柳文指要》中指出“柳宗元为从来反封禅之唯一文家”，又说“子厚自幼好佛，并不等于信佛。求其道三十年，自不足言信仰”。柳宗元“统合儒释，宣涤疑滞”，同他汲取诸子学说“皆有益于佐世”的思想是一致的。他的“通其说”，是将中国本土化的佛教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机融合。他研究道学，却反对道教的迷信和虚妄。他在古代散文发展史上与韩愈齐名，有“韩柳”之称，两人发表文章600余篇。他的“九赋十骚”，对此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他的山水散文，正如明人张岱所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他的诗歌以高简明净的唐诗风独辟蹊径，成为“韦柳”一派的代表。《古观唐集》说“能嗣响古诗正音者，韦柳也”，他的近体诗有着一种盛唐味道，“唯宗元能继盛唐之嗣响”，而“起列盛唐”。他的山水田园诗，宋人指其“雄深简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谢”。《中国全史隋唐五代文学史》指他为唐五大山水田园诗人的“王孟储韦柳”（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之属，其“柳诗擅长炼字造句，他的字句考究，恰似五彩飞虹，点点都成颜色”。

柳宗元是他所处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他的一些思想颇为超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亦见逆鳞之举，也见为民请命之为，这些方面都与那个时代的正统观念不合。因此他在南贬之中也曾发出“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书》）的悲怆之音。我们似见从历史忧伤中走来的柳宗元，这当是封建王朝对文化精英大施淫威带来的效应吧！

然而，也正是那个时代造就了文化巨人柳宗元，历史已给他注定了而后的永世光辉，以致千百年后的今天，人们纪念他的热情更见炽烈。据中国书友会、人民网文化频道、搜狐网读者频道2007年度“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中文作家”评选活动显示，柳宗元位列第七，他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40位顶尖级文化名人。现今，他的历史建树归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并同当代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结合，正在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事业助力。

笔者又从何满子先生《未来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的书序《鲁迅，最受诬蔑的人》中得到启示：“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归根究底是由于其能创造文化的文明，而文化和文明的伟大创造则是历久不衰乃至是永恒的，谁记得神圣罗马皇帝？人们永远讴歌但丁的《神曲》；谁记得詹姆斯一世或伊丽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亚却永远是英国人的骄傲；谁记得魏玛大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的各国帝王们？但歌德却光辉奕世。”唯有文化和文明的创造者永恒，即罗曼·罗兰所说的“以心而伟大的英雄，才是推进文明，延泽永世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柳宗元正是这样以心而伟大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