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津水土河津人

河津人争强好胜的性格自古就有，这与其险恶的自然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其最早应追溯到大禹治水。

尧舜时期，因为气候原因，中原地区连年普降大雨，导致洪水泛滥，民众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面对这一自然灾害，尧王决心要消灭水患，造福于民。于是，他遍访天下治水能手。在群臣和各部落首领的举荐下，鲧挑起了治水的重任。鲧采用堵的办法，治水九年，毫无效果。尧王去世后，舜帝开始操理朝政，他首先革去鲧的职务，将其流放到羽山，又命鲧的儿子禹来治水。大禹是一个贤良之臣，他并未因舜处罚了自己的父亲就怀恨在心，而是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带领伯益、后稷和一批助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遍了当时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他吸取父亲堵截治水的教训，采用疏导的方法，疏通水道，万水归宗，东流入海。

禹凿龙门是大禹治水的杰作。《禹贡》记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大禹将黄河水从甘肃的积石山引出，疏导至梁山时，不料被龙门山挡住。龙门山高大险峻，洪水无法通过。大禹察看地形后，决定凿开龙门，引水出山。在当时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大禹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历时四年，大功告成，三过家门而不入，创造了人类治水史上的奇迹。后世感念大禹治水的功绩，沿河修庙筑殿，供奉“神禹”，又将整个中国称为“禹域”，意思是禹整治过的地方。自此，人水和谐，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养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成为中华民族真正的母亲河。这也成为河津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的重要依据。

大禹凿开龙门后，河急浪高，洄游的鲤鱼受大浪冲击，难以越过龙门。据《辛氏三秦记》记载：“河津一名龙门，禹凿山开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而岸不通车马。每逢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过者便化为龙。”诗仙李白亦有诗云：“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所以，后来人们把“鲤鱼跳龙门”作为河津精神的写照。

兼容并蓄

兼容并蓄是河津人性格的又一大特征。确切地说，河津人并没有那种狭隘的地域观念和盲目排外的思想，更多的是搭伙拾柴，共同发展，至今这一观念还在延续。这种性格的养成与河津众多的码头文化息息相关。

河津坐拥两河，水运条件十分优越。从汉代开始，这里就是西北与华北的货物集散地。大量的煤炭、粮食、瓷器、木材等物资通过黄河、汾河航运到各地。历史上，黄河河津段著名的码头有船窝、龙门、清涧、苍头、连伯等，汾河渡口有苍底、马家、黄村、百底等。每年春秋两季，河水丰盈，大量的货物通过航运到长安、潼关、洛阳等地，在繁荣当地经济的同时，也有力地支援了周边各地。

以龙门渡口为例，历史上航运业发达。民国时，水路由禹门口出发，上行可至陕西北部、甘肃、内蒙古，下行可至陕西潼关，往东到河南灵宝，往西到陕西长安、咸阳等地，往来船只有一千多条。龙门街从西沟到渡口长达数里，两旁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有“东公司”“西公司”“久福盛”等十几家著名商号，还有饭店、杂货行、药材行等百余家店铺，生意兴隆，市面红火，年交易额均高于县城。据龙门禹庙碑记载，当年修缮禹庙时，黄河沿河十六县均有捐款捐物，当地商铺、个人捐资达287余家（人）。由此可以看出河津人的包容性，这种特性也一直影响着后人。

近年来，河津民营企业发展迅猛，多数企业大量聘请外地能人参与管理。龙门村还将部分长期在本村企业工作的外地员工聘为荣誉村民，让他们在分红、住房等方面同样享受和当地村民一样的待遇。

崇德尚义

崇德尚义是中华文化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以重视礼义廉耻、奉行仁孝、忠义、诚信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崇德尚义、爱国为民在河津这片土地上发芽生根，留下了很多典故。这种精神根植于河津人的骨子里，生生不息。

春秋时期，现清涧一带冀地，是晋大夫郤芮的采邑。郤芮之子郤缺，德行高尚，因受到朝廷猜忌，辞官回乡，朝耕暮耘，和睦邻里，尊敬妻子。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的故事被传为佳话。他们夫妻曾经耕种过的田地，被称为“聚德田”，冀地也被称为“如宾乡”。

在河津，大唐名将薛仁贵、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董其武更是崇德尚义、爱国为民的典范。

薛仁贵，绛州龙门县修村(今河津市城区街道修村)人。他以武安邦，以武定国，成为唐初名将。他与贤妻柳银环一十八年的寒窑故事已经成为中国式爱情的代言。薛仁贵戎马一生，其超凡的军事才能，爱国爱民的品质更是中国将领精神的体现。史书评价薛仁贵“骁悍壮勇，为一时之杰，至忠大略，勃然有立。”薛仁贵之后，薛家五代十四人都是将领中的“佼佼者”，用鲜血和战功塑造了民族英雄团体典范，为后世传颂，更成为河津人的骄傲和荣耀，世代河津儿女的榜样和典范。

董其武是河津市樊村镇固镇村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民国八年考入学兵团，民国十三年参加国民军第二军，开始他的戎马生涯。他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绥远抗战、忻口战役、太原战役等，是著名的抗日将领。天津、北平（今北京）相继解放后，他审时度势，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以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率绥远军政人员通电起义，首创当时著名的“绥远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其武被任命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董其武一生践行传统美德，廉洁自律，堪称儒将风范。1980年，董其武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河津的好儿女，也是国家的好将领。党和人民评价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一生为国为人民”“生为民族精英，死而风范长存”。

尊师好学

孔庙是儒教圣域、文庙之首，是纪念祭祀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身后能从祀孔庙是儒者的最高荣耀。在河津历史上，曾有三人从祀孔庙，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他们的治国理念、道德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后世，龙门曾一度成为培养治国贤才的基地。这是河津历史上极为光彩照人的一页。

卜子夏西河设教桃李芳菲。卜子夏是孔子的十哲弟子之一。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卜子夏守孝三年后，应魏斯祖父魏桓之邀，于公元前475年来到晋属西河设教，时年32岁，直到87岁去世，葬在了阳村街道东辛封村，至今墓祠仍在。子夏西河设教，使河津成了继孔子东鲁设教授徒后的全国第二个教育基地和文化传播中心。子夏的教学内容是经世之需，为人之道；教学目的是修德启智，保国安民。他倡导“有教无类”，不论出身，凡入室求学者，均平等对待。在教学方法上，他不拘于一郡一域，四方游走，广而教之。丰富的教学内容，灵活多变的教育方法，使子夏在西河教育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西河这块土地一时成为各国学子学习儒家思想的中心。子夏门下的弟子贤能济济、人才辈出，李悝、吴起、公羊高、谷梁赤等高足学子，安邦定国，功勋卓著。魏国君主魏斯尊子夏为师，请教朝改，是子夏一生最高的成就，实现了他“不为王侯骄，而反为王侯师”的志向。

王通河汾门下名冠隋唐。王通是隋末大儒，龙门通化人。隋文帝仁寿三年，王通西游长安，受隋文帝召见，奏《太平十二策》，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为所用，便离开京师，回归乡里，在黄颊山白牛溪飞云洞设教授徒，听讲者多达数百人，史称“河汾门下”。门下学子有绛郡通守陈叔达、隰县县尉房玄龄、巨鹿道士魏征等，这些人后来均成为唐初名臣，是贞观之治的忠实实践者。王通在我国教育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时人誉称其“至人”“王孔子”。

薛瑄河东学派源远流长。薛瑄出身于教育世家，他的父亲做儒学教谕40余年，尽职尽责，教绩卓著。受其父辈影响，薛瑄把投身教育作为自己终身追求。他为官清廉，刚正不阿，被誉为“铁汉公”。其晚年致仕后，回到故里，设教讲学，传道授业达二十余年，他治学有方，著书立说，撰写了《读书录》《读书二录》等重要理学著作，创立了对明一代学术影响极大的河东学派，在明代理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对明中叶以后理学唯物主义者和明初启蒙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为明代关学中兴奠定了思想基础。薛瑄的实学思想和学风，贯穿于他的一生教育实践活动和整个思想体系，因而被誉为“笃实践履”之学，薛瑄本人也被称为“学贵践履”的“实践之儒”。

河津历史上的三次设教讲学，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百代人文薪火相传，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河津近代史上曾书院林立，文事兴盛，学养至上，贤达辈出，受到后世的敬仰和称颂，同时也养成了河津人尊师好学的品格。近年来，河津人的这一特性得到发扬光大，捐资建校、兴教育人在河津蔚然成风，不少学子从这里走向全国，甚至世界。

勇为人先

河津人把对荣誉的追求刻在骨子里，无论官方民间，凡例种种，不胜枚举，处处争先。从争强好胜、兼容并蓄，到崇德尚义、尊师好学，河津文化集聚着智慧的能量，也给河津勇为人先提供了动力。从古至今，不少河津人想了就做，做就要做好，已成为一种共识。

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河津人抢抓机遇办厂、开矿，一时间，从北到南，家家点火，处处冒烟。短时间内完成了原始积累。随着政策的调整，他们又第一时间感知发展方向，关小上大。2003年，河津经济发展一跃进入山西经济发展前列，率先在全省进入全国百强。近年来，河津人又瞄准新能源、新材料，加快发展速度，建成龙虎榜企业超十家，在运城市遥遥领先。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脊梁与灵魂，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永续发展的经络和血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龙门的自然山水滋养，数千年龙门文化的教化，养成了河津人独特的性格和精神，这些精神的传承对现实发展具有深刻意义，助推了河津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吴晓征

河津地处山西南部，运城市西北隅,襟带河汾，层峦雄踞，大河奔涌，物华天宝，人文积厚，名贤辈出。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先民们挥洒热血，播种耕耘，创造出了灿烂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地理环境滋润，绵长历史文化的传承，养成了一方群众争强好胜、兼容并蓄、崇德尚义、尊师好学、勇为人先的特性。笔者试图从地域文化发展角度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