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河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在华夏文明史前时期，河东是中国原始人类聚居的集中区域，积淀了极其深厚的原始文化基因；在华夏文明起源及其发展进程中，河东既是华夏先民的活动中心，又是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代，河东是新兴封建势力的策源地，晋与三晋文化的主要载体；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河东文化的发展构成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的一股文化强流，集中再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本质特点。概言之，河东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国家形态的雏形

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充分说明，运城乃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所言：“晋南地方是当时的‘帝王所都’。‘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帝王所都’意味着古河东地区曾经是华夏民族先祖创建和发展中华文明的活动中心。”

毋庸置疑，虞舜时期，已经建立了早期的国家。《左传》等书籍中已有这种说法。帝尧晚期，虞舜已经取代帝尧掌握了权力，《史记·五帝本纪》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唐尧时期，“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史记·集解》刘熙云：“天子之位不可旷年，于是遂反，格于文祖而当帝位。”虞舜建立的国家为有虞国。有虞国的主要官职有：四岳、十二牧、司空、司徒、士、共工、虞、秩宗、典宗等。此外，虞舜还将一些有高尚品德且能力很强的人或者部落首领提拔到重要岗位上，使之发挥作用。同时，还对guan员的政绩进行考评，使各个部门都能很好地履行职责，使有虞国出现了一个繁荣的局面。

虞舜时期，还初步制定了刑罚，即所谓的五刑（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大辟等）。

以上足以表明，虞舜时期，已经建立起国家的雏形。

农耕文明的肇始

农耕文明是黄河文明的第一个形态，而地处黄河中游的河东地区，则是农耕文明的肇始地。上古时期，河东地区的人口多居住在高原上，这里的黄土属黄壤，既柔和，又肥沃。由于临近黄河，加之汾水、涑水等便利，为种植业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

约4500年前，原始部落里的人们只知靠果实、猎物果腹，常为寻找食物而四处奔波。而一个名叫“弃”的人发现粒食，培植五谷。尧帝听说后，封他为“农师”，让他教民稼穑；虞舜执掌天下后，更是赐他姬姓，号曰“后稷”。

《史记·五帝本纪》载：“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樯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又载：“稷是为古梁地，背藐姑，右玉碧，据稷峰以为障，连汾水以为襟，俗尚淳朴，勤稼。”考古专家还在稷山一带发现石器遗址多处，出土的农耕工具有石斧、石锄、石铲，还有加工、纺织、狩猎工具，如石磨、石杵、石纺轮、陶纺轮、石镞、石刀、石镰等，出土的农作物有粟、黍、高粱及麻类等作物。这些可靠的文献记载和出土的先民所使用的劳动工具和经营的农业作物，在印证后稷稼穑在此地的同时，也印证了社会发展历程的艰难和久远。

无独有偶，西阴遗址的“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与师村遗址的“石雕蚕蛹”，距今已有5600年—6500年，充分说明聚居此地的先民们业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并为“嫘祖养蚕”的传说提供了考古学上的支撑。

因此，后稷教民稼穑和嫘祖养蚕缫丝，皆发生在河东地区，绝非偶然与巧合。一食一衣，一男一女，他们是华夏先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的杰出代表，同时也进一步证明，河东地区乃华夏农耕文明的策源地。

民本思想的萌芽

民为邦国根本，民以食为天，固本就要安民，安民就要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

据《尚书》载：“‘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舜对十二州的州牧告诫说，为政首先要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让百姓有饭吃，千万不可失农时。政务当先要安抚百姓，安抚远方之民，也就能安抚近处之民，安民要广行德信，推行善政，尤其要远佞人，切不可使他们干预朝政，如此诚信会昭于四方，蛮夷自会宾服。

众所周知，河东盐湖的食盐生产，自古就是靠太阳蒸烤，天然结晶成盐。天然结晶的过程中，最喜南风阵阵吹来，以助水汽蒸发、食盐快速结晶。

一天，舜来到盐湖，看见南风徐徐吹来，盐业丰产，盐工们忙碌收获丰收的食盐。舜心怀激荡，抚琴而歌《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这是有关舜歌《南风歌》的较早记载，真实地记录了舜关心百姓们盐业生产的动人场面，体现了舜关爱民生的思想。如今，《南风歌》不仅是古代圣君的一首诗歌，而且演化成为一种行为规范，凝练成为一种关爱民生、体现民本思想、宣传德化、展示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载体。

伦理道德的母源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也就是说，从虞舜开始，中国才有了明确的道德原则。由虞舜始创的“明德”，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上古文明社会的发展。“明德”既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也为人类的精神文明构建提供了朴素的道德范畴。有了虞舜在教化基础上所提供的“明德”，中国才真正由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也正因为有了开创道德教化的首功，虞舜才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先祖和道德文明的始祖。

据《尚书》载，帝尧要四岳向他推荐帝位的继承人，四岳即以虞舜为荐。虞舜在当时只是个平头百姓，为什么举荐他呢？四岳提出的理由是：“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即是说，虞舜是在父母及弟弟都对他很不友好的前提下，却能与他们和谐相处，像这样孝心淳厚的人，由他来治理国家，应该是不会坏事的。仅因虞舜的“克谐以孝”，尧帝便同意了四岳的意见：“我其试哉！”尧帝所“试”的结果如何呢？《尚书》接下来说虞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即是说虞舜向百姓宣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常法，人们皆能顺从。

虞舜首开社会道德教化之先河，用德来治理老百姓。孔子“祖述尧舜”，总结虞舜的经验，将这种教化概括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仪来约束，老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而且守规矩了。

虞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已绵延了四千多年。舜文化中的一些精神仍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扬光大，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积淀为一种民族心理，构成了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文化精神。

诚信精神的滥觞

据《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帝不仅把帝位让给了大禹，还把治国理政的“十六字心传”授予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简言之，“人心”与“道心”的差别主要就是“私”与“公”的差别，也是“正”与“邪”的不同。修身正心，就是要让“道心常为之主”，让“人心听命于道心”。

在“十六字心传”中，虞舜在中华文明史上首先提出了“诚信”之思想。“允执厥中”之“允”，《说文》的解释是：“允，信也。”其重点是强调了“心”的作用，强调要保持“道心”的精纯和“道心”守护上的专一；而“精”与“一”的结合，就是正心诚意，二者的统一凝聚在“允”字上，亦即诚信之上。

而生于河东的关公，无疑是诚信精神的践行者。守信用、重然诺，这是关公的重要品质。关公与刘备一日结义，终身恪守，无论环境如何艰险，诱惑多么巨大，从未动摇。关公在曹营虽受厚恩，然“常怀去心”，曹操感到不理解，派张辽去探问。关公则明确回答，他曾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对于曹操的恩义，他则“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一诺千金，说到做到。在解白马之围后，他毅然决然离曹而去。

纵观关公的生平活动，诚信是其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关公已成为诚信的化身。

廉政意识的发轫

毋庸置疑，尧舜奉行的以“为民公仆”“节俭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执政理念，开启了中国传统廉政思想之先河。同时，中国传统吏治制度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如官吏的选任与管理，对贪腐的惩罚与处置，在尧舜时代都已出现。可以说，中国先民追求廉洁从政的思想最先在河东这方水土开始萌芽。

尧舜时代，遵从原始社会公正民主之遗风，在首领（即帝，又称天子）的选任上，基本采取民主推举的方式。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历史上著名的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部落联盟首领是根据德才由大家共同推举产生的。

当时，对guan员的任命也是先征求下属意见，以免有失公允。尧尊重人才，善于使用人才，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他常常采用试用的方式。舜曾经召开十二州（当时天下分为十二州）的首领大会，讨论guan员的任命，任命了包括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法官）等在内的二十二名guan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二十二个guan员中，有一个特殊的职位叫“纳言”。“纳言”这个官职实际上是舜的上传下达的谏官，负责搜集臣民的意见，是民主议政、公平正义的表现形式之一。

尧舜时代不仅产生了原始粗糙的官职，而且也开始了对guan员的监督与考核。黄帝时设置的监察地方（各氏族、部落）的左右大监，在尧舜时期被他的继承者沿用下来，这是后世监察制度的开端。

尧舜还严惩贪腐。舜的司法官皋陶认为，不肖之徒居官，就会搞乱天下，因此应根据天意来惩罚他们，用五刑来处理他们。在皋陶制定的昏、墨、贼等罪名中，“墨”就是指因贪婪而败坏官纪，是专门针对guan员贪腐而设置的罪名，犯了“墨”罪，要被处以死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舜在中国清廉制度建设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创设了谤木。他担心自己有过失，人们无法当面指出而在背后议论，就在交通要道旁树立一根木柱，上面横绑一块木板，让人们将天子的过失尽情地写下来。从谤木身上，似乎可以看到当代意见箱的影子。

法治传统的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法治思想。远在尧舜禹时期，已经出现“罪”“刑”“罚”“法度”等法治概念，孕育形成中华法治的文化基础。

上古氏族社会，在“天下为公”的原始民主基础上，主要是依靠伦理道德习惯力量来维持社会公共秩序和确立人们的行为规范。对于严重伤害氏族部落利益和黎民百姓权益的行为，以及外族的侵扰等，还要给予惩处。这就产生了最初的原始刑罚，孕育生成初始的法治萌芽。在《尚书》等典籍中，留下了上古时期法治创始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

其一，早在尧舜禹时期，已经有了法治组织及官职“士”，皋陶是史载最初的司法官。

其二，尧舜禹时期已经形成“五刑”，并刻画在器物上，公布于众。对刑罚的处置方式、地点等均有规定。其中出现的“刑”，不单是指刑法，也是法的通称。这是华夏法治建设的源头。

其三，尧舜禹时期已经提出“惟明克允”，强调公正公平执法原则和措施，甚至使用“羊獬”神兽帮助审判等，特别是共工、鲧也被流放处罚，体现了“guan员”与百姓法度面前平等的法治理念。

其四，上古先贤初步说明了法治产生的社会原因，这就是内部存在扰乱损害社会生活的现象，外部有外族侵扰，致使外患内乱。这显示了法的实质是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的集中反映。

其五，上古时期形成的执行刑罚“弼辅教化”“德主刑辅”的法治观，礼与刑、德与法是治理国家的两种重要手段，彰显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先进思想。

其六，舜对司法官皋陶提出“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的要求，表明上古先民的法治思想中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思维。

此后，河东先贤传承光大尧舜禹创始的法治理念，顺应时代需要，勇于变革创新，先秦时期即已形成比较完整的法治体系，标志着中华早期法治思想的真正形成。这就是以古晋国与魏国法家为代表的法治建设成果。

商业经济的开端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历史和盐》中曾认为，“中国最早的文明，实兴于河东盐池附近”，同时考证出商贾的“贾”字来源于“盬”。《说文解字注》中讲：“盬，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因此，可得出结论，中国最早的商品为盐，最早的商人为盐商，而河东地区也就成为商业文明的起源地。

盐在人类生存、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尧舜禹都城皆建在盐池附近，利用独特的地域优势，促使部落发展强大，社会文明进步，形成了早期国家雏形。盐池无疑成为夏、商、周三代的经济基础。春秋时期晋文公同样充分利用地域优势，推行“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第一批富商的出现。晋国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军事的发展，并逐渐强大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猗顿在河东地区的出现，开创了中国商业史的先河，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富商，被人们称为商业的鼻祖。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猗顿，鲁国人，原为耕读人家，后因生活所迫，走投无路，便向富商巨贾陶朱公请教致富之路。陶朱公传授其“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的八字真经，也就是说，要想快速致富，就要备养牛、马、猪、羊、鸡五种母畜。因此，猗顿便在盐池附近精养“五牸”，发展畜牧业，在此基础上又广泛种植桃树、杏树。不仅如此，猗顿认识到盐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在有了雄厚资本之后，开始利用盐池制盐贩盐，将盐运往各地，从而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在运输池盐的同时，从西域各地带回珠宝投入市场。畜牧业、运输业、珠宝业共同造就了富甲天下的猗顿，为河东盐商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三晋商业，始于贩盐，盐业兴盛，始于河东。猗顿作为山西商人乃至中国商人的杰出代表，其成功与河东盐池息息相关。

秦建华 段利民/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