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中国为什么是运城

一、运城叫“古中国”所在地的依据

第一部分：史料记载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要对“帝王所都”进行追根溯源，至少要追溯到尧舜禹部落时期。尧舜禹时期，上承“炎黄”，下启夏商周三朝代，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时期，为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尧时创建的具有高度礼仪的“唐国”，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深深地打下了国家的烙印，表现出中国早期国家机构的雏形。

在很多的经史典籍中都有对“中国”一词及位置的记载。我们需要考证的是，这些典籍中所记载的“中国”与运城的关系。

（一）关于 “河东”之说

1、《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商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

2、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河东地形极好，乃尧舜禹故都，今晋州河中府是也。左右多山，黄河绕之， 嵩、华列其前。”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

3、《汉书·地理志》：“河东，地平水浅，有盐铁之饶，唐尧之所都也。”

（二）关于“冀州”之说

4、杜预《注》曰：“灭亡，谓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

5、孔颖达《疏》曰：“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

6、《吕氏春秋·有始览》：“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路史》：“中国总谓之冀州。”《日知录》：“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以为中国之号。”

7、《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云：“《世本》又言，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按经传曰，夏与尧、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行，乱其纪纲，乃底灭亡。’言自禹至太康，与唐、虞不易都城也。然则居阳城者，自谓禹避商均时，非都也。”史学泰斗刘起釪先生在《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冀州的原始地境在晋南”的观点。同时，对“夏是冀州之人，晋南——夏人之故墟，夏人西起晋南然后东进豫境，晋南陶寺、东下冯等地的夏文化遗存提供了铁证”四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证。（原文附后）

（三）关于“鸣条”之说

8、《史记·十二本纪·秦本纪》：“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於鸣条。” 鸣条在运城夏县之西、安邑镇北，可见夏商之际的“中国”，在运城这一带。

9、《晋地理志》、《太康地道记》：“虞旧都安邑鸣条地带”。这就是说，尧先都蒲坂，后迁平阳（今临汾）。舜先都安邑鸣条，后移都蒲坂（今永济蒲州）。禹都安邑，实际上是现在夏县境内的禹王城。

（四）关于“南河之南”之说

10、《孟子·万章上》：“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11、《史记》：“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硃於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硃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硃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硃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运城发现的舜帝遗址说明这里是帝舜之都，即古中国之都。

（五）关于“都城”之说

12、《汉书·帝王本纪》：“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13、《通典》（唐·杜佑）：“尧旧都在蒲。”

14、《十三州记》（北魏地理学家阚骃）:“蒲坂，尧都。盖帝尧都此，后迁平阳。”

15、《帝王世纪》：“尧为天子，都平阳。禹受舜禅，都平阳，或于安邑，或于晋阳。”“舜所营都，或云蒲坂。”“安邑为尧舜旧都，后为夏禹都。”

16、《通典·州郡典》：“蒲州，唐尧所都蒲阪也。”“安邑，尧舜旧都，今县西有鸣条陌，汤与桀战于此。”运城安邑尧舜旧都即古中国旧都之地。

（六）关于其它之说

17、《水经注》：“雷首，俗亦谓之尧山。山上有故城，又曰尧城。”

18、《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夏墟”就是山西南部汾河谷地。夏代都城“安邑”就是今天的夏县。

19、《史记·天官书》：“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於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 文中的河指黄河，山指华山，也就是说华山及黄河以南为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已经大致是指黄河华山以南的中原地区了，当然仍包括运城等晋南地区。

第二部分：考古发现

（一）“古中国”的孕育

从考古界发现世纪曙猿到文明圣火，再到半个蚕茧，充分证明运城是人类的发源地，是人类最早滥觞之地，是孕育“古中国”最好的佐证。

1、世纪曙猿的发现。1916年，北洋政府实业顾问、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沿黄河两岸调查矿产资源时，于运城市垣曲县寨里村附近土桥沟发现了中国第一块始新世哺乳动物化石，把始新世哺乳类动物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起点。1983年，美国卡耐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道森博士，对垣曲盆地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在古城镇寨里村土桥沟发现了一块偶蹄类头骨化石，中国考古专家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具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特征的曙猿化石。1995年5月，他们又在垣曲发掘出一对带有几乎所有牙齿的世纪曙猿下牙床，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有关曙猿的生理材料，中美科学家把垣曲发现的这种曙猿取名为世纪曙猿。1997年，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童永生、黄学诗、美国北伊利诺斯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古生物学家丹尼诺·基博再赴垣曲，又找到了世纪曙猿的一些跗骨化石。

曙猿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垣曲世纪曙猿的发现，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这样，中国就很可能是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灵长类动物的发祥地，运城市垣曲则成为最早的人类发源地。

2、文明圣火的发现。1961年至1962年，考古学者在运城市芮城县西侯度文化遗址考察时，发现了人类用火的痕迹，经古地磁法测定，距今至少在183万年以上。因而学术界认为，西侯度人点燃了人类第一把文明圣火，开创了人类的用火史，当为“人类烹调之祖”。这一发现，把人类用火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多万年。

3、半个蚕茧的发现。1926年，我国考古学者在运城市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这枚标本，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运至台湾，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1986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根据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的半个茧壳照片，用丝线仿制复原，得知茧长1.52厘米，茧宽0.71厘米，茧壳存留部分占全茧的83%。茧壳的切面平直且发光，证明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是被人工割过的。这次考证还证实，结出这枚蚕茧的是家蚕而不是野蚕。这半个蚕茧及考证结果，正是生活在河东一带的先民们人工饲养家蚕的物证。

（二）“古中国”的诞生

在运城发现的禹王城遗址、东下冯遗址、蒲州古城遗址等等，都是对运城作为“古中国”京师、天子统治的王国的最好证明。

1、禹王城遗址。位于运城市夏县禹王乡的禹王村、庙后辛庄、郭里村一带，传说禹曾居此，故俗称禹王城。据考证，禹王城即春秋战国时的魏国国都安邑城，也是秦、汉及晋时的河东郡治所。1959年、1961年和196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曾对城址进行 3次调查。1967年对中城南部汉代冶铁遗址进行发掘。禹王城为保存较好的东周及汉代较大型城址。

2、东下冯遗址。位于夏县，是夏商时期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典型遗址，其年代经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左右。其中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物有石、骨、铜、陶等不同质地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兵器、乐器等，青铜镞、凿和石范的出土，表明当时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东下冯遗址的发现，对了解晋南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内涵，探索夏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发展以及夏商文化的变迁。

3、蒲州古城遗址。位于运城市永济西南约17公里处黄河东岸，传说中的舜都蒲板即位于此。《帝王世纪》云“尧旧都在蒲，舜都蒲坂。”由此可知，早在部落联盟时期，蒲坂一带就是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第三部分：后人论证

（一）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观点

1、 “史有‘中国’之称，正当尧、舜、禹建都之时。尧、舜、禹建都在今河东境内，故河东运城是最早称‘中国’的地方。”

2、中国——观念形态与政治实体的形成

距今四五千年间，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人们使用大石磬与鳄鱼皮鼓随葬，反映社会发展到比红山文化更高的阶段。他们使用的具有明显特征的器物群，包括源于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斝，到真正鬲出现前的完整序列，源于红山文化的朱绘龙纹陶盘、源于长江下游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

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运城)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是在此时，所以史称舜继位要‘之（到）中国’。后人解释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即‘帝王所都’。而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华）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甚至包括江南的古文化都相聚于此。这倒很象是车幅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这样，我们所讲的‘中国’一词，就把“华、龙”都揽到了一处了。

3、中华一统概念从理想到现实

距今四千至两千年间，经历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又称“三代”，到秦统一。《史记》说：‘秦以兵灭六国，并中国。’这个‘中国’不同于五帝时代和舜‘之中国’的那个‘中国’。已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从词义上讲没有不同了。这个转变过程这样理解呢？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统中国从理想到现实，就是距今四千至两千年间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夏商周三代至秦各国“逐鹿中原”的结果。从陶寺以来的晋地（指晋南）恰恰在“逐鹿中原”这个大政治漩涡的边缘社会生活比较稳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春秋时期有句谚语“楚材晋用”。近年考古发现，从距今四千年前到西周中叶，晋地的陶鬲一直是沿袭陶寺文化那种“斝鬲”的有筒腹结合三袋足的传统。这足以说明，对秦人的统一事业，晋人曾做过“铺垫”作用。

小小的晋南（运城）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

4、苏秉琦先生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说：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晋南兴起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群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基础。

5、国史的核心是一立体交叉，多次重复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与这一国家形成的历史同步发展，“中国”的概念也相应地经历了“三部曲”的发展。古史所载万邦林立的“尧舜时代”，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还只是承认万邦中有一个不十分确定的中心，这时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是“共识的中国”。而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天下”。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变成现实的是距今2000年前的秦始皇统一大业和秦汉帝国的形成。

以上均摘自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仿古寻根记》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二）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的观点

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说:“炎黄素被敬为华夏始祖。‘华夏’一词缘何而来，据传在渭河流域古华山之下有一只远古农业部落对‘花’情有独钟，用花卉图案装饰彩陶，以花为图腾和族徽。古‘华’同‘花’，又有日光之意，正符合远古部落崇拜太阳，向往光明的普遍心理，因此‘华’成为这支古部族的族称。

在距华族不远的汾河流域有一片广阔肥沃的平原，一支由西而来的部族，迁徙于此，不仅感叹这片土地的壮大伟美，因其方言中‘夏’字正有此意，于是他们称这片土地为‘大夏’，他们也就成为‘夏人’。相传华人与夏人都属于炎黄嫡裔，两者地理位置又十分相近，文化特征趋于相同，于是逐步融洽成为‘华夏族’，创造出辉煌的华夏文化。”由此可知，“华族”、“夏族”就是生活在河东地区的同一个华夏先民，汉代以后称为汉族。

（三）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姚荣龄先生对河东多次考察后认为：“中华”的“中”，指的是太行山系的中条山，“华”指的是秦岭山系的华山。而“华夏”一词中的“夏”，指的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夏民族，它的繁荣正是以尧舜禹的活动为特征，其史迹范围就在河东一带。

（四）文化学者王学樵先生的观点

秦统之前，部落聚邑，以城为“国”，“国”有万千。它最早出现在尧舜禹时代，它的最初含义是指“京师”，即帝王建都的地方。而天子建都之地为“万国之中”或“中央之国”，故称“中国”。又因尧舜禹建都在运城，这就是运城被称作“中国”的由来。

上古最早有“中国”之称始于尧舜禹时代。陶寺遗址等地考古发掘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国家的雏形。《帝王世纪》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因此，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帝王所都”之地都在河东，最早称“中国”的地方，只能是河东这块风水宝地。

有人以河南历史上有“中土”“中原”“中州”之称，认为“中国”一词只能是指河南，这是缺乏分析的。“中国”之称是从尧舜禹时代就开始有了的，那时候的京师在河东的平阳、蒲坂、安邑。如前引述的《史记·五帝本纪》：“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这里的“中国”当指平阳、蒲坂。河南虽亦有许多地方较长时间亦称“中国”，但是在尧舜禹之后，不是“最早”。 至于“中土”“中原”“中州”都是周、秦甚或以下才有的名称，更不足为据。（原文附后）

（五）文化学者邓解放先生的观点

清代虞乡县令顾月化等在虞乡县《文庙崇圣祠重修碑记》中说：

“中国之名始於尧舜禹，中条五老授其河图九书而治于天下。初立疆都，依中条而竖其国，谓之中国。

先尧让舜，舜禅之禹，均属中都之国，亦称中国。”既然中国一词指的是“京师”、“帝王之都”，那么什么地方是帝王最早的“京师”、“帝王之都”，就应该是中国的起源地。

大家公认中国之名始於尧舜禹。那么尧舜禹所建之都就应该是中国的起源地。《阚骃十三州记》云：“蒲阪，尧旧都，盖尧亦都此，后迁平阳。”蒲阪是尧最早的“帝王之都”；尧禅让于舜，舜都蒲阪；蒲阪指的是虞乡; 禹受舜禅让，也建有王城，禹王城，这个王城后称王官城的地方也在虞乡境内。（见《左传》文公三年秦伯伐晋，也见《虞乡县志》王官城）。该碑文中的“依中条而竖其国，谓之中国”。可见这里的中条、蒲阪、禹王城指的地方都是虞乡。只有虞舜所建的部落联盟曾称为“虞国”或“虞朝”，历史学家曾有“虞、夏、商、周”之说。

所以习惯地说中国之起源，应从舜帝起。这从司马迁的：“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可得到证实。

司马迁的这句话，应这样理解：帝舜践天子位的地方，就是中国，舜帝在蒲阪建都，那么蒲阪就是中国。舜都蒲阪指的是虞乡，可见司马迁早在二千年前已将虞乡称为中国了。

（六）1988年全国普通高考语文试题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所以史称舜即位要“之（到）中国”。后人解释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即“帝王所都”。而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华）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甚至江南的古文化都相聚于此，这倒很象车辐聚于车毂，而不象光、热等向四周放射。这样，我们所讲的“中国”一词就把“龙”和“华”总揽到了一处。距今四千至两千年间，经历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到秦实现统一。《史记》说：“秦以兵灭六国，并中国。”这个“中国”不同于舜“之中国”的那个“中国”，从词义上讲，已经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没有什么不同了。

（七）2005年全国普通高考语文试题中有这样一段论述：考古学家在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发现了商代城邑遗址，引发出商代历史地理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中条山横亘于山西南端，这里山势和缓，并没有想象中的悬崖峭壁。它的北面是汾运盆地，南面是黄河谷地。从侯马到垣曲，正是跨越了这两个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中条山正处在中国文明起源的黄金地段。中国在古代习称“华夏”，而“华”与“夏”都同中条山有关。“华”字得自华山。“夫中条之山者，盖华岳之体也”，古人把中条与华山看作一体，只是被黄河割开。华夏的“夏”，得自“大夏”、夏朝。在考古学上，代表夏朝的“二里头文化”地兼中条山的两面。历史文献中说中条山以北有“夏墟”，南面偏东一带是“有夏之居”。看来夏朝的地域，确实是跨越中条山南北的。地理学强调“人地关系”，夏族与中条的“人山关系”也应当具有独特的内容。已有考古学家撰文，讨论中条山脉在资源上如何支持了夏族的兴旺。至少，中条山有丰富的铜矿，中部北侧又有巨大的盐池。历史地理学家关于河流哺育古代文明的论述已经很多，而山脉如何对文明做出贡献尚缺乏讨论。

山间奇材，往往是山脉的重要价值所在。不过，从地理空间关系的角度说，山脉的意义则多在于阻隔或护卫。从宏观人文地理格局上观察，从中条北面翻越到南面与从南面翻越到北面，意义是不一样的。中条山北面的汾运盆地是一个群山环绕比较封闭的地区，这里的人们可以过安定的日子，但若求大的发展，就必须冲破自然屏障，向南跨越中条，进入黄河谷地，进而东向伊洛，春秋时代的晋国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强国之路。反之，从南面北越中条，往往是强者的入侵行为，商朝势力曾向北扩张，虽有改朝换代的政治意义，但不算是了不起的社会巨变。

史书所记尧舜的传说多在中条以北，这或许暗示着夏族的渊源所在。因为夏朝的影响力的强大，汾运盆地便成为法统观念上的崇高区域。商人灭夏，定要翻越中条占有汾运盆地，意义不仅是获得这片肥田沃土，还要在法统观念上最后征服夏人。从动态地理格局上观察，垣曲商城可能是商朝势力翻越中条的一个进退据点。

（八）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中国最古的文明，实兴于河东盐池附近。我想夏、商、周三代的国都大体上都位于消费河东池盐的地区，毫无疑问，盐池就是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中国商业的起源也同盐有关系。最初的重要商品恐怕就是盐，最早的商人恐怕就是晋商。”

一、“中国”概念的出现

在我国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古人认为天圆地方，中国位于正中，“中国”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西汉之前的商周时期，“中国”这个概念就已经大量使用了，目前，我们可以从三部《春秋》和《尚书》及其《诗经》中都可以查阅到“中国”这个概念。不同的经典，对“中国”的理解不尽相同。周代文献中“中国”一词有五种不同含义:一指京师，即首都；二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三指中原地区；四指国内、内地；五指诸夏或汉族居住的地区和建立的国家。

（一）“国”的概念

1、南宋郑樵编撰的《通志》上说：“伏羲但称氏，神农始称帝，尧舜始称国”。

这则史料说明：尧舜时期有了“国”的概念，在此之前，国家的形态尚未形成，黄帝、炎帝、颛顼等古帝建都的地方，都还不能称为“中国”。

（二）“中国”指京师、天子统治的王国

2、《诗经·大雅·民劳》中，诗说:“民亦劳之，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馁四方。”意谓：西周的人民非常辛苦劳累，乞求能过上安康的生活。要惠爱西周的京城，进而安抚四方。此处的“惠此中国”的“中国”一词，就是指西周王朝的“京城”，也可以说是天子统治的区域。

3、《公羊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楹灭，获陈夏啮。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其言灭获何？别君臣也，君死于位曰灭，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其言获陈夏啮何？吴少进也。” 通过《公羊春秋》对“中国”概念的使用，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虽然在春秋时期的中原之人就已经有了“中国”与“夷狄”的概念的区分，但是，《公羊春秋》中的“中国”，是指君主统治地区的意思，“夷狄”则泛指为一切被统治地区。

4、《左氏春秋·僖公二十五年》：“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 ：“德以柔中国，邢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 ！”乃出其民。”

5、东汉经学家、训诂学家刘熙在《释名》中说：“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

（三）“中国”指中原地区、诸夏或汉族居住的地区

6、《管子·匡君小匡》：“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书以誓，要于上下荐神。然后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于阳谷，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垒，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寝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 从管子的这段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排列在一起的情况看，当时的管子，也没有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当成是外国，而是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中国诸侯国”排列在一起。管子这里所说的“中国”，也是纯粹的地理概念。

7、《史记·秦本纪》：“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以上史料说明：一是尧舜禹时期有了“国”的概念；二是至少在商周时期，有了“中国”的概念；三是当时的“中国”，既有地理区域概念，又有京师、京畿之地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