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强华:贫苦是一座免费的学校

贫苦是一座免费的学校

董强华

夜深人静时，萦绕于脑海的，常常是我十八岁之前在故乡丈八村的几件往事。始终难忘那段艰苦岁月，对如今的好日子更是感恩。

一是老屋被日本侵略者烧光，三迁窑洞才算有了家。

我生长在稷王山周边的丈八村。1940年6月，日本侵略者第二次侵占了我们村。我家的房子被烧毁，全家五口人四处逃难，幸亏父亲人缘好，他的两个朋友先后接纳了我们这一家。我们挤在董银宝家在贾家岭新打的窑洞里，共患难一年多。后来，父亲向东沟底一个朋友刘子厚求借住处。得到同意后我们又住到刘子厚家一孔破窑洞里，将就了两年多。这孔窑洞所在的东沟底出行困难，正常的生产、生活难以起步。这时候父亲找到另一个老朋友董文友父子。他父子俩慷慨解囊，借给我们一部分粮食。父亲用这些粮食买了杨树岭半沟一处破烂的窑洞院，好在院外还有几小块沟坡田可以耕种。用父亲的话说，“总算有了咱自家的立足之地了”。此时已是1945年。

杨家岭的家比起暂栖身的贾家岭和东沟底的窑院自然强得多，但面对我们家分散在村南、村东、村北等零碎土地，耕作起来却非常艰难。我家住在沟底，出门必须爬一里多很陡、很窄的十多个梯田坡，才能到坡顶。记得有一次下大雪，院子东南角的露天茅坑早已坑满外溢，父亲在病中十分着急，年仅十四岁的我担着两个大瓦质的茅罐，踏雪爬坡，把茅粪送到村北刘家段的自家地里。路很远，也很滑，担到那里我已经筋疲力尽。还有一次担粪时，天已黄昏，离我不远处有一只狼在雪地里嚎叫，吓得我毛骨悚然。我们家每一次牛圈土杂肥堆积严重时，父亲会借朋友家的毛驴驾着耧，让我牵着毛驴，把土杂牛粪一趟一趟送上坡顶。每一趟上坡前我总是提心吊胆，因为驴、骡的特性都是起步就冲坡，这在陡而窄的坡上很容易碰到两边的崖上，后果会不堪设想。在我的印象中，别人家把毛驴摔成重伤或摔死的事故都发生过。好在我总是小心翼翼，没有出过大事。

杨树岭的家，我们一直住到1952年，才迁回丈八村里。

二是九岁起三次当苦力，读小学四次搬校址。

日本侵略者第一次入侵我们村是1940年初，离村是1943年末。当时，我被抓去当苦力，修炮楼，还不足十岁。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我们村成了阎锡山“二战区”的属地。我被阎匪抓差在稷山县修过城墙，也在稷王山上修过防御工事。1947年冬天，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县大队与阎匪展开拉锯式斗争，稷王山附近一带各村成立了农会，有了村政权，丈八村就属于解放区了。从此我们才彻底摆脱了日本侵略者和阎匪的欺压。

我十一岁时在丈八村上了小学，小学是1945年后，在丈八村东沟一家私人破窑洞里开办的，教室条件极为简陋，学生坐的全是土坯、砖块。上学的学生不论年龄大小，都从一年级读起。在学校我算年龄小的，年龄大的有十七八岁。这个小学开学不到一年，因为在东沟孩子上学距离太远，于是把学校迁回村北巷的一幢私人旧房里。不久，因房主要回来住，又把小学迁到村里另一处私人房院。后来小学还搬迁过一次。这就是我上的小学，四年搬了四处校址。就是这样的小学，村里还有不少孩子因家庭困难未能上学。

三是家里牛犊遭日本侵略者枪杀，我牵小母牛去清河村。

父亲常说：“做庄稼没有牛，就像耍把戏没有猴一样，没法开场。”以前因为穷，我家多年没有一头牛。直到在东沟破窑院借住时，家里才添了一头小牛犊。父亲和母亲把这头小牛当作宝贝，精心地饲养着。忽然有一天祸从天降，日本侵略者钻出炮楼骚扰村民，从远处开枪把我家心爱的牛犊打死了。心痛万分的父母无奈只有以泪洗面，全家人气愤地痛骂了一顿，但能找谁说理呢。

我们在杨树岭安家后，父亲东借西凑，又买了一头小母牛犊。一年后母牛犊发育到配种期，但我们村没有公牛，需要到12公里外的清河村配种站为牛配种。父亲患病不能外出，很不放心地让我牵着小牛犊去清河村。我那时还不满十五岁，也不知道清河村在哪里。父亲详细交代了去清河村要路过下王尹村、三交村的路线，再三叮嘱我路上一定要小心、要多操心。

我牵着小母牛犊，一路打听着到清河村为牛配了种。返村时，刚出清河村已是太阳过午。我虽带有干粮，但牛没有喂午间草，一路上见野草就啃，所以走得很慢，赶到丈八村时，天已黑了下来。家里人早已焦急地站在一块高坡上，眼巴巴地盯着杨树岭顶。当远远地看见我牵牛的影子时，父母和姐姐、弟弟都高兴地大声吆喝起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两年后的1950年，不到十七岁的我高票当选为丈八村行政村长。当时驻村监选的二区区长徐汉民说：“你父亲去世时，你才十六岁，村民对你家很担心。结果你能吃苦、有心眼，配合你母亲把这个贫困家庭支撑起来了。你任居民组长兼读报组长，干得很好，获得干部群众一致好评。你当选村长，区上很满意，相信你肯定能干好。”

几十年来，徐汉民区长的话一直激励着我负重前行。十八岁之前在丈八村的日子，也让我深刻理解了“贫苦是一座免费的学校”。